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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诗：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为, 龙蛇托于,云雾之势.虽然择贤,而专任势, 足为治乎?吾未得见,有云雾势,能乘游者, 龙蛇材美;今云雾盛,蚓弗能乘,蚁不能游, 有盛之势,不能乘游,蚓蚁材薄.今桀纣者, 南面而王,以天子威,为之云雾,天下大乱, 桀纣材薄.且慎子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 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乱天下者.势非能必, 使贤者用,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 则天下治,不肖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 贤者寡而,不肖者众,威势之利,以济乱世, 之不肖人,是以势乱,天下者多,而以势治, 天下者寡.势者便治,而亦利乱.故周书曰: 为虎傅翼,则飞入邑,择人而食.不肖乘势, 为虎傅翼.桀纣者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 其为炮烙,以伤民性,得成肆行,南面之威, 为之翼也.向使桀纣,之为匹夫,未始行一, 身在刑戮.势者所以,养虎狼心,成暴乱事, 天下大患.势于治乱,本未有位,而语专言, 势之足以,治天下者,智之所至,其则浅矣.
【原文】 难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未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译文】1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鉴赏】 任何理论创造都是对前代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的学说也是这样。他的法、术、势结合了法家理论,其中的“势论”就是对此前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慎到势治学说的扬弃。《韩非子》中的这篇《难势》,既是在为慎到势治学说辩护,是对慎到势治学说的继承,也是对慎到的势治学说进行着补充、完善和发展。
慎到的势治理论认为,社会上的人有地位的高与下、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往往跟人的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无关,因为如果尧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那么他连三家也治理不了,没有人听他的;桀、纣那样的恶人身为帝王,则所有人都得听他的,受他的控制。所以,慎到得出结论: 治理国家靠贤德才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势位才能使贤才屈服。
慎到的理论受到了以儒、墨为代表的“尚贤”学说的质疑。他们认为,“势”固然重要,但放弃贤能而专门依靠“势”,也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势”并不一定只让贤能的人利用,而不肖的人不能利用。被不肖的人利用,就等于是为虎添翼。人性本恶,天下像尧舜那样贤能的君主可以说是千年一遇,所以,“势”更多的只能是滋生人的虎狼之心、成就暴乱的东西。
韩非当然是赞成慎到的学说,而反对儒、墨“尚贤”的观点的。不过,在他看来,“势”既不应该如慎到所云,成为谁都可以凭借的“自然之势”;也不应该是如儒、墨所设想的那样,是必依“贤能”而生效的带有道德色彩的“势”,而应该是为普通君主而设计的“人为之势”。这种“势”是和“法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韩非子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显然,韩非子的“难势”,主要是对儒、墨诘难慎到之“势论”的再“辩难”,而不是直接对慎到的辩难或诘难。对于慎到之说,韩非子更多的是赞成与辩护,尽管他对慎到的势治理论有所发展——这就是他将慎到的“势”,进一步划分为“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认为君主所倚恃的应是“人设之势”,并且这种“势治”应该是与“法治”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
当然,客观地讲,韩非子的“势治”理论亦未必是无懈可击的。他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虽较慎到更进了一步,但也尚未抓住“势”的本质。这就是说,“势”虽表现为个人的地位、权威,但它的背后隐藏着的根本支撑力量,则是国家的政权,如代表国家政权的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选出的什么机关,都等于零。”一个人能不能令行禁止,倒不在于他有没有帝王的称号,而要看他是否掌握着政权。中外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高坐于金銮宝殿上的傀儡皇帝,而并非皇帝的“曹丞相”之类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韩非子驳斥儒、墨非难“势治”而推崇贤人的理论,且将其中合理的部分也一块儿否定了,这也是不合适的。儒、墨认为“释贤而专任势”不足以“为治”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它乃是一套车、马,谁来驾乘都是可以的。这正如现代的电子网络技术,你可以用它经商、教学,为社会造福,也可能会被犯罪分子用于盗窃作案,但这并不是网络技术本身有好坏之分。正如不能因为核技术可以毁灭人类,就说它罪大恶极一样;也不能因为核能可以用于发电、治疗疾病、生物育种等,就说它有多么伟大。它只是工具,但却是一把双刃剑,关键看它掌握在谁的手里,被什么人所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高技术拥有者、操控者的道德品质的高尚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选用道德品质高尚的执政者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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