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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 从1937年到1945年，作为英国留学生的他，为英国电台及民间团体，做过五百多场关于中国人抗战的讲演； 他为素昧平生的中国海员争取利益，组织了中国海员俱乐部； 他动员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做义工，为海员担任文化课教员； 在利物浦建筑学院，他当选为学院历史上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的学生会主席； 他以真诚和智慧，化解了在英进修的波兰飞行员，与英国学生的剧烈冲突，成为学院校史上的佳话； 二战结束后，在伦敦举行第一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他代表中国学生参加，并戏剧性担任了大会常设主席团副主席； 他追随制定战后“大伦敦规划”的导师阿博克隆比，参与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工作，好评如潮； 不满三十岁的他，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就是陈占祥，当年《梁陈方案》的制定者之一， 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与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一 占祥，祖籍浙江奉化。 初闻，是否一惊，与蒋公（蒋介石）竟是同乡？ 确有渊源。 蒋公，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 当年拟去日本留学时，家中经济已是捉襟见肘。 作为奉化老乡的陈父，与众乡亲一道为蒋捐资，以尽同乡之谊。 蒋母王采玉，终生感恩至深。 临终前，叮嘱儿子—— 凡于患难中对蒋家尽绵薄之力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陈父，在上海，承包着外租界的军装、警服和被服生产。 善于经营，于是，不尽银元滚滚来。 日积月累，他在虹口有了花园洋房，并配有车夫、佣人。 陈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为培养子女，陈父还为长子占祥，请来葡萄牙人做英文家教，连续五年。 占祥从上海澄衷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 这是英国人开办的学校，费用高昂。 在此，占祥成为雷士德第一位考入“伦敦大学”的学生。 1938年8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去英国留学。 此时，他在虹口的家，已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化为废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渴望用自己年轻的肩膀，学业有成，为国为家担负起一份男儿的责任。 儿时的占祥，有一“发小”竺培风。 此人，是蒋公胞妹蒋瑞莲的独子。 每年暑期，占祥随母亲返奉化老家省亲。 当然，这也是占祥与培风的快乐好时光。 两人漫山遍野疯跑，满山的杨梅，边采边吃， 或跳上竹排在剡溪中戏水…… 长大后，培风在英国皇家空军军校学习。 回国后，兼任蒋公私人座机的驾驶员，成为舅舅身边最亲近的晚辈之一。 当他得知占祥在英留学消息后，便告诉舅舅。 蒋公尽孝，谨守母亲遗言。 他特拨一笔私款，至国民政府驻英使馆。 请他们每年发给占祥365英镑，作为奖学金。 同时叮嘱，不告其款项来源，不要一次性付清，而是每月汇付。 从细节处，可见蒋公用心之深。 既防止“年轻人拉虎皮扯大旗，虚张声势”，又杜绝年轻人挥霍浪费。 回国后，见到培风，占祥才知蒋公助学实情。 1946年，陈占祥留英归来 二 1946年，占祥正在伦敦攻读博士。 一天，忽然接到一纸聘书。 聘书来自国内，由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发出。 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 好消息，从天而降。 占祥却喜忧参半—— 当时的我，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导师阿博克隆比，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 阿博克隆比，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也是二战后“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 他渴望，让新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使战后废墟上的伦敦，成为一座新城， 摈除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等问题。 规划实施后，伦敦人口从1200万，下降到700多万。 阿博克隆比的名字，因此载入史册。 作为导师的得意弟子，占祥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 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中国人成为会员。 那时的占祥，29岁。 正缘于此，他接到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当阿博克隆比得知此消息后，满面春风—— 快回去吧，我都要以此为荣！北平规划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贺尔福，是占祥离开英国前，辞别的另一位恩师。 他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担任城市设计系主任。 在占祥攻读研究生时，他把这位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弟子，请到家里长住。 三年的朝夕相处，情深意切，占祥已成为老师家的一员。 耳濡目染，占祥的英文，更是从容优雅。 有人评价—— 陈先生的英文，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 当得知弟子占祥，要回国完成北平规划，贺尔福泪光闪闪。 是激动，也是欢喜，更是不舍。 数年间，他亲眼目睹了占祥，每一步前行的足迹。 在弟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他用心血浇灌的。 他拍拍占祥的肩膀，深情地说道—— 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两人，久久拥抱。 三 1946年初冬，占祥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 此时，内战的枪声，已经打响。 再谈北平规划，已是遥不可及。 国民政府内政部，任命占祥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 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城市规划学。 此间，占祥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又被借调到上海，编制上海都市规划。 但忘不了的，还是他的北平规划。 朝思暮想。 1949年暮春，导师阿博克隆比，应港督相邀，来做香港规划。 他立即电告占祥，希望昔日的弟子，助他一臂之力。 就像当年，两人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 占祥答应了，决定飞赴香港。 但他的心底，犹豫，又渴望。 北平规划，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梦想； 回到导师身边，大展宏图，更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一切的一切，在一个雨夜，被改变。 那一夜，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 是福，还是祸？ 无数个家庭，难以入睡。 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来了，入驻上海。 雨越下越大，大雨中露宿街头安睡的战士，未有任何惊扰，让众多市民震惊。 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又是什么样的政党？ 迷蒙的雨夜，似乎显露出答案。 占祥决定取消香港之行，导师在电话中久久沉默。 阿博克隆比，目光如炬。 政权更替，他深知—— 占祥是个充满想象力和理想主义的规划师，但他的官场知识等于零。如果置身于法制荒芜社会，他也许会一无所知地葬身漩涡急流。 愿幸福之星照耀你！ 这是阿博克隆比对弟子的祝福。 他为占祥担忧，但一切难以改变。 占祥首先写信给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叙及自己履历，并言明对制定北平规划的渴望。 很快，梁公复函，并将其推荐给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 他不仅邀请占祥来京，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 此时的占祥，欢欣难以鸣状。 梁思成 四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月，占祥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开始他的规划之梦。 在清华园新林院八号，与神交已久的梁思成，第一次会面。 那天的下午茶，梁公只邀请了占祥一家。 虽说，占祥与梁公，相差十五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彼此间，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 梁公说—— 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 占祥接口—— 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 顿时，梁公眼睛一亮，举起茶杯，与占祥碰杯—— 为志同道合，为一见如故！ 与君初相见，犹如故人归。 陈占祥，成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 这一任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北京，珍藏在他心中多年了。 像熟悉手上的纹路那样，他熟悉北京大街小巷。 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哪条街与哪条胡同相邻，他脱口而出，很少有误。 他对环境及道路的博闻强记，令梁公吃惊—— 你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吗？怎么比我还轻车熟路？ 此时的梁公，可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 占祥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 只要研究一会儿地图，就能一清二楚，我天生就应该学规划吧！不过，我对北京的了解都是书面的，这对做规划来说是太不够了，一定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解了每一处细节，才有资格说话。 那些日子，梁公与占祥，都格外兴奋。 在北京规划上，越谈越近； 越谈，越有说不尽的话题。 冥冥中，好像不是才相识两个多月； 而是很久以前，就一直等待着相聚的这一天，等待着共同去做这件大事。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市政府配给占祥一辆轿车，并有专职司机。 可是，车里坐不下一同出行的同事，占祥就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 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冬季的北京，占祥穿着厚厚的蓝制服棉袄，裤子塞进一双褐色的长筒皮靴里，一顶褐色的硬毡帽扣在头上，护耳在两颊忽扇着，头顶还有一小撮红毛。 一进家门，占祥跺脚搓手，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雾气。 女儿愉庆，跑上前去，仰望着父亲，直言—— 像《格林童话》里的驴耳朵国王！ 全家人，哈哈大笑。 此时的占祥，更是神采飞扬，壮心不已。 就这样，骑着单车，背负着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的信念和使命，占祥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走遍了北京的犄角旮旯。 回到家，他经常对着妻儿们感慨—— 中国老祖宗上千年前就能建成这样的城市，简直是大智大慧。我们今天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不过，越有挑战性，才越有魅力。 晚饭后的占祥，常常点上一支烟，对着墙上的北京地图，沉思默想。 清华园新林院八号，梁家客厅，是北京规划的梦工厂。 在这里，占祥与梁林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等挚友，多次在这里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甚至激烈争执，难分高下。 但每次交流乃至争辩的结果，是彼此更相知相近。 1946年，占祥在收到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时，就曾和导师阿博克隆比，长谈过关于北平规划的设想。 师生二人，守着一壶浓香的咖啡，开怀畅谈，不知东方既白。 中国弟子对北平未来规划的种种设想，让阿博克隆比惊喜不已； 占祥从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引出对北平古城墙改造的联想，更让导师兴奋—— 规划和艺术是相通的。规划师的想象力、激情和浪漫情情，是创意规划的源泉。中华古老文明是你的土壤，西方文化你又了然于心。这给了你一个全新视角，去俯瞰人类的优秀文化。仅从巴比伦到北平古城墙这一联想，就深信你是无愧于肩此大任的。愿你成为出色的驭手，驾驭东、西方文化的双骏马，让新古都北平化做太阳神辉煌的金马车，飞驰于长空。 导师的鼓励，更富于激情和创意，让占祥一生刻骨铭心。 在梁家客厅，占祥把备受导师赞赏的北平古城墙改造设想，告诉了他的中国朋友。 占祥认为—— 近四十里长的古城墙，是北平古城最具特色的资源。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很少有哪一座都城像北京这样，不仅有着近四十里古城墙环绕的城区，还有位于市中心的南海、北海和什刹海那样大片的水面和绿地。一座城池，本是苍天和先人的丰厚馈赠。 梁公补充—— 北京周围的城墙长达39华里，这是北京旧城的边界和最宏伟壮观的纪念性标志，也是城市建筑形体上的重要遗产，未来一定要把它建成举世无双的——空中花园！ 梁公的话音未落，占祥就说出了最后四个字。 数年后，占祥对女儿愉庆回忆—— 能和这些大家风范的学者在一起共事，是人生的幸运。你看到的不仅是才情和智慧，还能看到人性中动人的光芒，它激活周围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东西。 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相处起来，才会更为舒服和长久。 1952年，在北京西单横二条寓垂花门前，陈占祥与夫人陶爱仁 五 1949年12月，在北京市政府城市规划会议中，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会议中，梁公和占祥，与苏联专家关于北京规划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 两人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的未来命运。 作为规划专家，责无旁贷。 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拿出一个具体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1950年2月，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公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 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其宗旨，是建设新的中央行政中心，坚持保留北京旧城的特色和个性。 《梁陈方案》完成后，两人如释重负。 可是，结果大相径庭。 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样式雷同的现代办公楼，在古都拔地而起。 不曾毁于战火的北京，却在建设中迷失。 对此，梁公愤慨—— 党的领导可以不是内行，但外行必须尊重内行，不能乱指挥。 当年解放军进城，拿着军用地图请教他，请他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和文物时，他的感动难以言喻；但曾几何时，这座没有毁于战争炮火的珍贵古都，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烟尘，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占祥直言—— 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 晚年时，占祥对女儿感慨—— 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我们都太爱北京了！我们见过国内外那么多的城市，正因为见得多，才有比较，才更清楚北京有多么独特、多么珍贵；她是世界所有城市中的天之骄子，任何城市不具有与北京的可比性。然而这些唯一的、别人永远不会有的宝藏，都被一天天地推倒了、铲平了，代之而起的是和西方各城市大同小异的高楼大厦。 我们用十几张图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梁思成与陈占祥，为中国首都新北京做出的规划《梁陈方案》，竟成了两位中国学者的墓志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但《梁陈方案》，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砍不去的。 六 占祥在“都委会”工作，住在西单横二条32号。 这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住了近十户人家，都是“都委会”里的同事。 同事们的年龄，不比占祥小多少。 因为占祥在南京中央大学做过教授，天经地义，成了“长辈”。 他很为自己这支年轻团队，自豪。 无论严冬酷暑，只要有工作，大家登上自行车就呼啸而去。 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下了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也从无怨言。 一旦完成工作，全院邻居，尽情狂欢。 “都委会”解散了，《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 占祥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一名工程师。 此后，占祥利用几个星期天，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儿童桌椅。 买来全套的木工工具，自己画图，自己动手，做了一张长方矮桌，四把小靠背椅。 桌椅由白茬木制成，完工后只刷了几遍清漆。 椅背椅面，都用草绿色和驼色的帆布带子纺织成网格，既实用又美观。 年幼的儿女，东跑西颠地打下手，递锯子递锤子，引得邻居们，不时过来张望。 妻子埋怨道—— 置工具买材料还出力气，成本比买都贵，何苦弄得满院子来看热闹？ 占祥只答—— 跟小家伙们玩嘛，自己动手，多有意思！ 多年后，面对已近不惑之年的女儿愉庆，占祥提及那套自己做的小桌椅—— 其实，那是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透气的窗口。《梁陈方案》失败带来巨大的挫折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但生活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梁陈方案》。虽然一切都和当年在贝当路那个风雨之夜憧憬的不一样，虽然是自己毅然选择的道路，并不是自己曾经想象的阳光普照的桃花源。 人的思想境界不同，心灵的痛苦也各不相同。 七 1957年，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这一年，陈占祥成为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 因受党内某领导人的保护，梁公幸免于难，逃过一劫。 他还成为反右斗争中的左派，成为批判右派大会的领导人物。 梁公虽然幸运地得到庇护，但内心的煎熬挣扎，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7月24日，《北京日报》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这是第一篇痛斥陈的文章。 下班时间，占祥从车里出来。 幼女弥尔，照例欢天喜地地张开双臂，向父亲扑去。 占祥没有像往日那样，高高举起女儿，只是轻轻地拍拍女儿的头，并向长女和次子笑了笑。 很吃力，很累。 长女看着往日健步如飞的父亲，似乎遭受到重压，突然衰老了许多。 占祥连拖鞋都没换，就仰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响。 不停吸着烟，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烟蒂越堆越高。 后来，女儿得知，也就是7月24日当天，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父亲陈占祥与钱瑞升、钱伟长等右派一同痛遭围剿。 十岁的愉庆，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成为右派的消息。 第一次，懂得了父亲成为右派意味着什么—— 父亲成为右派后，我们不再被邀请参加伙伴们的游戏。有一次小孩子们大概忘记了叮嘱，大家又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地玩起了“揣包”游戏。正玩得忘乎所以，院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各家保姆的喊声，她们扯着嗓子把自家主人的孩子喊回去。一个保姆还跑过来，夺下同伴手里的“包儿“，“嗖”地扔到我眼前，拖起孩子扭身便走。犹如被人泼了一脸脏水，我只怔了一瞬，没顾上拾地下的“包儿”，逃跑似的飞奔回家去。这种当众受到的羞辱，是烧红的烙铁烫在孩子敏感的心里，我从此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往。 10月22日，冥顽不化的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 建筑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7年，改变了占祥，也改变了他一家的命运。 住在横二条四合院“都委会”同事们，为了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为《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 那场大劫中，除个别几个人，都命途多舛，几乎全军覆没。 他们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守护者。 1964年，中山公园，前排：长女愉庆、陈占祥、夫人陶爱仁；后排：幼女弥尔、三子宪庆。程应铨摄 八 1958年，占祥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 他和一群接受改造的右派，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 邱连璋先生（原“都委会”俄文翻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与陈占祥“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左右。在大跃进浮夸风猖獗的影响下，每个劳动队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劳动改造的努力，每天要把上山挖鱼鳞植树和抚育树苗的成绩数字争相报数统计。谁报得越多，就说明谁的改造积极性越高。队长们也希望大家报得越多越好，以体现他们对监督劳动领导得力有方，根本不想核实所报数字是否真实可靠。而陈每天所报数字总与别人差几倍，甚至十倍。因此，小组评议上，曾使你多少次遭别人白眼和批评。你心里当然也很明白，你私下与我诉说，不能啊！我力所能及的也就只是如此多，虚报一些，说来容易，可这不是我的为人呀！ 这里想到，在反右大会上，梁公也曾感慨—— 占祥，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一切尽在不言中。 占祥曾对妻子说—— 在沙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 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 好妻子，一生的财富。 梁思成 九 占祥从沙岭劳改回来后，不知设计院会如何安排他的工作。 内心忐忑，若继续做设计，那会遇到很多麻烦。 摘帽右派，永远低人一等。 而建筑设计又极富个性和创意，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劳动。 其间，作为设计院书记的李正冠，为了发挥陈的一技之长，英文比中文好， 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室”，专门做建筑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翻译工作。 对于占祥来说，这已是很理想的归宿。 数年后，占祥表示—— 其实，他很感激李正冠为他安排的这项工作。这些年，他潜心静坐在书桌前，每天与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建筑规划大师默默交谈，了解国际建筑界最新思潮动向，了解大师们在新世界中的新发现、新思索，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苦闷，时时感觉自己在他们身边，伴他们同行，很为此庆幸。 可是，一封来自英国的电报，让占祥失声痛哭。 这是来自贺尔福家人的电报，告知恩师已逝，并盼他前来英国参加葬礼。 恩师弥留前，还在问起中国弟子的音讯。 当时的占祥，是一摘帽右派，最窘迫的时期，怎可允许出国，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权威奔丧？ 那一夜，占祥被子蒙头，不胜悲戚。 那个时代，哭泣，也许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灾祸。
十 1976年，占祥迎来新时期的春天。 1979年，他离开工作25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 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22年之后，占祥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规划专业岗位。 那一年，他63岁。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周干峙主持城市规划，陈占祥任规划顾问。 周就读于清华大学，听过陈的讲课。 占祥感慨—— 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他们遇到一批有着开拓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干部。他们与梁湘等特区干部的合作，彼此间充满信任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敬重，对正确意见的从善如流。 深圳和50年代初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真的是振翅欲飞了。如果处处都能像深圳一样，下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 深圳规划，获得国际建筑家学会“阿博克隆比爵士荣誉奖”。 这是国际建筑界，一个具有极高权威的奖项。 获取这个奖项，是中国规划师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 阿博克隆比是占祥导师，自1946年英伦告别后，不曾相见。 占祥为《梁陈方案》，这篇没有实现的“博士论文”，几乎付出一生。 占祥虽然只是深圳规划的参与者之一，但他终于可以告慰导师的在天之灵。 他的规划生涯，自追随阿博克隆比而始； 又以晚年参与深圳规划，获阿博克隆比大奖而终。 一生的命运光影，辗转起伏。 林语堂曾说，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 1936年，林离开中国到美国之前，特地再去北京一次。 他认为，世界没有城市比北京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了。 《城南旧事》的作者，台湾作家林海音，心中的北京三宗宝—— 城墙、天桥、四合院，骆驼祥子满街跑。 她记得—— 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北平的老宅子看看，我都笑而不语……北平连城墙都没了，我回去看什么？ 四十年后，说起被埋葬的梦想，想起自己为之付出生命中的盛岁年华，占祥仍禁不住动容—— 倘若梦想成真，我们共同设想的北京规划能够实现，未来的北京，不仅是一座浩瀚的中国文化博物馆，还拥有诸多的水面和绿地公园。水是城市灵动的眼睛，也是北京空气的天然调节器。假如我们拥有近四十华里的绿色空中花园，她一定会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全世界将有多少旅游者涌向这里！它在建设中付出的代价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古老的帝都北京将迎来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未来。 人生最大的价值，不是在于你多么富有，而是你回头看的时候，问心无愧，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2001年3月22日，占祥辞世。 周干峙的挽联，准确概括了他的一生—— 惜哉 西学中用 开启规划之先河 先知而鲜为人知 痛哉 历经苦难 敬业无怨之高士 高见又难和众见
陈占祥 他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与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本文由佳易博览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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