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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勇 感悟常识 今天  要不要邀请俄国参加巴黎和会？ 各国在1918年夏天就已经从俄国撤走了外交官。到了1919年年初，几乎所有外国报纸的通讯员也都走了。陆路交通被战斗切断。即便能拍电报，收发也要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到巴黎和会的筹备阶段，唯一可靠的信息渠道是斯德哥尔摩，那里有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和会期间，对和平缔造者来说，俄国就好比是月球背面，他们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 不邀请俄国代表参会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克列孟梭就持这种观点。俄国背叛了协约国的大计，听任德国处置法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列宁，按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把土地和资源让给了德国来换取和平，这样他便可以保存火种，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千年。德国由此获得了急需的原料，也有机会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到西线。在克列孟梭看来，列宁的做法自然是解除了协约国对俄国的所有承诺，其中就包括允许俄国使用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海峡。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原则上说俄国还是个盟国，而且还在同德国交战。归根结底，德国人在1918年11月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就自然废除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不管怎么说，俄国不在就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在和会的各种讨论中，所有事情都必然牵扯到俄国，人人都同意只有对俄大方针确定了下来才能把讨论的要点定下来。芬兰、新出现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波斯，都参加了巴黎和会，但是只要俄国未来的状态与领土范围不明确，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就无法最终敲定。 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担忧 战后和平缔造者们担心革命思想的扩散，但扩散的不一定非得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思想。大战的幸存者们既疲惫又焦虑。过去一度稳固的组织、帝国、帝国的政府以及军队，如今都烟消云散了。而且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也不知道会由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欧洲在战前就是个欲望无止境的地方：社会主义者想要更好的世界，工人想要更好的工作条件，民族主义者想要自己的家园。这些欲求在1919年再次活跃起来，因为社会充满变数，可以有大变革的梦想——也可能是秩序崩坏的噩梦。葡萄牙总统遭刺杀；等到了1919年，巴黎还会出现个疯子，要杀掉克列孟梭；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已经夺权。虽然在慕尼黑只掌权了短短几天，但在布达佩斯的时间要长得多。1月份在柏林，6月份在维也纳，共产党人都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未能成功。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怪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头上。 如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扩散，既是欧洲各国政治精英的担忧，也常常成为他们相关政治诉求的借口。当罗马尼亚占领俄国比萨拉比亚省时，或波兰向乌克兰进军时，它们都说这是为了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大利代表警告说，若是拿不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爆发革命。和平缔造者们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来互相威胁。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说，如果和平的条件太过苛刻，德国就会布尔什维克化。 劳合·乔治的方案 劳合·乔治向最高理事会提出了他的方案。在他看来有三个选择：第一，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把它和外界隔绝开来；第三，邀请俄国人来见和平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要算在内。前两个方案已经进行了一些：俄国领土上有协约国士兵，而且协约国也封锁了俄国。但这两者似乎都没奏效。因此他自己倾向于最后一个方案。他设想，他们可以帮俄国人一个忙，说服俄国内不同的派别相互谈判，尝试达成停战协议。 劳合·乔治给出的三个选择都有道理，但和平缔造者们拿不定主意。每个方案都有人反对。介入并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孤立俄国会伤害俄国人民；让布尔什维克代表出现在巴黎，或者其他什么西方的地方，就有可能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更别提会惹恼保守派了。 整个和会期间，协约国都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对俄方针。说要推翻布尔什维克党，态度不够坚定，但表达出的敌意又足以让他们觉得确有其事。不幸的后果由此产生，西方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 协约国在俄国的干预行动一直是混乱的，各国目标冲突，且互相猜忌。这样协约国已经展开对俄干预就无法奏效。如此，劳合·乔治第二个选择便成了法国的政策，那就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关在俄国境内。在巴黎和会期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尽全力在俄国周边建立国家，例如波兰。这样做有个优点，而这一点对法国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制衡德国。而且这道壁垒还可以防止德国和俄国合兵一处。 之后，和平缔造者也试图按劳合·乔治的第三选择做出各种努力，都没有任何进展。这时巴黎和会已经接近尾声，德国人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没有时间来处理俄国的事情了。条约中有一条简短的条款，只是说未来协约国与俄国之间签订的任何条约，或者条约的任何部分，都必须被承认。另一条条款给俄国留出了索要赔偿的可能。其他的对俄方针还是像过去一样含混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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