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清代，景德镇陶瓷制作情景。  ■ 江西饶州，《瓷器制运图》插画，记录了18世纪清代景德镇外销瓷器的活动。画面描绘官员乘船沿昌江抵达景德镇。图中所见红塔地标，建于北宋初年。在旁的官方粮船悬挂著黄旗，负责征税。
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 撰文/孙路遥 供图、支持/上海博物馆  ■ 2008年10月29日，英国萨默塞特郡克卢克尼的劳伦斯拍卖行，一只15世纪的中国明代宣德年间的瓷碗在进行拍卖，拍卖价为20.3万英镑，约合172.5万人民币。 永乐黄金时期之后：国库空虚，天灾人祸从元代开始，我国古代的瓷业中心开始转移到了南方的景德镇和龙泉。到了明代，已形成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虽然不再像宋代那样有着百花争艳的各地窑口，明代瓷器的面貌仍是丰富多彩、花样繁多，各种陶瓷新产品层出叠现、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明初就建立的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官窑瓷器，更是独占鳌头，成就非凡。 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没有任何人知道15世纪中期明代三朝景德镇官窑瓷业的生产状况究竟如何。 乍一听颇有些不可思议，因为15世纪中期正好处于明代的两个制瓷高峰—宣德（1426～1435年）与成化（1465～1487年）—之间。众所周知，历史上称永乐（1403～1424年）与宣德为青花烧造的黄金时期：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已多达58座，每天雇用上万名工人进行生产，即便如此仍供不应求，朝廷只好将部分订单转给民窑；国外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明代永乐年间生产的青花龙纹瓶，那些凌空而起的飞龙展示着朱棣永乐王朝意气风发的气势。15世纪中期之后，成化朝则因斗彩的空前绝后之作而久负盛名。 从艺术风格来看，宣德时期瓷器艺术风格雄健浑厚，成化时期则玲珑秀丽。  ■ 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 15世纪中期。高38.2厘米，口径6.0厘米，腹径65.3厘米，足径11.0厘米。1972年桂林市东郊明代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夫妇合葬墓出土，桂林博物馆藏。瓶体工整端正，美观秀雅。胎体厚重，瓷质细腻，釉色匀润白净。整器图案共分四层，各层间以弦纹分隔。颈部绘龟背锦地纹。肩部绘波涛开光海马纹。胫部绘波涛纹，与肩部波涛纹遥相对应。腹部主题图案绘山水人物图，取古代文人雅士“携酒寻芳”及“携琴访友”之意，颇富情趣。图中一高士神态怡然，坐骑徐行，从其衣着服饰看应为朝廷官员。马前一琴童扶琴引路，马后另一仆人肩担酒食随行。远处群山滴翠，碧水横流。整图构图精妙，形神兼备，笔法极为细腻。人物马匹器用景物比例准确，层次分明，线条流畅。路旁柳枝随风摇曳，人物衣饰亦隐约飘动，生动有趣，犹如一幅精美的中国水墨画。古代文人画中常有“携酒寻芳”“携琴访友”之类题材，与春秋时期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得遇知音”佳话及魏晋以后文人高士隐居山林，相聚豪饮、欣赏琴棋书画有关。 但出于种种原因，从宣德到成化二十余年间的瓷业面貌却始终晦暗不明。于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便逐渐有中外陶瓷研究者将正统（1436～1449年）、景泰（1450～1456年）、天顺（1457～1464年）三朝冠以“空白期”“黑暗时代”或“Ming Gap”等称呼，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则不一而足。 永乐时期，奉行“厚往薄来”政策的明廷，派遣郑和六下西洋，以消耗船只数百、人员上万的代价，大扬国威，令外国来朝。1424年，朱棣驾崩，郑和船队也随之停航，明朝最风光无限的一代谢幕，那些大扬国威、象征强盛的瓷器，只为好大喜功的皇帝带来了权欲的满足，并没有带来丰厚的利润。宣德时期，国库日渐空虚，“外蕃贡使多不至”“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英宗初即位……烧造瓷器……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宣庙崩,太后（宣宗母张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除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政治也极度动荡。1436年，宣德皇帝去世，其长子、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1449年，正统皇帝不顾群臣反对，在把持朝政的宠臣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明军大败，正统皇帝也成了瓦剌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 于谦等人为稳定朝纲，拥立正统皇帝的异母弟弟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第二年，瓦剌与明议和，正统皇帝重新回到北京，虽然成为名义上的太上皇，实则被软禁于南宫。景泰皇帝在位时期，想废黜正统皇帝之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又因此事始终与朝臣不和。1457年，石亨等人在景泰皇帝因病无力掌控朝局的情况下，帮助正统皇帝重新登上帝位，并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不久，景泰皇帝病死。 天顺年间，政局屡经变化：先是景泰时期的高官经历了大清洗，于谦被构陷处死；随后天顺皇帝又铲除了夺门之变形成的政治集团，开始重用李贤为首的内阁……在这短短的二十九年间，明王朝经历了宦官干政、边境战争、皇权斗争、宫廷政变等重重危机。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平原和山东连遭旱灾和蝗灾，黄河和大运河决口，浙江发生严重旱灾和瘟疫流行”……明王朝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为缓解财政压力，朝廷发布了一系列减烧、罢烧官窑瓷器的指令：正统三年（1438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景泰五年（1454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1459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奏减八万，从之”。  ■ 青花狮球纹大盘。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6.8厘米，口径38.6厘米，足径28.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敞口，口沿略外撇，浅腹，圈足。器身以青花绘双狮戏球纹饰，其中盘心一组口衔飘带，相对嬉戏。盘内壁及外壁各绘两组，首尾相顾，与盘心神态略有区别。底平无釉，足壁略向内倾。露胎处可见细小黄褐色斑点。明代永、宣时期官窑就已使用不少双狮戏球的纹样，所见器型有盘、罐、执壶、高足碗等。从青花发色来看，此器已不似永、宣时期那种浓艳深沉，而是趋向蓝中泛青灰色，且不见铁锈斑。成化时期也有此类纹饰的产品，包括碗、盘、高足碗、盖盒等，1987年至1988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成化中期的地层中发现过口径为41.8厘米的双狮球纹盘，不过青花装饰及整体风格都与该盘有所区别。2014年御窑厂的“空白期”地层中出土了与该盘同款的青花双狮大盘，同时还有红彩及绿彩品种，可确定其产地及年代。  ■ 景德镇窑青花折枝花卉纹如意形枕 。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长34.0厘米，宽26.0厘米，高13.0厘米 。2014年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平面呈八瓣如意形，平底微内凹。枕面双线如意形开光，内饰青花双折枝宝相花纹，枕外壁饰以四朵青花折枝宝相花纹，枕内壁局部刷釉，底部涩胎，镂雕钱纹，是为了防止烧造时因内外温差过大而开裂。陶瓷制枕始见于隋朝，宋代瓷枕造型最为丰富，磁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等各大窑场均大量烧造。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烧造的官窑瓷枕极为罕见，2014年珠山北麓空白期地层出土的瓷枕为最早的作品。 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实物证据，还原历史虽然文献资料提供了“空白期”官窑减烧、罢烧、需求量降低的证据，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停烧”。事实上完全“停烧”也不可能，因为即使是皇家宫阙，日用瓷器也还是需要的。尤其是正统、天顺年间，官窑仍有烧造。《明史·食货志》记载，正统六年（1442年），北京重建三殿工程完工，“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既然官窑没完全停烧，那就应有实物传世。 但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官瓷产品不书年款，这一方面是政局动荡所致，另一方面与款式制度的形成有关，洪武（1368～1398年）时“不写年款，永乐才出现刻印‘永乐年制’篆书款，且仅见靶盏一类的制品”，“在书写年款尚未形成定制的年代，正统不效仿奢侈的宣德而追仿简朴的洪武官窑也就非常自然了”。这些不但造成了空白期瓷器断代的困难，而且使当时的瓷器特征笼上了一层迷雾。 1988年，景德镇御窑考古发掘初步证明了“空白期”并不空白。景德镇御窑厂是古代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其历史可追溯到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最早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负责为皇家监造御用瓷。1369年，朱元璋将浮梁瓷局改为御器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废弃，历时200余年。清代御窑厂在顺治时就已恢复，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后，御窑厂的运转逐步走上正轨，至雍正、乾隆两朝取得了巨大成就。  ■ 青花翼龙纹出戟尊。15世纪中期。高21.7厘米，口径14.8厘米，足径10.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此器口呈喇叭状，长颈、折肩、圆鼓腹，足部外撇。整器分为三层，颈部、腹部和足部两侧各置出戟。口内绘蕉叶纹，外壁颈部和腹部绘海水翼龙纹。足部上层绘云纹、中层绘翼龙、下层绘饰海水。外底以矾红彩书一“禾”字。  ■ 青花琴棋书画仕女图罐。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34.4厘米，口径22.1厘米，足径21.8厘米。胡惠春、王云华捐赠，上海博物馆藏。直口、束颈、丰肩、鼓腹，腹部以下渐收，足微内凹，胎体厚重。颈、肩、胫部依次饰卷草、折枝花卉及蕉叶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仕女四组，抚琴、对弈、读书、赏画，间以湖石松竹，成琴棋书画之文人四艺。画中仕女体态端庄，环髻高耸，其额角面容、发样服饰、庭院场景，甚至焚香所用之案几香炉，皆与明宣德十年金陵积德堂刊刻的《金童玉女娇红记》所附版画十分相似，画样虽非直接来自此书，但体现了相近的时代风貌。琴棋书画历来为上层文士及大家闺秀所重视，明代前半亦如此，鲁荒王墓中就出土了琴、围棋、书籍、字画等物。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中有同一时期的男子琴棋书画罐，而日本户栗美术馆所藏仕女罐则与此器几乎一致，惟细节处略有不同：如赏画仕女身后之屏风，户栗藏品留白而上博藏品绘山水图，画中山水呈现一江两岸的倪瓒三段式构图，似可反映时风。值得注意的是，荷兰莱瓦登公主陶瓷博物馆藏有一件描绘仕女蹴鞠竞技、琵琶赏乐、乐享天伦的15世纪中期大罐，其边饰、构图及人物皆与本品类同，惟分隔湖石移至画面后方。由此三件仕女图罐，可窥见贵族女子生活，其制作极精，绘制谨严，是否成套制作，值得深入研究。  ■ 景德镇窑青花鸳鸯莲池纹盖罐。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50.0厘米，口径20.5厘米，足径19.5厘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明妃子墓出土，武汉博物馆藏。盔形盖，子母口，圆唇，直颈，溜肩，硕腹，平底。宝珠形火焰纹钮，盖壁饰折枝莲与云纹相间，颈、肩部分别绘云纹和葵花三角带纹，腹部主题纹饰为鸳鸯戏莲，胫部饰海水山寿纹。器型硕大稳重，胎质细密，釉白中泛青，青花呈色浓翠，自然晕散而有黑疵铁斑，笔法酣畅流利，画意豪放生动。 1988年11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以西明代御器厂西墙外的东司岭发现一巷道，巷道中堆满了瓷片。在成化堆积层与宣德堆积层之间发现了正统堆积层，尤为醒目的是所复原的二十余件正统青花云龙纹大缸，其中最大的高达75.5厘米，腹径88.8厘米，显示了皇家用器的风范和气势。 与青花云龙纹大缸一同出土的还有：青花缠枝花卉瓜棱双耳瓶、缠枝莲托八吉祥纹碗、海涛纹盘、瑞兽莲池纹盘、海涛纹靶杯、云龙纹盘、龙涛纹盘、海马纹四辅首器座等，为研究正统官窑瓷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从出土的这批正统官窑瓷器看，尽管有一部分和宣德瓷器的风格一致，但多数仍具有自己的风格。如青花缠枝花卉纹瓜棱瓶之造型为正统时所仅有，青花缠枝莲托八吉祥纹虽为明代瓷器上的常见纹样，但其中的“鱼”，正统时画成单鱼，而明代其他各朝则为双鱼。 近30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进展和学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14年在景德镇御器厂范围内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更使局面呈现了清晰的景象：原来，“空白期”的官窑、民窑依旧持续烧造，是一个正常的多彩烧造时代，瓷器风格演变过程中的很多变化，都在悄然发生着。其中官窑不仅将永乐、宣德两朝遗留的烧造技术发挥了出来，更为后世成化年间烧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景德镇窑青花松竹梅纹绣墩。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48.0厘米，直径45.0厘米，腹径51.0厘米。2014年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珠山北麓）出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绣墩呈鼓式，中空，通体青花装饰，座面平整而纹饰分两层，主题纹饰为松竹梅纹，外侧饰海水纹一周，每层纹饰隔以三线弦纹。器物侧面纹饰分为五层：第一层饰以江崖海水纹；第二层饰以锦地纹，其间隔以三线弦纹；第三层为装饰主题，镂空雕塑松、竹、梅的组合装饰；其下四五层与一二层对应分别饰以锦地纹与海水纹。松竹梅，合称“岁寒三友”。古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暖一家”之说。瓷质绣墩始见于元代，流行于明清。据明人谷应泰的《博物要览》记载，明代宣德朝的制品最为精美。遗憾的是，宣德的绣墩尚未发现实物。因此，此次展出的空白期绣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明代官窑的此类产品。 相较之官窑，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的景德镇民窑，曾经历过官方严格限制烧造的禁令，产品制作受到打击，发展缓慢，但并不逊色，特别是当时的瓷器上继元代之后再次流行的人物故事纹往往描绘精细、极具特色，系深受文人雅士喜爱而流行的烧造，堪与官瓷相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官窑与民窑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某些民窑器物与官窑较为接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减烧、罢烧的背景相关。有些官窑的匠户，在官窑停烧之后，会回到民窑进行生产，这些匠户由于熟悉官窑的样式与制作工艺，很可能会仿烧一些类似官窑的瓷器。据史料记载，正统元年“江西浮梁民陆子顺，进瓷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反映了当时民窑的发展状况。 ■ 红绿彩莲荷纹盖罐。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通高31.8厘米，口径15.7厘米，底径13.5厘米。1974年四川省平武县古城镇小坪山明代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家族墓地出土，平武报恩寺博物馆藏。此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下收，平底内凹，底无釉。盖呈覆钵形，有钮。通体施红绿彩，颈饰钱纹，肩、胫部饰莲瓣纹，腹部绘莲花、水草纹。盖面分饰二周莲瓣及缠枝花卉，均为釉上彩。造型规整，纹饰繁密、饱满。 ■ 青花婴戏图碗 。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12.1厘米，口径22.4厘米，足径7.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碗器形较大，碗外壁以青花绘婴戏图案，二十个孩童分四组分别在玩不同的游戏。其中一组为“斗草”游戏，斗草游戏分“文斗”和“武斗”两种，此处表现的应该是“文斗”的场景；另一组在玩“传胪加冠”游戏，这个游戏是模仿为考中的举子报喜的仪仗场景，一个童子骑着竹马，后面紧随的一童子正手执一柄莲叶作幢当仪仗；还有一组孩童在玩“抓鱼放生”游戏，两个童子正在水缸里抓鱼，另有两个抓到鱼的童子正急忙往池塘跑去放生；最后一组似乎是几个孩童在围观一童子往宝瓶上洒水。香港天民楼收藏的一件明永乐青花婴戏图碗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婴戏图碗，所绘婴戏内容与本器基本相同，只是最后一组绘的都是“聚沙成塔”游戏。 ■ 斗彩鸳鸯莲池纹碗。15世纪中期。高8.3厘米，口径18.9厘米，足径7.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碗侈口、深弧腹、圈足，内外斗彩装饰。外壁口沿与圈足皆饰双圈，腹壁绘两对鸳鸯游于四组荷花、红蓼、茨菇、浮萍间，近底处绘仰莲瓣纹。内口沿及内底绘双圈，内底心双圈内绘莲塘鸳鸯。外底施透明釉，足端无釉，为垫烧部位。荷莲鸳鸯图，亦被称为“满池娇”，元代瓷器上即已出现青花满池娇图，明代宣德时期最早出现斗彩鸳鸯莲池图瓷器，正统、成化时期延续烧造。 ■ 景德镇窑青花红彩海水瑞兽纹高足碗。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1984年艾兰与西蒙尼·哈特曼捐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该碗撇口、丰腹、高足直下微外撇，器身以釉上红彩满绘波涛，青花间作九海兽，上五下四，分为龙、马、鱼、象等，均肋生火带或翼翅，以示神异。碗心亦青花红彩作海水翼龙，青花双圈饰边。青花红彩海兽纹器在永宣时期已出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永乐地层曾有发现红彩海兽青花波涛高足碗，传世也见有宣德青花海兽红彩波涛类此杯者，碗心落宣德六字官款。但此类无款器则曾被认为是成化时期作品，如此杯在1957年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举办的明代艺术特展中即断为成化器（展览时，此器仍是塞奇维克夫妇藏品）。2014年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地层出土了此类高足杯、金钟碗等各式残器，有仅绘青花未施红彩的半成品，也有青花红彩具备者。其器形、纹样、胎釉均与此杯相当一致，借此可以确定其为“空白期”官窑作品。 此外，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分封的23个子孙，就藩于全国各地。湖北、广西、四川、山东等地与藩王有关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部分属于15世纪中期的景德镇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这些器物，有的是官样产品，与官窑器风格相似，质量略逊于官窑器；有的与景德镇戴家弄窑场发现的批量器物十分相似。多地发现相似风格官样产品，反映出这时期朝廷可能对藩王用器有适当的配置赏用。当然，也有一些藩王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部分器物，明显属于民窑风格。它们与当时的官窑和民窑一起，构成了“空白期”景德镇瓷器的多彩面貌。 ■ 明代成化年间瓷盘上描绘的水中游动的鱼儿的形象。 ■ 青花红彩海水海兽纹碗。明正统—天顺（1436～1464年）。高9.6厘米，口径16.4厘米，足径5.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胎质洁白细腻，釉层莹润肥厚，底施釉，圈足。整体制作精良，毫无瑕疵，为典型的官窑产品。碗外壁的主题纹饰为海水瑞兽纹，以青花绘海水，以矾红绘瑞兽，青、红相间，色泽清亮明快。瑞兽共有九种，分上下两层排列，上五下四，驰骋于汹涌波涛之中。要考证这些瑞兽具体为何物，实为不易，其中较为明确的是翼龙、飞马和海象。另有一种瑞兽，从其茂密且竖起的毛发判断，似乎为《山海经》中记载的异兽“类”。而带有双翅的鱼似乎为“文鳐”或“蠃鱼”，据《山海经》记载，这两种鱼都是“鱼身而鸟翼”。海水瑞兽纹在永乐时期的高足碗上就已出现，以青花绘海水，以釉里红绘瑞兽。除了在高足处绘四种瑞兽以外，碗外壁也绘九种，也是上五下四排列，瑞兽的种类与其所处的位置与本器相同。宣德朝的海水瑞兽纹碗也是这样的布局，同样的瑞兽处于同样的位置。可见，永乐时期设计的画稿一旦确定，就会一直沿用下去。这种海水瑞兽纹一般用在碗、高足碗、高足杯、盘或者梨形壶等实用器上，都是成套生产、成套使用的。除了以青花绘海水，以红彩绘瑞兽之外，还有以红彩绘海水、以青花绘瑞兽的品种，另外，还有全部以青花绘成的海水瑞兽纹器物。2014年在珠山发现的空白期地层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相似产品，传世品中也有不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