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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著《曹雪芹小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4月出版，周策纵作序，这是“二周”订交不久的一次愉快的学术交往，周策纵称之为“墨缘”。 周策纵说：  现在这空前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并已邀请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红学专家前来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传》也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写下了一首小诗，来表示预祝这两件盛事，并且用来结束这篇序言： 传真写梦发幽微，掷笔堪惊是或非。 百世赏心风雨后，半生磨血薜萝依。 前村水出喧鱼乐，野浦云留待雁归。 且与先期会瀛海，论红同绝几千韦①。  周策纵的红学影响是与他成功地筹划1980年6月于美国威斯康辛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次红学国际交流的盛会。 黄霖说：“他不辞辛劳，奔走海外，主办了两次举世瞩目的《红楼梦》国际学术会议，使‘《红楼梦》一书之光焰如日中天’。仅凭此一点，周先生在红学史上也就不能不令人瞩目了。”②笔者曾在综论周策纵的红学研究业绩的文章中说：“‘两周’（周策纵和周汝昌）交谊关乎红学。”③ 周策纵为《曹雪芹小传》作序显然有助于这部人物传记的传播，周汝昌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周汝昌念念不忘地说： 《小传》卷首，即他赐序，为红学史上一重要文章……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书中的‘痴’义，是受晋代阮氏诸贤的影响。在他的启示下，我于一九八六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时，便特设了专章细论这个重要的文化精神问题④。 “陌地生”即周策纵的居住地，他关于《红楼梦》“痴”字奥义的阐发直接启发了周汝昌。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总序”中说：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 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励，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上文已述，《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著。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是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⑤。 “总序”这段话谈了几个关键之处： 一是曹雪芹生平史料奇缺，只能勉力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二则为曹雪芹作传是一项“扛鼎”胜业，值得勉力而为之；三则《曹雪芹小传》堪称“曹学”的代表性成果。 对于以上三个关键之处，能够真正理解且认同者并非多数，其中的缘故既有对“曹学”认知上的差异，也难免非学术的人事方面的纠葛。 周策纵对《曹雪芹小传》作者周汝昌的“了解的同情”则尤其值得一提，他说：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材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 事实上，世界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必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马与屈原，也许是由于时代太久远了，缺乏详细记载；但莎士比亚（1564-1616）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对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还在说，那些戏剧都不是他作的。 也许这些大家在生时正由于不受统治集团和世俗的重视，才有机会独行其是，发挥一种挑战和反叛的精神，创作出不朽的巨著罢。这样说来，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⑥。  由以上所谈可以看出，周策纵正因为深知“曹学”中有关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难题何等棘手，所以才毫无保留地欣赏周汝昌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他们之间的交谊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情谊。 周策纵认为： 我觉得汝昌写这小传时，却采取另一种很明智的态度。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 他所描写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象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⑦。 《曹雪芹小传》采取了“很明智的态度”且是“唯一可取的态度”，这番评价何其难得！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周汝昌的学术成果的肯定和激励。当然，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周策纵自己在曹雪芹传记写作方面的一种明智的学术见解。 周策纵在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见解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曹雪芹小传》的缺陷和不足： 曹雪芹是个非常渊博精深的作家，他的思想、艺术和人格，浸润着整个中国的深厚文化成就。我们如要充分了解他的作品和为人，也就非从多方面深入追索不可。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以至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传统来研究，那我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 就这一未必人人都能见到的观点说，我觉得汝昌这《小传》和他的《新证》却都开了好些端绪，说明他的理解早已洞见及此。有时候，他为了要了解曹雪芹更多一点，而直接证据不足，也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想多推测一些，亦在所难免。但他所指出的多可发人深省⑧。 周策纵所说的因“直接证据不足”而“想多推测一些”不仅是《曹雪芹小传》难以避免，但凡做曹雪芹传记者都难以避免。正如樊志斌在《曹雪芹传》“引言”中所说： 除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外，曾保泉有《曹雪芹与北京》、李广柏有《曹雪芹评传》。小说家也参与进来，高阳创作了《曹雪芹别传》，端木蕻良则由《曹雪芹》一书。已有的著作，为后来人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除吴恩裕外，研究者多排斥民间口碑资料，认为其中虚妄信息不少，然而，我们平时常引为证据的文人笔记所提供的信息，跟口碑资料相比，也难称准确，甚至政府官书中的记载也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如何使用和研究，则在于研究者的学识与眼力。学识、眼力不同，从而引发学术争议，进而从各个角度推动学术的研究。当我们把有关曹雪芹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综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祖宗留给我们的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信息并不少。 如果我们能够再了解曹雪芹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结合各种资料，对他的个人素养、生活情况、娱乐方式进行考察，一个有立体感的曹雪芹，就会比较清晰地站在人们面前——虽然这个形象的一些细节还有些模糊。 每个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传记不会引起争议。但是，伸向远方的路需要不断有人来探索。即便走错了，他也证明有一条路不通。何况他还有踏上前路的可能呢⑨！ 既然没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传记不会引起争议，那么，求全责备任何一部已经出版的曹雪芹传记也就显得不够明智了，明智的态度是“了解的同情”并善待这部“相对精善”的曹雪芹传记，《曹雪芹小传》正是这样一部传记。 梁归智对《曹雪芹小传》的评价则别有一番见识，他在《凸显出中华文化的浮雕——读<曹雪芹新传>》一文中说： 周汝昌从《<红楼梦>新证》时代起，就被目为‘曹学家’。这个“雅号”一度有嘲弄意味，讥他治学重点偏颇，重了曹雪芹的“家世”，轻了《红楼梦》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氏研红实绩的展示，这种偏见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了。 “作者”和“文本”曹雪芹和《红楼梦》，本来是不可以割裂的。这一“辩证的”识解由于进入了文化的层次而更显示了深度。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冠冕，《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光。曹雪芹——《红楼梦》——中华文化，真像基督教文化里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 周汝昌切按住这个关穴点，攻关犯难，“用书册的形式研究介绍曹雪芹”，一共三次。80年代初的《曹雪芹小传》是在60年代的《曹雪芹》基础上加工重写的，其“质的飞跃”有目共睹。90年代初，作者又应外文出版社之约，以‘外国读者’为对象，写出来《曹雪芹新传》。 不过，《新传》与《小传》，却是两种完全独立的书，它们互相补充印证，但不能彼此取代。《新传》不是《小传》的变形或重复，而是可以与《小传》并列共传的又一册杰作。如果说《小传》有更强的“科学性”，那么《新传》则有更多的“艺术性”⑩。 尽管都是为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著，《曹雪芹新传》作为“外国读者”的普及读物足以起到《曹雪芹小传》难以企及的传播效果。不过，从红学书评的立意而言，《小传》则因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而理应首选以介绍给读者尤其研究者。 值得关注的是，梁归智似乎更乐于表彰带有更多“艺术性”的《曹雪芹新传》，他的这一态度却与日本学者杨启樵的态度正相反，杨启樵则不仅在《曹雪芹》《曹雪芹小传》二传尤其在《曹雪芹新传》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而且借此许多问题表达了他的学术担忧即误读读者的担忧。 他在《周汝昌先生<曹雪芹>传中的若干问题点》一文中说： 周汝昌先生于红学上的造诣，毋庸我赞一言，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资料丰富，为治红学者必读。他如《恭王府考》《献芹集》《曹雪芹》《红楼梦会真》等都有一定价值。我钦佩周先生学识及其孳孳不倦的治学精神，虽读先生书不多，但每一展卷，都有所裨益。然而于意所未洽处亦不敢苟同。 即以《曹雪芹》而论，颇有相异见解，今摘取一二，略抒鄙见，以求教于红学方家。此不过为周先生扫落叶、辟榛芜，如拙见可取，可据此修订；如所言不当，亦可赐文驳正。或云些微小节，何必小题大做。 此言差矣，因周先生为红学重镇，片言只语均可能被引作学术根据。如《曹雪芹小传》中有句：“雍正之康贵妃、谦妃、孝仪后，……皆包衣籍。” (《百足之虫》节注五)究其实“康贵妃”应作“耿贵妃”，“孝仪”乃乾隆之后。周先生偶尔失考，竟有人据此撰文，硬说孝仪为雍正后，且出自曹家。可见周先生影响力之大。…… 《曹雪芹新传》中错字令人触目惊心，误植本不易避免，如“劝君莫弹食客铗”两句，都将“君”误作“群”，(页二七一)这一看便知，不必挑剔，但有些人名一错，就不知所云。例如乾隆初发生政变，王族参与者多，但其中竟有怡亲王‘胤祥’字样，(页二六)这是明显错误，因他早于雍正八年(一七三)病故，如何能于乾隆时出现？ 又如废太子嫡子写作“弘” (同上)，当然错误。另一处说乾隆有个堂兄弟，名字居然也是叫“弘”。(页三二一)一般读者的困惑可以想象。又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病故，《新传》说他是“五十一岁的中寿”。(页二四)《红楼梦新证》却作“享年五十五岁”，两者歧异。总之，笔误也好，误植也好，诸如此类应予订正【11】。 杨启樵是一位清史学家，他所看到的周汝昌在《曹雪芹》传记中史料引用的诸多问题实属学术上的问题，这显然不属于梁归智所谓“艺术性”的范畴。 杨启樵从以下六个方面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一)雍正篡位和张廷玉窜改实录；(二)何人支持雍正纂位；(三)雍正任用旧僚质疑；(四)皇子序齿问题；(五)高斌自尽说；(六)《大义觉迷录》的销毁。 这一方面表明杨启樵认真仔细地阅读并研究了周汝昌所作《曹雪芹》传记；另一方面则表明杨启樵对曹雪芹以及“曹学”研究的关心。他不希望周汝昌像端木蕻良那样写“杜撰”的小说。 于是，他便热切关心地说： 周先生是撰传记，对象是“全世界各国读者”，而且“本书体裁是向世界读者介绍有关传主曹雪芹的研究之成果”，不至于利用到”杜撰“的小说。希望这是瞎猜，请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12】。 当然，杨启樵的用心是善意的，也是真诚恳切的。至于“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的恳请是否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周汝昌以下陈情则同样真诚恳切： 我主观上仍然抱着力求严谨的精神，一般都做到言必有据，个别的地方带有推断、假定的成份，但也各有其一定的线索和理由。对于一些我一度轻信的“传说”，后来发现其破绽的，都已删去，或明文表示纠正。 要探索历史学术真相真理，改正自己原先的错失，是起码应有的治学精神，这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光彩”可言。至于后来发现的一些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不指家世部分），凡是我没有引用的，就说明我对它们的情况不甚清楚，愿从审慎。 有一些，是我从一开始就不能无疑的，当然更不涉及。但我并不准备在这里进行论证考辨。拙著《新证》“后记”中（1125-1126页）的一段话，还是继续有效。 我所抱的态度，也不过是想对我们的学术事业负责，对曹雪芹这个作家的历史真相负责，并有利于百家争鸣，我怀疑某项资料，并没有对哪位同志的意思，这是正常的现象，是不应引起什么误会的。 事情很清楚：拿了某些来不明的资料当作“营养”，并不能使研究视野更“健康”，相反，一定会大大有害于历史真实，大大歪曲这个伟大作家的精神面貌。我为雪芹而努力写作，不知休息，不计假日；又为了宁静，常常与冬夜寒宵结缘，夜神忍冻，独自走笔，习以为常，是苦是乐，也觉难分。 我曾有些寄友人的一首七律，起联说：“夜寒灯火在书帷，霜月相关午漏稀。”结联说：“得失安能逃愧负，素心耿耿对清辉。”略见其情境之一斑。至于使我不能好好构思运笔的种种干扰妨害，更是无法尽述，有时竟欲搁笔不作，强自振奋，一方坚忍，想到读者们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就增添了气力。——但是，这样产生出的文字，其不能令人满意、令自己满意，就无待表歉了【13】。 周汝昌申明：即便个别的地方带有推断、假定的成份，但也各有其一定的线索和理由，显然不是小说般的“杜撰”。他在受到“种种干扰妨害”（包括求全责备的批评）的情况下坚忍地写作曹雪芹的传记，即便不能令他人满意（包括不能令自己满意），也是无愧于心的。 当然，这样的陈情是否能够得到杨启樵的“了解的同情”呢？笔者同样是不得而知的。 其实，如果杨启樵能够认同梁归智的以下阐释，应该不至于一定要求“周先生公布出典澄清”吧！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一书中如此说： 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材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14】。 《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注重情感和灵感勃发的特点，即《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的“艺术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影响其“科学性”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曹雪芹新传》。 刘再复如同梁归智一样最欣赏周汝昌的红学路向，当然欣赏《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的写作笔法和旨趣。 刘再复说： 周先生的成就不只是考证。今天借此作序的机缘，我想用八个字来评价周汝昌先生，这就是“总成考证，超越考证”…… 二十年来，我无论是读周先生的《新证》，还是读周先生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红楼家世》、《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等著作，都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些营养概括起来，大约有三点： （1）确认《红楼梦》乃是空前启后的中国文学的最伟大的作品；是人类世界精神水准的伟大坐标之一。 （2）一切考证、探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握《红楼梦》的无量文学价值；（3）感悟《红楼梦》关键是感悟其无人可比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什么‘文学技术’之类…… 周汝昌先生能抵达这一境界，不是考证的结果，而是悟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不是“头脑”的结果，而是心灵的结果。正如归智先生在“传”中所说：”周汝昌研究《红楼梦》，只是凭着一颗天赋以诗才、哲思、史识的心灵，在搜集的大量史料和小说文本之间游弋感受，与作者曹雪芹作心魂的交流，这样得来的所感所见，自然与那些在新旧教条笼罩下的研究者大为不同。很自然，他的所感所见，也就不能为那些研究者所认同和理解了。“ 周先生用“天赋的心灵”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传心，以心发现心，这便是悟证，便是超越考证的悟证。所以我除了用“总成考证，超越考证”八字之外，还要用另外八个字来评价周先生，这就是：考证高峰，悟证先河。 二十年来，我在阅读《红楼梦》和写作《红楼四书》时，用悟证取代考证与论证，着意使用另一种方法和语言，使悟证更具规模，但这种“以心发现心”的方法，其实周汝昌先生已开了先河。 他在《红楼十二层》中说：悟性——比考证更重要。为表达这一意思，他特作诗云：“积学方知考证难，是非颠倒态千般。谁知识力还关悟，慧性灵心放眼看。”说的多么好！ 倘若局限于考证或实证，周先生绝不可能重新提出陈蜕九十年前的大问题与真问题，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学第一天才的卓越知音【15】。 刘再复在“证悟红楼”这方面将周汝昌视为知己或导师，惺惺相惜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谓“周先生用‘天赋的心灵’去和曹雪芹交流，以心传心，以心发现心”实则可以理解为鲜明生动地昭传曹雪芹的真精神，这一点正是《红楼梦小传》与其他作者的曹雪芹传记最显著的区别之处。当然，这种区别究竟能否被读者认同则又难以情测。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后记”中称如果没有诸如《四松堂集》《懋斋诗抄》《枣窗闲笔》《永宪录》《延芬室稿》《绿烟琐窗集》《春柳堂诗稿》等文献史料的发现，我们至今对曹雪芹是一无所知的。当然，如果没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就不可能有《曹雪芹小传》的出现。 《曹雪芹小传》是在《曹雪芹》一书基础上完善的，而《曹雪芹》一书据周汝昌自己说：“从出版史上看，系统地研究介绍曹雪芹的学术论著，这却算是第一部了。”【16】 总之，《曹雪芹小传》能够在缺少更多直接性材料的情况下，以零星的材料钩沉编织出曹雪芹生平的脉络，并以不乏诗情的笔法昭传曹雪芹的真精神，从而为“曹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实属难得了。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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