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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使俄罗斯成为世界革命发源地，也使西方国家失去传统的广大市场。
所谓“俄罗斯问题”实质是如何对付十月革命和随之兴起的欧洲革命高潮问题，不解决这个“俄罗斯问题”，战胜国要建立的“和平与秩序”就难以稳定，甚至打败德国的“胜利果实”也有被革命“吞没”的危险。 威尔逊疾呼: “世界着火了，我们是在跟布尔什维主义赛跑。” 丘吉尔强调: “俄罗斯问题”是“整个形势的关键”，不处理好这个问题，“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胜利”。 1、巴黎和会上的“俄罗斯问题”实际上，巴黎和会正式开幕前, 10人会议便开始讨论“俄罗斯问题'了，更早在1918年春，协约国已经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之后，便开始了直接的武装干涉。 11月，德国战败，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立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迅速解放德军占领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 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从摩尔曼斯克、黑海到远东地区也不断失利，红军几乎在所有战线都转入攻势。 这样, “俄罗斯问题”，更加使它们焦急万状，也给巴黎和会“笼罩上一片乌云”，从而使“俄罗斯问题”成为巴黎和会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 其中除了要决定是否邀请俄罗斯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外，主要是要在武装干涉、同苏俄谈判和在苏俄周围建立“防疫线”这三者之间作出选择。 法国政府认为：“布尔什维克制度由于缺少粮食、运输能力和贷款，只要拒绝承认它，把它“作为敌人对待，它是支持不下去的”。 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将军，主张组织欧洲十字军东征，摧毁布尔什维克制度。 法国军方强调有了训练有素为数不多的协约国军队，只要付出不大的代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苏俄击败。 英美也有人积极主张扩大对苏俄的直接军事干涉，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建议巴黎和会设立协约国俄罗斯委员会和专门的军事小组，制定作战计划，同时要求对苏俄发出最后通牒，限红军10天内停止向前推进。 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对苏俄的直接武装干涉活动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借“和平”名义不断玩弄外交手段，同时主要寄希望于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这样一些俄国白匪，并从财力物力上，包括武器、弹药、粮食等方面支持他们。 苏俄为实现真正的和平，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多次通电协约国，建议双方举行和平谈判，消除敌对状态，并表示只要对方停止经济封锁，停止武装干涉，停止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支持，苏俄愿意实行大赦，讨论沙皇俄国战前欠下的外债等。 2、从武装干涉到和平演变但是英、法、美各国对苏俄的呼吁充耳不闻，拒绝同苏俄进行任何正式接触，同时劳合·乔治提出一个召集俄国各派代表到巴黎讨论它们之间的分歧、实现俄国“和平”的构想。 威尔逊支持劳合·乔治的构想，但也引起法国的异议。 克里蒙梭不赞成劳合·乔治的构想，因为他认为苏维埃政权支持不了多久，没有必要召开苏俄参加的俄国各方会议，他尤其不能允许苏俄代表出现在巴黎，担心这会更加激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 但是在劳合·乔治提出俄国各方会议另觅会址后，克雷孟梭接受了英国的构想。 最后，英、法、美三方由威尔逊出面，于1919年1月23日向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建议：2月15日在土耳其马尔马拉海的王子岛，在协约国代表参加下，召开俄国各方代表会议。 但威尔逊拒绝向苏俄发出正式邀请、以免造成承认苏俄的错觉，同时他要求会议期间俄国各方必须实现停火。 由劳合·乔治设计、威尔逊出面提出的这项建议，主要目的是阻止红军前进，争取时间解决它们焦虑的“俄罗斯问题”。 但是，苏俄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揭露帝国主义阴谋，还是于2月4日作出积极的答复，并表示为促成会议成功准备作出重大让步。
但是，巴黎的“俄罗斯政治会议”在法国官员支持下，强烈抗议威尔逊的建议是专横的、不道德的。西伯利亚、南俄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各地白匪，也声明拒绝和布尔什维克妥协。 结果，关于王子岛会议的建议刚刚提出便告吹了。 王子岛会议流产后，国务卿豪斯推出了早些时候在威尔逊授意下酝酿的另一项计划，即派遣美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威廉·布利特秘密去苏俄，同苏俄领导人进行非正式接触。 这项活动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布利特及其随员一行三人，2月下旬由巴黎出发，经伦敦、斯德哥尔摩、彼得格勒，3月初抵达莫斯科，9日开始同苏俄高级官员契切林和李维诺夫进行非正式谈判，并会晤了列宁。在双方都作出让步后，12日达成了关于停战议和的原则协议。 但是当布利特于3月末回到巴黎时，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拒绝了这一协议，威尔逊还指示对外否认布利特的莫斯科之行。 因为，这时高尔察克已在东线发动攻势，共产国际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在3月里相继建立，“俄罗斯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了。 3月25日，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提出一项英、法、美共同接受的新政策，其所谓“新”，实质是利用和支持俄国白匪，坚持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不再由它们自己出马。 威尔逊说：
这就是说，从威尔逊起便设想在武装干涉失败之后，寄希望于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演变”了。 3、苏俄从世界革命到和平演变的转变在战争时期，苏俄政府实行的是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政策，与帝国主义者打交道主要体现在军事上的较量，希望通过战争激发起西欧革命的火焰，烧毁帝国主义世界。 帝国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关系是你死我活。 这种思想当时在俄共(布)中央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1920年12月6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说：
所以，当时党中央的主要外交战略就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而激起欧洲革命。 在他们看来，只有欧洲革命，才能使俄国革命取得最后的成功。1918年夏，契切林曾经说，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革命攻势。 然而，因为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先后被镇压，欧洲革命出现低潮。 这是俄共最高领导层必须考虑的客观现实。所以，作为总决策师的列宁于1920年初就认为，西欧不会很快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改变了自己和党以前的判断。 既然西欧革命不会很快爆发，那么俄国革命若取得胜利，就必须靠自己的艰苦努力，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以便长期地保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就需要政策的转变。 列宁认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之后，苏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苏俄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时期。 4、与资本主义贸易的缘由早在 1918 年初，苏维埃国家就曾设想转向长期和平建设，但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实现。 1919年12月2日，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苏俄“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但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一直阻碍着这一工作的进行”。 直到20年代初，两个体系国家之间某种“均势”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国家对苏关系两种趋势的出现，才在国际上出现了苏俄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新局面，即由直接武装冲突过渡到和平共处的新时期。
而苏维埃国家国内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迫切要求尽快摆脱国际上孤立局面，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延长和平喘息时机为持久和平，“同一切国家建立更持久和更巩固的和平关系”。 和平共处是苏维埃国家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针。 早在革命胜利以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确定了和平外交的方针。 十月革命后的《和平法令》，宣布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方向和基本原则。 20年代初，列宁又多次论述过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和具体政策。 1920年2月18日，列宁对美国《纽约晚报》记者提到，苏俄与美国的和平共处的基础是互不侵犯和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他指出：
同年2月21日，列宁在谈话中又生动地指出：
对外贸易是苏维埃国家的有力工具。在对外关系实践中，贸易往往是打开孤立局面、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先行官。 当外国武装干涉刚刚结束，立即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交时机尚不成熟，过分强调容易使局势复杂化，而建立贸易关系则比较容易入手。 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不仅有可能，而且具有重大经济、政治意义。
从经济上看，虽然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依靠国内的资源和力量，但对外贸易可以协助和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并可适当地取得经济建设的补充力量和资源。沙俄经济本来落后，又加长期战争破坏, 1920年大工业生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6。 为了克服恢复经济和进行建设的巨大困难，苏俄建国初期更需要加强与外部的经济联系，甚至“不得不寻找同敌对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取得经济合作的方式和方法，以便获得必需的机器”。 从政治上看，抓住对外贸易这一中心环节：
总之，抓住对外贸易这一环，可以突破一点带动全盘，逐步打开外交孤立的局面。 5、苏俄的改革开放——“租让制度”1922年9月8日，苏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鲍·克拉辛曾和英国垄断巨头莫克瓦尔特签订了一项租让条约。 规定将其原有企业租让99年，这意味着苏俄把一个最富庶地区和巨大企业，在整个世纪都租让出去，条件堪称苛刻。而英国垄断集团不仅拒绝给苏贷款，反而力图无理排斥苏俄代表参加讨论黑海海峡问题的洛桑会议。 有鉴于此，苏俄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拒绝批准该项租让条约。 在这一基础上，苏俄准备采取“租让制度”，将某些重要资源、森林、矿山甚至工厂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 1920年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租让制的法令。 在一定时间内让外国资本家通过剥削获取利润，条件是承租人必须遵守苏俄法律、特别是劳动法律，并付给苏俄一定代价。 列宁对租让制的评价采取了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租让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苏俄是大有好处的。 它有利于发展苏俄生产力，改善经济状况，把一些当时本国无力开发的资源、无法开工的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使之得到开发、运转；又可以通过租让制，使企业建立现代化技术装备，并使苏俄职工学习到现代化管理知识和科学技术。 为了发展现代化石油工业、苏俄甚至准备出租格罗兹尼和巴库油田的1/4。
列宁指出，出租格罗兹尼和巴库油田的 1/4，“我们就能利用它来使其余的 3/4 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 列宁曾多次强调实行租让制，对苏俄“在经济上的利益是无可争辩的”；认为没有租让、就无法“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 另一方面，他又再三指出：“租让并不是和平，它也是战争”; “是在另一个领域内进行的战争”。 以前的战争是靠“坦克、大炮等进行的，现在战争将在经济战线上进行”。 20年代初，苏俄开展外贸工作的另外一环是正确选择突破口。 在当时条件下，全面展开外贸关系难度较大，要求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中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以便影响全局。 由于正确选择了突破口, 1921年苏英签订的贸易协定，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外贸局面的打开。1922年，苏德拉巴罗协定，不仅瓦解了热那亚会议上策划的西方列强反苏联合，而且经历了紧张、缓和几度曲折斗争，导致了1924 年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普遍建交。 6、苏俄对外贸易的突破口——英国苏俄选择英国作为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步，是因为从英国突破最有可能且意义重大。 首先，英国是一个依赖对外贸易极深的国家。 粮食和工业原料大部分靠进口，大批工业品必须向国外出口，市场问题是大英帝国生命攸关的问题。英俄间有传统的贸易联系，战前英国所需木材的50%、小麦的20%、大麦的42%、大麻的95%都是从俄国进口。 在英国的石油进口中，俄国位居第二。同时英国还向俄国大量销售农业机械和工业产品。英俄贸易量有时竟高达英国与印度的贸易总量的水平。失掉俄国广大市场，会给英国经济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战后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非常严重。 煤、钢、纺织、造船业都急剧下降，工业生产下降46%，对外贸易额下降近半，工人失业高达230万人。 在国际市场上又面临欧洲国家订货减少、与美日竞争加剧的局面。为了渡过经济难关，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希望与苏俄市场重建联系。 当时，英国统治集团分为两派。 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都主张对苏贸易。 这固然出自经济需要和迫于形势，但也存有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幻想。 以保守党为代表的殖民扩张垄断集团和地主贵族，不愿放弃对苏武装干涉并竭力反对英俄关系正常化。 其代表人物有奥斯汀·张伯伦、乔治·寇松和温斯顿·丘吉尔。
两派斗争结果，前者占了上风,劳合·乔治掌握了内阁大权。经过苏俄的外交争取，两国于1921年3月16日在伦敦签订《临时贸易协定》。 协定规定：
23月23日，劳合·乔治正式宣布英苏贸易协定是对苏俄事实上的承认。 英苏贸易协定，是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它对苏俄恢复经济、改善国际环境都有积极意义。 它不仅为进一步开展英苏贸易创造了条件，而且意味着反苏武装干涉最积极策划者的大英帝国，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国家。英苏贸易协定促进了各国对苏贸易倾向的加强。 7、“租让制度”的红利接踵而来的是德国。它深受《凡尔赛和约》的制约，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和大部分原有市场，因而对俄国市场十分关注。 1921年5月6日，苏德签订贸易协定。基本条款与英苏协定类似。两国还签署了交换战俘和被扣人员的补充协定。 协定在法律上承认苏俄方面比英国态度前进了一步。 接着，苏俄又与一系列欧洲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这些贸易协定标志着各国对苏维埃政府的事实上承认，并为发展双边贸易建立了一定的法律基础。
此后，苏俄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虽有曲折，但终于逐步开展起来，仅1921年就有14个国家与苏俄恢复了贸易关系。 苏俄也争取与法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 英苏贸易协定签订后，虽然法国部分资本家，怕捞不到俄国市场上的油水，而建议援英国之例，但法国当权派却坚决反对。他们公开宣称，英苏协定是“对俄国债权人——法国的叛变”。 美国采取了特别激烈的反苏立场。 早在1919年1月，苏俄为了与美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就曾任命侨居美国的老布尔什维克，路·卡·马尔坚斯为苏俄驻美国代表。 3月，马尔坚斯向美国国务院递交国书和备忘录，表示愿建立苏美友好关系和扩大两国贸易关系，并准备将两亿美元黄金存放欧美各银行，作为购买第一批商品的付款。 美国拒绝后，马尔坚斯以苏俄驻美办事处名义，直接与近千家美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签订了近三亿美元贸易合同。 但美国政府拒发许可证，并于1920年12月无理将马尔坚斯驱逐出境。 1921年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书美国国会和哈定总统，建议建立两国正常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美国却用修改苏维埃立法、恢复私有制、归还美国在俄国企业财产等苛刻条件为借口，拒绝与苏俄建立任何关系。美国报刊还攻击英国劳合乔治政府，并诬蔑英苏贸易协定是“一块充满炸药的金砖”。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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