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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住的家属大院里有好几排房子，每排房子都住着十几家子，每家男男女女的都有个五六口人，但是整个院子里只有两个厕所。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的小便是在家里的便盆里解决的以外，一般来说解大手解小手都要去那两个厕所中的一个。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大人上班小孩上学，厕所里就人来人往，特别忙碌，小手还可以挤一挤，大手就成问题了，只好站在边上等着。 为什么要站在边上等着呢，因为如果你不站在边上等而是站在外边等的话，那后来的就不知道你是准备解大手还是解小手，也不知道你排了第几个，所以你的问题就总也得不到解决。所以只能站在拉屎的人边上等，等急了还免不了半开玩笑地要求人家快一点，个别人特别没有忍耐力的，弯腰夹腿，一脸苦相一脸哭相，让人啼笑皆非。同样的年代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吃饭也是要等的，站在边上等，用脚踩住人家正在吃饭的人的屁股下面的凳子横梁等。我现在将这两件事情回忆到了一起，感到不太合适，就不说了。 比较而言，等着拉屎还不是特别尴尬的，蹲在一起排成一排拉屎的劲头才更难拿呢。在我家附近的那个厕所里，分里外间，外间是小便的地方，就一个长条的池子，年深日久，池子已经被腐蚀成了灰白色，而且有很多起伏的小坑；里间是大便的地方，和外面一样没有什么遮拦，一点也没有后来所见的那种一个坑儿有一堵墙挡着的“文明”。 里间，也就是大便的地方，其声音和味道自然是不必说了，单就坑儿的选择就很有学问：靠外边的，有风不说，解小便的人能看见自己的屁股，当然也能看见脑袋，既然看见脑袋了你说打不打招呼呢？有的时候固然可以打，可是还有的时候是不便于打的啊，这样就很麻烦；靠里面的也要看坑儿里的情况，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冲水的设施，都是靠斜坡的重力自然下滑，上面不断有新的重量下来摞上去，使整体缓慢地下行；有的时候个别人拉稀，或者有人在坑里解小便，就在最上面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水域面积”过大的所在，你蹲在上面就容易被自己的东西溅起的“水花儿”溅着。 最尴尬的是，不管平常怎么道貌岸然，怎么书记院长科长的，这时候大家一律一个姿势，而且还要把平常绝对包得严严实实的地方都一览无余地露出来，大小、形状、颜色，什么都一清二楚。我们这些孩子们开始并没有什么感觉，及至后来到了有感觉的年龄以后就突然觉着很可笑，等看到蹲着的大人的脸上的那种一如既往的严肃以后，我们就努力抑制着自己的笑，尽量不当场爆发。孩子们是三人成虎，没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同时蹲在那里，就成不了什么气候，大不了偷偷地在背后一起议论些个短长而已。 大人的严肃不仅仅在于脸上的没有表情，更在于他们在蹲着的时候的谈笑风生；国家大事、单位新闻、小道消息、家长里短，没有什么不可以在蹲着的时候不能进行交谈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非常投入，非常诚挚，非常平等，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进了厕所，和大家一样蹲在了这儿，就都有发言权，一律平等，绝无主席台和听众席的区别，甚至没有了那个年代里你防着我防着你的那种最基本的政治敏感——也确实没有听说谁谁把在厕所里听来的话向上级汇报过。 大家这样热烈地谈话讨论着的时候就经常很投入，就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主要任务，时间就持续得很长。当然，冬天一般来说持续的时间要短一些，可也不是特别短，因为冬天的厕所里尽管有冻屁股的劣势，可也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味儿小. 话题一般来说是没有限制的，因为那个年代的政治形势总是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所以国家大事就成了主要的谈论对象。大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专用的手纸的习惯和经济能力，上厕所都是拿一张或者半张报纸的，而报纸上（特别是《参考消息》，大家一致认为上厕所就应该拿一张《参考消息》或者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上厕所拿一张《参考消息》都是很时髦的）上的政治话题太多了，大家一边看一边说，特别是谁谁又出来了，谁谁又危险了之类的内容最有谈论价值；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就是在大家拉着屎的议论中上台或者下台的。有意思的是，凡是大家在厕所里传的话好像都能应验。 除此之外的话题就是关于粮食、关于吃的问题了，因为那时候定量供应，细粮很少粗粮占口粮的绝大部分，就是粗粮也常常不够吃，特别是对那些家里人口多的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那时候吃是人们生活中的除了政治之外的另一个最为重大问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话题的沉重，所以即使是在拉屎的时候谈论它，也从来没有什么人觉着有任何不妥。不平则鸣，老百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还算安全的“鸣”的机会的。比如这样一段对话，就经常在早晨的厕所里出现： “吃了吗？” “吃了。” “吃的什么？” “唉，老一套，棒子面粥呗。” “他妈的，什么时候咱们早晨也能吃上一顿油条啊！” 我小的时候对厕所是有很深的印象的，因为在那里搞过也被搞过恶作剧；看哪个小伙伴进去了，就跑到后面的粪池子边上往下扔砖头，溅人家一屁股。一般要先探头探脑地把蹲的哪一个坑儿看准了，否则就可能误溅了别人。有一回，一个家伙就误溅了一个大人，人家急了，跑出来看见他一个影子，找到了家里，家长申斥他，他还争辩呢：“我不是溅他，是要溅二蛋，二蛋还溅过我呢！” 我扔过砖头，也被人家扔过。被大人教训过以后自己也觉着太脏了，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以后就放弃了那种“游戏”。等自己到了明白点了什么的敏感年龄的时候，已经是抓纲治国的时候了。学习的风气或者说向上的正气逐渐地在社会上竖立着，我对厕所里的事情早就没有了兴趣，只剩下每天早晨不得不去的时候的硬着头皮的感觉了。 我记得自己对那个厕所最后一个有印象的事是一个早晨，大家照例纷纷落座，蹲下，晚来的就站在边上等上一会儿。这一天的话题都集中在了早晨的开战的消息和社论上。这时候前排住的大壮来了，大壮早就不上学了，专一在家练习武术；自从练习上武术以后走路的姿势就变了，横着了，卡着腿，一走一晃，手里总是拎着一杆挂着红缨的红缨枪，铁头擦得锃光瓦亮的。这种儿童团的武器拎在了一个二愣子模样的人的手里，很瘆人。他进了厕所，把那很瘆人的红缨枪戳在墙边上，往下一褪裤衩儿，蹲下了。已经是秋天了，可是他还穿着背带儿背心儿，小运动裤衩，一身的肌肉一览无余。 听了听人们的话题，一向不怎么和大家说话的他突然开了口：“早该打王八蛋操的们了！”大家一听他要说话，就都静了下来，即使碰巧要使一下劲儿的也努力忍住，不让下溅的声音太大。大壮看大家都很把他当回事儿，就接着说：“小小的鸡巴越南，还敢打他妈的中国，还真反了他了呢！给他颗原子弹，氢弹也行，再不行放上俩中子弹！看他妈的还敢乍刺儿！” “你说的都是战略武器，一般是不让用的！”也已经退了学，但是平常酷爱看《参考消息》的大春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说。 大壮有点不愿意了，他一向就不大看得起光知道看书看报的中秋，现在看他竟敢出来搅他的话头儿，就很不高兴：“战略武器怎么了，不让用？谁说不让用，谁他妈的不让用就先给他用用！再说了，别说不让用，就是让用咱们也不用了，连他妈的机枪大炮都不用，两边都不用，咱们来比武的，不用一对一，小鸡巴越南人，上来十个我一个人就都包了圆儿，都给他打趴下！”他挺了挺胸，尽管还蹲着但还是比大家都高出了一大截，很自豪的样子。 大春不说了，他用另一张报纸擦了（他一向是只拿《参考消息》看而舍不得拿《参考消息》擦的），走了。 不久之后的一个早晨，或者说是凌晨，我们还都在睡觉，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闹哄哄的人声。原来又是拉大粪的和偷大粪在打架。这里的厕所以每个月一定的钱数包给了附近的公社（是公社给我们大院所属的单位钱，而不是像现在的保洁费一样是用户给人家钱），公社里派人每天凌晨来拉，用那种牛拉的上面有木头箍成的大粪桶的车。 公社派来的是公家的，公家的人就不大愿意来得太早，特别是冬天，谁不愿意睡个懒觉啊。这样，就经常是大家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在厕所里装车，大家很有意见。与此同时，还有一伙儿偷粪的，就是没有给我们大院所属的单位交钱的公社的，他们一般来得要早一些，赶在那交了钱的公社的人来以前就装了车跑了；也有挑着担子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在大家门前留下一道淅淅沥沥的痕迹。 交了钱的公社的人有过几次这样空车而返的经历以后就不再为“公家的事无所谓”所左右了，他们那种我的东西别人偷走了的观念复活了，就也来得很早很早，这样两边的人马就赶到了一起。交了钱的就理直气壮地打没交钱的，还要没收粪车或着粪担子！ 今天的纠纷当属此列无疑，所以人们并没有太在意，想像往常那样，等他们闹完了接着睡觉。可是这一天的纠纷好象格外激烈，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束，中间还伴有不是一两个人的争吵。大家就纷纷起了床，到外面去看。原来是偷粪的被人家兜头扣了一脑袋屎尿，因为天很冷，那些东西都冻在了偷粪人的头上，而交了钱的公社的人还不依不饶，大春（他手里依旧拿着报纸）就出来说话了，说人家已经挨了你们的打，还怎么着？ 依旧穿着小裤衩小背心的大壮帮着那边说话：“偷粪也是偷东西，和偷粮食有什么两样，打他个王八蛋操的！”说着就拿红缨枪去戳那一头屎尿地坐在地上哭的偷粪人。 大春就不干了，说你欺负一个被打趴下的人算什么本事？大壮就来了劲，说：“好啊，你不是还没有被打趴下吗，我他妈欺负欺负你就算本事了吧！”说着抡起枪就向中秋砸过来，大春顺手抄起粪车上那掏粪的大勺一挡，一下把里面的剩货都磕出来，飞向了大壮的脸------- 排子房的厕所内外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因为遥远而淡漠，有的实在不便于叙述；人们在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居然生活了那么多年，事后想想，也真是够有忍耐力的。今天这样的描述也算是为历史画上一张像吧，否则再过多少年，我们的后代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想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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