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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诗词创作与科学文明

 杏坛归客 2021-01-08
韩倚云(北京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摘要:人工智能是当代一个重要特色,因其永无人类智慧而只能成为人类的工具,却引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诗词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阐述了诗词与科学的共同特征,既:独创性、普适性、简洁性、超现实性、境界为先;继而阐明,人工智能会对非艺术性的诗词迅速淘汰,迅速把精典诗词呈于读者;再次阐明,诗词与科学互为载体、互相促进,不可分割,文化与科技融合是科技部提出的一个创作思路。

关键词:人工智能,诗词,科学,独创性,普适性,淘汰平庸

引 言


从历史学角度看,AI(人工智能)时代,是将人类智慧表现到最高的时代,也是将人类的智慧传播最快的时代,人工智能的表现形式很多,其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数字媒体的快速传播,一是智能机器人,机器人已智能到模仿人类写诗。笔者作为人工智能的科研人员,既有科研经历,也有诗词创作经历,人工智能与人类最大的区别:一、人类是智慧的化身而人工智能是机械的组装;二、人类有情感而人工智能毫无情感可言;三、人类的灵感与顿悟是天然生成而人工智能永远不具备;四、人类有生命力而人工智能只有“正常使用期限”。诗词与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形式,同源于实践,同来源于人脑,共生于人脑,将客观世界的实践在人脑的主观加工,同产生于外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诗词与科学,都是深入现实,源于现实,超于现实;反映客观世界及其真实性、唯一性。诗词偏重于言情而科学偏重于言理,而情与理又是不可分割的,无“情”之“理”乃无用之“理”,无“理”之“情”乃无骨之“情”,如泥入水,毫无生命力,因此,诗词与科学互为渗透、并存共生,有生命力的诗词才是艺术。笔者认为:人类自有文字始,便生产了最原始的艺术与科学,而“生命力”一词也由此而来,衡量“生命力”的强弱,当首推其灵魂之影响力,正所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艺术感染的是人类的灵魂,而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依据,因此,人类社会,生命力最强者当属艺术家与科学家。


一、诗词与科学的共同特征

那么诗词与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人乃万物之灵,有与生俱来的“直觉”、“跳跃思维”、“灵感”、“感情”与“智慧”,因此,每个个人都是大自然独创的拥有最高智慧的艺术,都具有“唯一性”,同样具有“普遍性”。那么诗词与科学的共同特征是什么?独创性、普适性、简洁性、超现实性、境界为先。

1、独创性

AI时代,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时代,时代已具备了独创性。所谓的独创性,是在诗人或科学家所生存的某个特定时代,对其所见、所闻、所想之事物或现象经大脑智慧的加工,之后,生成普适于那个时代,甚至超越那个时代的智慧产物,其表现形式,或为诗词、或为科学理论。作为诗词,技法上经过了唐、宋、元、明、清的发展,已臻成熟,所以,诗词的独创主要表现在内容的独创,一首诗词须有新的感动,感动那个时代的一类人,甚至感染滞后于那个时代的一类人;作为科学,则成为指导人类创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理论依据,其生命力的体现在于其影响力的空间与时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刘熙载《艺概》)已阐明独创与继承的关系,就要既“有我”又“有古”。而 “更”字不可忽视,它说明独创虽然是第一位的,但是继承前人正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复古。

意大利约翰·维科说:“诗性思想就是原创性智慧。”(《新科学》,)法国雅克·马利坦说:“诗性思维是'创造性的直觉’与'诗性经验’的结合。”(《艺术与诗的创造性直觉》)。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到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在中国,数学方面有张衡的《九章算术》,建筑方面有李诫的《营造法式》,医学方面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这些理论著作的共同特点便是:独创性!以至于影响至今,甚至还会继续影响下去。在古诗词方面,《天问》、《诗经》、《古诗十九首》等,皆有唯一性,也就是独创性,所以能流传至今,还会继续流传。

独创性的第一动力是丰富的情感。爱氏花了十年功夫来研究引力场,就是从这两件事情做出发点,用他深入的物理洞察力和数学家提出的数学结构,才完成他留名千古的引力理论! “问世间,情是何物”(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是因写大雁忠贞的至爱之情;“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对友人离别之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为对统治者至恨之情,无论爱与恨,都是真情,唯真情之咏,方能动人至深,以至传唱千载。

独创需要勇气。“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唐代历史与科技有唯一性,也就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大诗人,这些大诗人的出现与唐代的科技水平和历史条件是不可分割的。杜甫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词至东坡,境界始大,苏轼突破前人之“词为艳科”理论,使词之境界走向士大夫层面。毛泽东之独创在于,怀古而未薄今,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各种危难,发现了底层人民的力量与优势,使诗词创作扩展到广大群众。

欲独创,首先,须自身硬,以长期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其次,要有丰富的想象力,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站在时代科技水平的平台上,以超越那个时代的梦想为想象。再次,要有敏锐的直觉。何谓直觉?未经推理而对某事物产生的理解和判断,直觉是人类特有的功能,也是人工智能绝不可能具备的功能。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认为:“我们靠逻辑来证明,但要靠直觉来发明。”在数学发展史上有许多凭想象和直觉来创建新理论的生动例子。例如,欧拉受解决柯尼斯堡七桥问题的启发,开创了现代数学中的拓扑学研究的先河。

2、普适性

普适性的哲学内涵:当读者自然而然的读到某些诗句或科学理论时,理解为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可以将某些诗句中的人物想象成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进而实现其普遍适用性,普适性的主角是读者。

自《诗经》始,吾国的诗歌就其内容而言,既是诗人情怀与经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化作哲学,以为后人鉴。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很多诗词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并对科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与其它的文学形成互动,这一点体现了诗词普适性。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1],“又其(指词)为体,固不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2] 谭献强调读者主观色彩,从读者角度出发,突出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的作用,强调读者之体会无须与作者之用心保持一致。阅读是一首诗词不可或缺的独立环节,一首诗词被诗人创作出来只能算完成了创作的一半,而另一半要靠读者的阅读来完成。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这个意思。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亦有其重要意义,它可以丰富和加深对诗词理解与充实,这种理解甚至可以是作者本人没有意识到或者拒不承认的。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原义为歌颂战争中友情,而被后人用于歌颂爱情;再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原义歌颂爱情,而被后世读者用于歌颂教师。

诗词普适性之广度,莫过于对科学的贡献。如“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望庐山瀑布》),李白在创作时,只是歌咏所见,对于为何“生紫烟”并未在意,而后世科学家们读到此诗,便应用到了光学的领域。再如,“将课司天历,先观近砌蓂。                 一旬开应月,五日数从星。”(元稹《赋得数蓂》),作者之意仅为抒发自家情感,而科学家未必不多思,欲研究天文历法,须先观察砖缝中的蓂荚, 据《竹书纪年·陶唐氏》记载, 蓂荚为瑞草,也称瑞荚。传说尧帝阶下生蓂荚,随月生死,即每月朔日生一荚, 至月半则生十五荚。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一首诗,如不具备普适性,其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不能打动读者心弦之诗作、专用当代读者不熟悉的生僻字词之诗作、与时代脱节的拟古诗作、标明只为自己阅读之诗作,是不完整的诗作,不能称为艺术,更谈不上生命力,因此,只有相对的隐士,不存在绝对的隐士并。

而科学的普适性主要归根于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认识结果的可重复性与可推广性,特别是科学实验过程的可重复性。在确定一项科学发现中,要求实验的行为可以重复,实验的结果可以再现。可以理解为:一个数学模型,其应用越广,其普适性就越广,其生命力就越强,甚至应用到了诗词创作领域。

3、简洁性

艺术的特征是“提炼”的“神似”,而智能机器人是“模仿”的“形似”,两个概念中“提炼”与“模仿”是有本质区别的,“提炼”是有生命力的,而“模仿”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提炼”,是提炼出某一事物的“本质”,这个“本质”是有唯一性的,用数学的概念表述,是提炼“拓扑学”的“特征不变量”。因此,“独创性”是艺术与科学共同的本质特征。

以一首诗为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此诗仅有20字,做到了式合,平仄合,粘对合,韵脚合;做到了韵美,声色、动静、对仗,铿锵上口;此诗情真,后两句道出前人未道之句,乃真情体会之语,此诗味厚,可反复品位,可无限延拓;紫诗格高:境界高,自强不息,永无止境。此诗耐读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每次读,永远像第一回,百读不厌。做到了字字有力度,一个字少不得,而其容量达到了此题材之最大。同时,诗人发现了一条客观规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发现了这一规律,但是当时却无法解释。后人读到此诗时,得到了启发,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地球是圆形,若地球是立方体,决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此,此处之“简”有言辞浅、读者易懂之意,又包含用字最少之意。那么诗词创作中所用之词语,须是AI时代,易于理解与记忆之词语。

因此,在古代,诗词以其简短而使得传播成本低,要知道古代因纸贵,而且就算用小楷书写,其消耗的纸也远远比现代昂贵;又以其容量之大,而能震撼人心,长久不末。

4、超现实性与境界为先

所谓高境界,笔者认为,是源于个人情感,又超越个人情感的主观对客观的精典表达。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就是超现实。所谓“超现实”就是“梦”,“梦”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说“梦”是艺术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但不能离“真”太远,“理”是解梦的归宿,也是论事的目的,离开了追梦与思理,诗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诗词与科学的共同任务是:用最美、最富有人情的语言,来认知客观现实、提炼大自然的本质、探索大自然的规律性。所以,AI时代,诗词的创作欲实现“超现实性”,须对本时代前沿科技有深刻的了解,诗人才能充分发挥想象,创造出超出这个时代科技水平的艺术珍品。

关于境界为先。“方程式之美,远比符合实验结果更重要。”(狄拉克),已说明境界之重要性。“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

一首诗词作品到底水平高不高,主要看境界,不是看里面有多少华丽的辞藻。科学境界则是一个学者选题的学术品位和问题的深度,而不在于论文里面用的技巧多高,技巧始终是第二位的。


二、人工智能对平庸诗词的淘汰

凡无创造性的东西,均可由智能机器人来取代,关于AI作诗,不同的AI开发者,同一题目所作的诗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程序开发者,在程序里会设计不同的词汇关联。人工智能没有感情,只会机械的关联,但读者的感情是丰富的,前面讲过,“从读者角度出发,突出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阅读中的作用,强调读者之体会无须与作者之用心保持一致。阅读是一首诗词不可或缺的独立环节,一首诗词被诗人创作出来只能算完成了创作的一半,而另一半要靠读者的阅读来完成。”人工智能被设计成诗的语言表达方式,读者就会用自家的感情与当时实事去对号入座。这就是在竞赛中,诗人评委们根本无法分辨那首诗是人工智能所作,因评委在读诗时会不由自主的任自己的情感支配。

1、高古的绝类先贤之作可被智能机器人取代

笔者因长期参与人工智能研究,那么,借助数据库,对自然语言文本的采集、存储、检索、统计、语法标注、句法语义分析,以及具有上述功能的语料库在语言定量分析、词典编纂、作品风格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等用软件实现。首先,唐诗、宋词的诗词语料的来源采用了《全唐诗》,《全宋词》,采用遗传算法对古人的风格进行特征分析,再以闭环反馈对比法,用软件实现模仿,于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古代大诗(词)人风格的大作,便轻易生产出。而且,此类作诗机在清华大学已有成熟的产品。

智智能机器人的存储量可囊括古今全部诗词作品,随机调用所存储之诗词用语,加以“物理的组装”,一首模仿古诗即刻作成,而且用时短之短,在几毫秒内,远超过曹植创作《七步诗》速度(假设此事件完全真实),远非人类能及。笔者认为,此类模仿之作已非艺术,只能算个艺术品,艺术与艺术品的概念是不同的,自然无生命力。从事此类创作的诗人,被淘汰是显而易见的,智能机器人的淘汰,可以让此类诗人看到,所以此类诗人,才有了一系列的疑问:智能机器人可以取代诗人了吗、智能机器人会打败人类了吗?

易被淘汰的还有豪无情感的应酬之作和无聊的登临俊赏、酬唱聚会、次韵分韵之和作。

2、被淘汰者仍有其历史价值

笔者谓:“落花成景也成肥”,被淘汰者虽然不能成为艺术而感染今人与后人,但是,它起到了对艺术的传播作用,同时,提高了整体的艺术鉴赏水平。被淘汰者,化作了艺术之土壤,并使得艺术之沃土营养丰富,以滋养更高艺术的产生。《中国诗词大会》这一概念由人类提出,这便是其价值,这个节目对诗词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收视率之高,使得诗词爱好者以级数级别增长。换言之,使得诗词读者数量以级数级别增长,读者艺术创作的推动者。

3、精典诗词会很快被发现与传播

读者只会因兴趣而读诗,对一首诗的传播是不由自主的,这首诗不必出于己。同样,读者把一首诗打入冷宫,也是不由自主的。

我们读到的精典的诗词,是经过历史漫长的沉淀与淘汰而流传下来的。那么古代通讯技术的落后,导致陶渊明诗作不被当世人所知,而被后世人推崇。同样杜甫诗作,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被当世人传阅,而在诗人作古许多年,才被后世人整理,并传唱。

在AI技术发达的当代,此类现象不复存在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已不仅仅是报刊等纸质媒体,以网络为传播工具的电子文档的传播可能占有更大的比例,权威刊物的纸质遗珠之作,仍可能被读者发现并传播,那么精典作品被读者争相传唱是几秒钟的事。相对纸质存储介质而言,电子存储介质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存储与传播价格非常底廉,这就使得,凡能识中文者,便有机会读到优秀的诗词。好的读者自有判断力,好的诗词自会打动广大读者,当然会被读者争相传播,陶潜、杜甫之憾便不复存在,把历史的自然淘汰与选择提前了几百年,避免了精典作品只荫后代而薄当代的局面。

数字媒体时代,对诗词的传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如同当时的活字印刷技术,加速了诗词的传播。


三、AI时代诗词与科学互相促进

人与自然界其它事物的互动,大多借助以下四方面: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诗词与科学皆是借助此四方面,提炼出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之“理”与“情”。

1、人与自然界互动之相通性

笔者研究方向之一是人工智能,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对视觉之研究在宏观与微观方面皆有突破性进展,微观上,可达纳米级,宏观上可视至月背,在视觉传播上,可直通天地。在听觉方面,人工智能已做过远程清晰传音,天地间清晰传音,人工智能可以人类语言为指令,进行各种动作。关于触觉,理论研究超过实践,人工智能远程触觉理论,已臻成熟,而技术相对显滞后。人工智能这三方面的能力,源于人类,又远远超越人类。关于人工智能嗅觉研究,尚在起始阶段。总之,人工智能是人类凭智慧对自身功能的延伸。

同样,读者、诗人创作诗词,通过对外界的互动,仍然主要依靠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例如,“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青山雾后云犹在,画出西南四五峰。”(郎士元《柏林寺南望》)泛舟溪上的诗人听见远处柏林寺的钟声,涉及了听觉;立即泊舟登岸,沿着“微径”攀登进发,涉及到触觉;“微径”表明路细窄、曲折、难走、幽静,免不了左旋或右盘,上行又下行,溪上可以行船,表明小路不时要跨过不能行船的小溪,主要涉及到视觉;“青山雾后”一种清爽,涉及到了嗅觉。这一路攀登所经历的景致,通过人的各种功能的加工与创造,说明“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的意向,所感受的是一种分形美,截然不同于漫步在西湖苏堤之上。

2、诗词与科学互为载体

诗词以其简洁、精炼、感染力强等优势,记载并传播了大量的科学史实。以《诗经》为例,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500年间的诗歌300余篇,保存的大量科技史料及其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价值蔚为大观。尤其是《诗经》中保存的大量有关动植物方面的资料,对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晋人陆机从《诗经》中选录了动植物255种,其中植物146种,动物109种,撰成《毛诗草木鱼虫疏》,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生物学著作。[3]难怪孔老夫子认为,学习《诗经》的好处之一,是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当今科学史界在研究许多重要问题的起源时,总要先去查找《诗经》,可见其所存科技史料价值之一斑。

科学于诗词同样起到了载体的作用。“书写与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学传统的接续有了可能,因而必然大大增加了艺术品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此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某一时刻,各种图形也变成了艺术成品的一部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至于吾国,诗歌最早见于龟甲兽骨、青铜器、竹简、木片、丝帛等材料上面,由人手工抄写流传。显然,这种传播方式,因其材料之昂贵及通讯之落后,限制其传播速度与广度。战国之后,文字刻于简策之上,与龟甲、兽骨等相比有了一定的进步。却因其易断烂脱落,且庞大沉重,导致阅读极不方便,辗转抄写又易出错。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帛书易于书写,幅度可长可短且便于携带,弥补了简策的不足。却因帛产量少、价格高,无法向大众普及,即使王公贵族也无力大量地使用。这些情况都制约了诗词的展开和传播。诗词作品主要在王公贵族、文人墨客的圈子内流传,街头百姓望尘莫及。直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并大量运用以后,诗词作品的大规模展开与传播才成为可能。但因通讯不发达,导致其传播速度与广度进一步受限,因此,对平庸者的淘汰过程也相对缓慢。而AI时代,电子文档的出现,以其成本低而使得人人皆可读到诗词作品,又因网络之发达传播之快,使得当代佳篇佳作,能迅速被喜爱者读到。随着AI智能化的进一步提高,其存储量尽之大可囊括古今全部诗作,甚至模仿人类写作诗词。

3、古诗词对科学的促进

诗词在内容方面对科学的促进。《诗经.小雅.鹿鸣》之“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直接促使屠呦呦先生发明了青蒿素,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样先进的科学成果为诗词提供了创作素材。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在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峨不嫁谁留?”(辛弃疾《木兰花慢·中秋》)其中的“别人有间”,我们现在已知,是美国。“飞镜无根谁系?”辛弃疾此问,意义非常,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此一提问,引得科学家深思,并回答了此问----因万有引力作用。再看“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方干《送僧归日本》),诗人已提前一千年看到了东京与长安的时差现象,亦引得科学家深思。屈原一部《天问》,提出数个天文术语,才有了中国今天的航天成就。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诗词的技法对科学之促进。以诗词之对偶理论对科学的贡献为例。诗词之平仄相对、虚实相对,引得科学家们思考,狄拉克于1928年发表两篇短文,称有负能量产生,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狄拉克方程。1931年狄拉克从数学对称美角度大胆提出“反粒子”理论来解释负能现象。也不为同行所接受,直到1932年秋安德森发现了电子的反粒子以后,大家才认识到反粒子理论是物理学的另一个里程碑。同样,受诗词“对偶”理论的影响,是否存在反物质和暗物质、是否存在反宇宙和暗宇宙,人类仍然在探索中。至于AI时代,便是虚拟空间的引入。人类是实体存在,而机器人是模拟人类各项功能而虚拟的存在,同时,机器人的各项非智力功能超越人类,此乃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AI时代,诗词对科学贡献之杰作。

4、AI时代科学对诗词创作之促进

AI的当代,我们科学发展的重要一点是“嫦娥四号”首登月背,标志着我们的航天技术世界领先,由此,便拓宽了诗人之见识、增加了诗人高度与广度。边塞诗的形成与“英雄”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有一批边塞诗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高适、岑参,吟咏战争和边塞生活为主题,古代诗人未能亲自登天,文学史上不能形成“空天诗派”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们当代,已经能飞越高山,直探宇宙。战争的形式也不再是地面的战场杀敌,那么“英雄”的生产也不再可能是陆地上。各国之间的战争已经由陆地转向空间。我们的“英雄”也会在天上产生。我们诗人之笔是否可以直接挥毫向蓝天。发展的继承边塞诗,逐渐形成空天诗派?

有了亲至空天之人、亲历空天之景、亲知空天之事便有形成“空天诗”流派之客观条件。因此,航空航天诗的创作,把诗词引向太空,以完善我国诗歌发展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管子·牧民》),“空天诗”站在科技的平台上,在诗人们的不断追求中,会更完美、更有生命力,必然流传千古。

飞信传音,形成信息诗派。古时的田园是农耕时代,而当代已是机械化生产时代;古代的交通工具以马为主,而当代的交通工具以汽车和高铁为主。古代生产关系,是以农耕为基础的地主阶级雇佣关系,而当代生产关系,是自主经济与有计划的大工业化经济。当代的通讯方式是电子传播。

所谓信息诗派,是吟咏电子、原子时代的生活风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别情之作。先看一首古人诗作: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李之仪《卜算子》)

当时的条件,与友人的分别,生离就意味着死别,因为通讯不发达,对方的状况更无从得知。那么,那种强烈的不舍与思念是刻骨的。正因此刻骨之痛是真,所以,才能动人至千古。

而当代不同了,因为科技发达、交通发达、信息发达了。今天分别,明天很可能重逢,北京飞广州当天能打一个往返。与友人的分别,很难有古人的刻骨之痛。那么,当代的离别之作,难以动人。代之的是另一种情意。

且看今人一首诗:

莫道相逢难再逢,春来春去太匆匆。指头在处灵犀在,海角天涯一点通。(周啸天《手机短信》)

是一种典型的有AI时代特色的诗作。

加快了其传播性。传播方式,以主要由纸质文字,变成主要由电子文档传播。“家书抵万金”之事不复存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一首诗的传播速度以光速记,同样,观点的交流,优势互补交流速度的提高,使得提诗词水平提高加速。

加速了诗词的优胜劣汰。因传播之速,读者在互相交流中,鉴赏水平会提高很快,较之古代,飞鸽传音,我们当代有了质的变化,那么我们的活动空间已由原来的“故乡”到整个宇宙,于是增加了读者的全局观和发展观,那么读者会自然的淘汰一些普适性小、与时代脱节、艺术水平低的作品。当这类作品被淘汰,精品之作的位置会更加瞩目,会更好的传承与传播。

科技部提出了文化科技融合的思路

科技部的指导思想之一,把诗词创作纳入精典项目,鼓励大家充分挖掘各自的智慧,提出和种各样的文化科技融合,融合而不是组合。AI时代,我们要敞开巨大的胸怀,广泛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结合中国固有的优势,发展的继承我们的诗词。“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陆游《示子遹》)诗人须通过日常生活和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体验、感知寻求创作源泉。诗词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是饱含人类情感、饱含科学哲理,并携带科学信息的一种文体。“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慧”(弗兰西斯·培根《培根随笔》),此中灵慧便是想象力,想象力源于现实生活和对大自然的判断与理解力,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科学知识为依据。当运河被铁路、土路被高速公路、船舶被飞机、邮件被微信、人类非智力劳动被人工智能等夺去了各自的功能。高度智能化的当代,需要对古人精典艺术继承的发展,“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其二》),不继承古人,不是诗词,不否定古人,不能发展,AI时代,需要有反应当代科技水平的诗词精品,更需要有预测未来科学的诗词精品,以引领后人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展。唯此类精品诗作方永生不灭。

参考文献

[1]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43页。

[2]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998、3987页。

[3]  张秉伦.诗词歌赋中的科技史料价值.中国科技史料,1993,14 ( 2 ) : 73.

[4]  孔丘.论语·阳货.见:四书自话注解.长春:长春古籍书店,1982.139.

[5] Hunlter D. 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1947).2nd.New York: Dover,1978. 571~572.

附:第二届中华诗词复兴研讨会深度报道

附:《中华辞赋》征订、征稿启事

《中华辞赋》创刊于2014年,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一本专门刊发当代诗赋类作品的国家级杂志。2020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华辞赋》出版单位变更为《诗刊》社,编委会主任李少君,社长王冰,总编辑石厉,副总编辑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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