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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英灵（二题） 文/焦辰龙 
石 头 1958年春天，正当满坡的麦子扬花吐穗的时候，奶奶从母亲手里接过我，领着我上烟台。 从俺们后大张庄到临淄火车站有50里路，王格庄的舅老爷推着小车去送我和奶奶。奶奶坐在小推车的一边，我和一只大柳条篓子占着小推车的另一边。公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有的树杈上还架着喜鹊窝；小喜鹊站在窝前，好奇地看着我们，喳喳地叫了几声。公路两边，全是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子。一轮圆圆的太阳从麦浪上升起来了，先是红红的，一会儿就光芒四射了，麦海上闪动着金色的光辉。东风劲吹，麦浪滚滚，舅老爷弓腰推着小车吱扭吱扭地前行，像是行进在茫茫绿海中的一叶扁舟。 
舅老爷问奶奶“姐姐！……你还记得你们一家6口第一次上烟台不？也是这季节，我使小车帮你们推着铺盖，把你们送到临淄。” 奶奶：“一晃18年了，那年我整40岁。” 舅老爷：“我记着那时候你的头发就白了！” 奶奶：“唉！……自从日本鬼子来了，成天价兵荒马乱的，人老得还能不快？” 奶奶和舅老爷的话，我似懂非懂。原来在我来到这个五彩绚烂的世界之前，在这一片一望无际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在烟台，我和爷爷、奶奶住一间屋，奶奶经常向爷爷讲述自从他上烟台之后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爷爷就叼着一只烟斗在一旁仔细地听。 1921年春天， 19岁的爷爷一根要饭棍当马骑，从老家跑到了烟台，在后海崖上当码头工人。 奶奶向爷爷讲得最多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到处修炮楼，在咱们广饶县、李鹊乡，修了许多炮楼。鬼子们经常从炮楼里出来，上庄里去抢粮食、糟蹋女人。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县里的中学也关门了，守诚（我父亲）不能念书来了家。青壮年们白天又不敢在家里呆着，怕被日本鬼子当八路打死，或是抓到东北去当劳工。守信（我伯父）和守诚弟兄俩成十天半月的呆在高粱棵里，磕打得都没有人形了！ “后来，守诚和庄里的石头、元来都入了党，鼓动人们和日本鬼子作对：掐电线、扒公路，遇到单个鬼子出来办事，他们就串联几个小伙子，在人少的地方收拾了他。有一次，还调动好几个庄的青壮年，扛着鸟枪、长矛，挥舞着大刀片，把给县里鬼子运粮的车队给劫了，赶马车的也吓跑了！” 有一次，奶奶讲起了石头的故事： “石头怀里揣着一些共产党的传单在泊里走，远远地看见日本鬼子来了，就把传单扔到河里。扔到河里还能不漂上来么？他看见传单漂上来了，撒腿就跑！鬼子见他跑，就哇啦哇啦地叫着追他。他看看鬼子快追上了，忽地从腰里拔出一颗手榴弹朝鬼子堆里扔了过去……手榴弹轰地响了，炸死好几个鬼子。鬼子的枪也响了，他被打倒了。他爬到河沿上，一头扎到了河里，身上的血把河水都染红了。人们说：石头临往河里跳时还吆喝了一句：爹！娘！……儿子不能孝顺你们了！” 爷爷原来在炕沿上坐着，这时忽然从嘴里拿出烟斗，站起来眼泪汪汪地说：“石头是好样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奶奶：“石头死了之后，他父亲到处找共产党，发誓要替儿子报仇！” 爷爷：“我从小和石头父亲在一起长大，他是条汉子！” 呵呵，原来我们村还有这样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并且，从自己奶奶的嘴里讲出来，我觉得非常真实、非常感人！觉得他离自己很近。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学校对革命传统教育抓得很紧，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我们上烟台山或是栖霞县的英灵山扫墓，唱缅怀先烈的歌曲。那一次次的扫墓活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那一首首扫墓时唱的歌曲，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三年级清明节时唱的《扫墓歌》：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 东风吹/松枝摆/凝望烈士墓/烈士豪气依然在。革命传家宝/一代传一代/今日红领巾/正是第二代。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 感谢当年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如此感人、给人以力量的歌曲，以至于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轻轻吟唱，仍然令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985年的春天和秋天，我先后2次回家乡体验生活，向父亲打听：当年咱们家乡的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家里生活困难，母亲和父亲先后回乡。 父亲向我讲起了过去的那些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鬼子先后占领了济南、淄博、临淄、广饶。老百姓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于是就起来反抗！ “小张村一个叫刘贯（音）的，和咱庄上的焦香春是姑舅弟兄。刘贯打着走姥娘的名义，来咱庄上开了一个药铺。 “老百姓觉得刘贯这人很跷蹊，穷人上他的药铺里抓药，他总是不要钱，说自己是专门来救穷人出苦海的。老百姓最初还以为他是信什么教的；还有人以为他是中了邪了。其实他是地下党派来发展组织的。 “刘贯和我的关系很好，很谈得来。我上他的药铺里玩儿，有人时俺俩就海阔天空地闲拉，拉《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没有外人时，他就向我讲一些抗日救亡的道理。 “渐渐地，石头和元来也和俺们走在了一起。有一天夜里，刘贯召集俺们3个人，在焦鸣国家的西厢屋里举行了入党仪式，成了咱们庄上的第一茬党员。 “后来前大张庄出了汉奸，领着日本鬼子到处抓人、杀人，见了共产党也杀，见了嫌疑人也杀，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看看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我就从家里偷着背了一包袱煎饼，天不亮就跑了，要到博兴去找杨国夫司令，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 “你奶奶发现以后，和你大爷追到十里堡，把我追了回来；劝我先上烟台躲一躲，说是等环境好了之后就打信让我回来。我就跑到烟台找你爷爷，从此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汉奸又领着日本鬼子把咱家的房子烧了，你奶奶这才领着你大爷、大娘、你妈、你大姑一起上了烟台。 “那一年若不是你奶奶和你大爷拦着，我就上博兴当八路军了，八成就死在战场上了！那时候年轻，抗日的热情也高，不知道怕死！” 在说到石头牺牲的情景时，父亲说：事后党内开会，乡委书记在会上说，石头临往河里跳时还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呵呵，石头呀，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接着，父亲又说了另外一件事：村干部上一个烈士的家里送烈士证书，他家里人死活不要，又哭又流地说：“俺不要，俺啥也不知道，俺可叫他吓死了！…… 把村干部撵走了。后来看看太平了，烈属有待遇，家属又到上面去找，已经找不回来了。 几年之后，我又想起这事，——烈士的家属不敢要烈士证书，却记不清父亲说的是不是石头家的事了。父亲已经去世，这一团疑云也就堵在了我的心里。 遗憾的是，我在听父亲讲石头的故事时，怎么就忘了问问石头的大名叫什么呢？现在，村里的老人们还有记得石头的大名的么？他为抗日而死，是民族英雄，全村、全县，乃至全国人民都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于是，这几年我的心里便渐渐地有了一个愿望：有时间回故乡待些日子，走访一下村里的老人们，问问他们：石头的大名叫什么？是在哪里牺牲的？烈士的忠骨埋在何方？当时他家里都有什么人？解放以后，他的亲属是否享受到烈属待遇了？他牺牲时多大年龄？留没留下后人？ 2017年4月，正是小麦打苞的暮春时节，我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在淄博下火车之后，又乘上长途汽车，直奔我的故乡——山东省广饶县李鹊乡后大张村。车窗外，一眼望不到边的千里平原上麦浪滚滚，丰收在望。 故乡跟记忆中的模样大不一样了！ 一座座高大的门楼，一道道贴着釉面砖的院墙；水泥硬化的路面，停靠在胡同里的一辆辆小轿车……这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连旧社会的地主、富农也是想象不出的。 
俺家的门楼和天井 焦辰龙/摄
呵呵，眼前这和平、幸福的生活，长眠地下的革命先烈可曾知道？ 我的耳畔分明又响起了上小学四年级时清明节扫墓时唱的歌儿： 在波涛滚滚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革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大道上。 我们今天能戴上红领巾/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的大门/是数不清的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完成！ 正是农闲时节，村里的青壮年都上城里打工去了；许多60多岁的老人也在外面干临时工。佐龙弟早在20年前就离土不离乡，跑淄博到东营的长途客车；还在东营买了房子，老家成了他的“别墅”。 白天我一人在家时，和我做伴的只有天井里的几棵山楂树。山楂树开花了，像一团团雪。 我带上街门，像一个以前摇拨浪鼓的货郎，在村里的一条条南北胡同东西街上溜达。看到坐在自家的门楼底下晒太阳的老人，就主动上前和人家打招呼，自报家门，告诉他们我是庄南头焦佐龙的哥哥。然后向他们打听：你们还记得吧？很早以前，咱们庄里有个被日本鬼子打死的烈士，——叫石头。 有的老人耳朵背得厉害，我就把嘴附到他们的耳朵上，扯着嗓子喊。老人们好容易听懂我的话之后，都疑惑地摇摇头。 哎哎，石头已经牺牲整整77个年头了，现在80岁的老爷爷，当时还不到10岁；现在80岁的老奶奶，当时肯定也还没嫁到俺们村，不会每个老人都知道这事的。但我想，村里一代一代的人们肯定说起过石头；现在健在的人们中肯定还有知道石头的英雄事迹的！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也一定会有人崇拜英雄，永远铭记英雄的丰功伟绩！ 有一天上午，我见胡同南头的守先叔坐着马扎子，双手扶着拐棍，在胡同里晒太阳，我忙过去和他搭讪。 
守先叔 焦辰龙/摄 守先叔的父亲和我爷爷是亲弟兄俩，他比我伯父、父亲小，大排行老三，所以我们平时叫他三叔。守先三叔已经86岁了，耳朵也有点背了。我凑到他跟前，提高嗓门，问他石头的大名叫什么？ 他好容易才听明白我的意思：“噢！……你是问米河（音）的哥哥；不知道他叫啥。” 我有点失望，但觉得也有新的收获：石头还有个弟弟，小名叫米河。 正当我起身想走开时，守先叔又嘟哝了一句：“石头他父亲叫焦俊臣。” 我忙又俯下身子问守先叔：“石头的父亲叫焦俊臣？” 守先叔笑吟吟地点点头儿。 我问：“是哪两个字？” 守先叔使拐棍在地上写了一个“俊”字，却忘记“臣”字怎么写了。 我用手在地上写了一个“臣”字，问他：“是这个字么？” 守先叔笑嘻嘻地点了点头：“就这！” 呵呵，打听到烈士父亲的名字了，还有烈士弟弟的小名。我觉得我正一步一步地走近烈士的家人。 有一天，佐龙弟在家休息，我让他领着我去找焦益胜。益胜和我是同龄人，以前干过村委主任，也许能知道一些情况。 吃了晚饭之后，佐龙领着我穿过好几条胡同，然后在一座高大的门楼前站定。他扭开门闩，推开铁门。一只拴在照壁旁边的小狗汪汪地叫了起来。 益胜从北屋里跑出来，呵斥了小狗几声；拉着我的手，把我迎到北屋里，在沙发上坐定；然后又忙着沏茶，递烟，拿瓜子。 寒暄几句之后，我忙把话头切入正题： “益胜，咱们村那个让日本鬼子打死的石头，大名叫什么？” 益胜拍拍脑瓜想了想，说：“有这么个人，仿佛叫什么春……” 我忙在心里把“春”字反复地重复了几遍，牢牢记住！ 哦，石头是“春”字辈的。 与益胜聊至夜半，关于石头他却只知道这么多了。 第二天傍晌，佐龙媳妇骑着电动三轮车上李鹊镇买菜回来，一进天井就吆喝： “哥哥！……我看见北胡同里焦鸣华回来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何不去问问她？” 哟！……鸣华老人回来了，太好了！ 以前，我曾听乡亲们断断续续的说起过焦鸣华的光荣历史：她十几岁就参加了儿童团，为县委联络站放哨、送信，还跟着村里的民兵们夜里出去破坏鬼子的公路，割电话线，拔电线杆子，端鬼子的炮楼。抗战胜利以后，她被调到临淄任县武工队指导员。新中国刚建立时，被选派到全国妇女干校学习。在那里，她曾经听朱德、邓颖超、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他们讲课。1950年6月，在全国妇女干校表现突出的焦鸣华和二十几名学员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52年，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提出妇女应参与司法改革的建议，获得毛主席批准，焦鸣华被派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边工作边学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女法官。…… 
1950年，焦鸣华参加妇女干校时的照片
我久闻焦鸣华的大名，但一直没见过面，此次回乡总算碰上了！我觉得焦鸣华应该清楚石头其人。 午后3时许，我上北胡同去探望焦鸣华。 俺们家老屋的屋后，是一条东西街，街北以前是一条死胡同，住着焦惠来三爷。我在上海上学时，有一年夏天回故乡探亲，焦鸣华的哥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焦鸣国让我给他母亲捎一只竹子做的痒痒挠。我的小弟振龙领着我出了胡同先往西走，然后再往北拐，走了一会儿又向东拐……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家和焦鸣国家隔着老远。前些年村里搞统一规划，把北胡同打通了，又恢复到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样子。原来，俺们家和焦鸣国家就隔着3个门，用皮尺拉一拉，也就是100余米。 我去看望焦鸣华的时候，屋里一大家人很热闹。鸣华老姑此次回乡，是由她的儿子、女儿开车回来的。在这之前，焦鸣国的大女儿、当年的回乡知青焦路敏，退休后不愿意待在县城享清福，和丈夫又回到了老家的旧居，每天种种菜，和乡亲们聊聊天。 已经90高龄的鸣华老人端坐在沙发上，巍巍然透露着一股英武之气。 我忙走过去，弓腰握住她的手：“老姑，你好!” 焦鸣华：“你是谁？” 我说：“我是焦守诚的儿子焦辰龙，在烟台工作。” “噢……你就是烟台的辰龙？70年代在上海上过大学？” 我说：“是呀！在上海上学时，我经常上鸣国老爷家去玩儿，还在鸣国老爷家过年！鸣国老爷和老嬷（老奶奶）拿我当自己的亲孙子！” 鸣华：“俺哥哥和你父亲是发小的同学，关系很好！我父亲也上过烟台，和你爷爷的关系很好。” 鸣华老姑虽然年事已高，但记忆力很好，追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她老人家侃侃而谈，声音坚毅而深沉：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咱们这里的老百姓们知道中国有了共产党，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半年多以后，七·七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咱们家乡这一片土地上，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我那时候才10岁，加入了儿童团，大人们在屋里开会、写标语、印传单时，我就在胡同里站岗、放哨。 “当时，为了开展抗日活动，广饶县委在俺家设了一个地下联络站，在俺家北屋里开了一个卷烟厂打掩护，联络站的负责人蒋震经常在那里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地下党开会、研究工作都是在西厢屋。俺家政治上比较可靠。俺父亲入党之后，以教师的身份在博兴、清河一带宣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两个姨父也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日本鬼子抓住，身中两枪后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被日本鬼子残忍地砍下了头颅。俺哥哥入党之后，成为了当地抗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另外，俺家的位置也比较好。惠来家原来走东门，后来他在他家门楼北里垒了一堵墙，改为走北门。那堵墙其实是夹墙，和俺家通着；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俺家开会，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从俺家门楼旁边的夹古道子就上了惠来家。 “惠来也帮着放哨，还规定了暗号。他在胡同里看着，一有鬼子来了，他就‘喔喔’地装作哄鸡，提醒联络站里的人赶快撤离。 “解放以后，惠来的儿子焦守德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南下，在浙江省温州市某区任区委书记。 “原来焦守德也早就是党员了。 “当时党员身份都是秘密的，谁是党员连家里人也不知道。党的六大是在国外的莫斯科召开的；党的七大虽然是在延安召开的，但下面谁是党员还是保密的，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公开。” 
89岁高龄的焦鸣华
我暗暗佩服鸣华老姑的记忆力，90岁的老人了，对党史记得居然这样清楚。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老姑，你还记得咱们村里有一个叫石头的烈士么？” 鸣华：“记着，1940年五六月份在桓台被日本鬼子打死的。” “石头叫什么名字？”我的心怦怦直跳。 “叫焦yan春。” “哪个yan？” 鸣国老人一怔，喃喃道：“是延安的延？” 呵呵，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终于知道英雄的名字了！ “老姑，”我又问，“yan春牺牲时结婚了没有？留没留下后人？” 鸣华沉重地摇了摇头：“没有，他牺牲时才19岁。” 啊，烈士为国捐躯时才19岁，还是个孩子呀！ 我问：“石头牺牲时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鸣华：“他下面还有2个弟弟，他父亲叫焦俊臣。石头牺牲之后，焦俊臣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家的南屋里有一个地洞，焦俊臣利用那个地洞替组织上保管着一些弹药。后来被日本鬼子发现，给房子点上火，噼噼啪啪地响了一头晌。” 我又提出了悬在我心中多年的另一个问题：“老姑，以前听我父亲说，咱村里有一位烈士的家属，党组织派人上他家里去慰问，被家属赶了出来，那是不是石头家的人？” 鸣华：“那不是石头家，那是石头的四叔——石头的四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解放以后，庄上的贫协主任焦金科上他家里送光荣证，他老婆把光荣证扔到了门外头，骂金科：‘俺家里死人了光荣啥？你拿家去挂起来光荣去吧！’解放以后，他老婆看到烈属有待遇：春节庄里去送对联、挂红灯笼，送粮食、送肉，就去找村干部、政府，要求享受烈属待遇，已经找不上了。” 我很惊讶：“还有这种事？” 鸣华：“刚解放时许多烈士的家属都不敢要光荣证，不敢当烈属，战争年代太残酷了，日本鬼子见了共产党就杀，见了共产党的家属也杀！” 呵呵，原来战争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描写得那么轻松、那么浪漫呀！ 临别时，鸣华老人把我送出屋门，来到天井里。她指一指屋后：“那就是俺家原来的老屋，县委的联络站；你父亲他们宣誓入党的西厢屋已经没有了。” 我扳着后墙头，踮起脚尖，看到了兀立在荒草丛中的三间麦秸苫顶、木头窗棂、青砖地基的老屋。 
由于年久失修，老屋已经摇摇欲坠。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老屋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支撑下，顽强地活着，等待着有一天，会有一位50后怀着虔敬的心情来到他的跟前，听他讲一讲：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这一片土地上的时候，家乡的人们是怎样和他们展开殊死搏斗的！ 鸣华老人执意把我送出大门。我紧紧地握着她的两只手，舍不得松开。那双手在战争年代握过枪，解放以后和毛主席握过手啊！ 往自家走的时候，我的神志居然有些恍惚……呵呵，这一段路似乎很近、很近，又仿佛很远、很远；一条乡村的小胡同，仿佛是一条时间隧道，从现在通向80年前，又从80年前通向现在。 4月21日，是父亲的忌日，我和佐龙弟一起去给父亲烧忌日。 午后的太阳，明亮耀眼，让人想起即将到来的火热的夏天。出村东门，向北望去是一片麦浪起伏的绿色的海洋。解放以前，俺们家的7亩地就在那一片麦海里；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次调整责任田，那7亩地又正好成了佐龙弟家的责任田。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的坟墓便在那里面。父母的墓碑后面，是爷爷、奶奶的墓碑。爷爷、奶奶的墓碑西边，是一座没有墓碑的土坟，那是烈士焦元来的坟。 当年石头牺牲、我父亲上烟台之后，焦元来不久就病故了。他只有1个女儿，嫁到了距我们村有8里之遥的皮里村。解放以后，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焦守德认为焦元来入党很早，后来得病也与环境残酷有关，就向上级申报焦元来为革命烈士，但未获批准；村里人却一直拿焦元来当烈士，他的妻子也一直享受烈属待遇。上世纪70年代修大寨田，这一大片土地上的坟全平了，只有焦元来的坟留了下来，那时俺们家的人上坟时，都是先寻到元来的坟，然后往东量5步，给爷爷上坟。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墓碑，都是3年以前刚立的。 我和佐龙弟在父亲的墓前烧完纸之后，起身往家走。我注意到，顶着太阳的光芒往西看过去，有一大片黑森森的墓碑。那是谁家的坟茔地？ 佐龙说：“那是村里好几家先人的坟地，它们原来在东门外路南的那一片麦地里。几年以前，上级把那块地卖给了城里人，要在那里建化工厂，就给了每家一笔钱，让他们把先人的坟迁到了现在这地方；还允许堆坟、立碑。咱香春三爷你还想着吧？他家的坟也迁到那里了。” 我问：“就是和刘贯是姑舅弟兄的香春三爷么？” 佐龙：“是呀！” 我问：“烈士石头也是春字辈的，他们家有没有坟？” 佐龙：“不清楚。” 我让佐龙先回去忙。我独自一人，迎着西天的落日向那一片坟地走去。 及至穿过没膝深的几十米麦地，走近那一片黑压压的坟地时，我忽然有些害怕，心窝扑扑地直扑腾！这一片坟地的哪个地方，会不会一下子塌下去？哪个石碑的后面，会不会忽然闪出一个人来？ 想起我的使命，我壮壮胆子，提着心眼儿走近一座又一座的石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寻找着……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座后人给焦升庸立的墓碑。他的孙子辈犯“臣”字，有14人，其中就有“焦俊臣”，应该是石头的父亲了。焦升庸的曾孙辈是“春”字辈，有18人，除焦同春外，焦彦春、焦香春等17人的名字全都加了框，说明人已经不在了。 呵呵，焦彦春，应该就是抗日英烈石头了！ 从焦升庸墓向西南走十几步，我又找到了后人给焦俊臣立的墓碑。立碑人的名字自左至右为：同春、颜春、春。颜春和春的名字加了框。在他们下面，是焦俊臣的2个孙子、6个孙女的名字。也就是说石头的身后有2个侄子、6个侄女。 
焦俊臣之墓 焦辰龙/摄 呵呵，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两座墓碑都是2013年立的。 让人迷惑的是：两座墓碑，一个叫“彦春”，一个叫“颜春”。既然立碑时烈士yan春的弟弟同春还健在，怎么会出来两个版本呢？ 也许，石头的大名叫“yan春”，但他活着时这名字几乎还没有用纸笔写出过，以至于他的弟弟同春携后人给他爷爷焦庸升和父亲焦俊臣立碑时，出现了“彦春”和“颜春”两个版本；同春年事已高，只听他的儿孙辈念了念名单。我们就姑且采用焦俊臣墓碑上的名字吧：抗日英烈石头，大名叫“焦颜春”。 至此，缠绕在我心头多年的迷雾终于渐渐散去，凭借着“焦颜春”这个名字产生的联想，一个年仅19岁的烈士的光辉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但我心里仍然还有几分不甘：焦颜春牺牲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后来生活得怎么样？ 吃罢晚饭之后，我像以往一样，拿着马扎子坐到门楼底下，希望听一听街坊邻居们拉呱时那一口浓浓的乡音。 对门小棉姑已经坐在了她家的门楼底下。明亮的月光透过胡同里一株老槐树的枝头洒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团雕花般的树影。 我和小棉姑正说着话，老邻居焦金平来了，他每天吃了晚饭之后，要来约着小棉姑夫出去溜达。我忙站起来向他问好。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二哥焦金焰是抗美援朝时牺牲的烈士。 金平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听说你回来了，还没看见你哩！” 我问他：“三爷！……听说咱村的烈士石头还有两个弟弟，你知不知道他们以后生活得怎么样？” 金平说：“石头的大弟叫寅（音），大名焦春，在济南工作，是山东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二弟叫米河，大名焦同春，在滨州中级法院当院长。” 呵呵，我终于打听到石头家人的情况了！从他的两个弟弟曾经担任的职务来看，可能也很早就参加革命了。 这时小棉姑夫吃罢晚饭，也拿着马扎子从家里出来了，金平三爷站起身，和我紧紧地握手道别。我扶着他的胳膊，一直把他送出胡同。 在家乡已经待了20多天，我在网上定了火车票，决定3天之后回沪。 临走的前一天黄昏，我在村里到处走一走，想多看几眼故乡的大街小巷、一草一木，重温一下童年的梦。 夕阳依依，余辉脉脉，西屋山墙和梧桐树的枝叶上涂着一层亮亮的金黄色。树上小鸟的一声鸣叫，越发衬托出环境的静谧。村里的大街小巷显得那么安逸、闲适；故乡的一草一木在黄昏中向我招手，仿佛在向我这个久在异地他乡的游子告别。 远房的志义叔正坐在自家的门楼下乘凉。 志义的大哥叫焦志礼，1942年参加八路军，是四野的老战士，打四平时是连长。那场仗打得很残酷，一连人基本都牺牲了，焦志礼也受了重伤。兄弟部队在死人堆里发现他之后，把他送到了野战医院；在医院养好伤之后，又被编入别的部队。他原来所在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向地方上寄发了阵亡通知书，他的父母为他默默地流了三年眼泪！……他跟着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身上伤痕累累。全国解放以后，他请假回故乡探亲，家里人和乡亲们这才知道他还活着。 志义叔今年已经86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晰。 在说起石头牺牲的情景时，志义叔这样说：“石头是1940年5月在博兴（不是恒台）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当时他怀里揣着一些党的文件（不是传单），走到一座很长、很高的桥上时，和日本鬼子走了个对头。帮鬼子干事的汉奸吆喝他，让他站住！估计要搜身，石头就站住不走了。等鬼子走得离他很近时，他突然从腰里拔出一颗手榴弹朝鬼子堆里扔去，好几个鬼子让手榴弹炸飞了！石头揣着文件一头扎到了河里……鬼子叭叭地朝着河里开枪，把他打死了。河里的水都染红了，尸首漂出好几里远。
“当时有一个汉奸是前大张庄的，解放以后被政府抓起来了。他在监狱里交待说：石头临往河里跳时还高声吆喝：鬼子们，中国人饶不了你们！……” 我问：“石头的遗体运回来了么？” 志义叔说：“应该是运回来了，日本鬼子把他打死之后就走了。”他的脸上掠过几许哀伤，几许悲壮。 这么说，革命烈士石头——焦颜春的忠骨，就埋在我几天以前去过的那一片墓地下面。黄土有幸埋忠骨呀！ 志义叔说：在8年抗战中，咱们村是全广饶县参军（八路军）人数最多的村，烈属也是全广饶县最多的村。 呵呵，我的可爱的故乡！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你献出了那么多的优秀儿女，流了那么多的英雄血！ 第二天早晨，佐龙弟开着他的东风牌轿车送我到淄博上火车。出了村东门，我让他先在路边等我一会儿。 我独自一人下了轿车，沿麦地里那一条熟悉的小路向西，再一次走近那一座后人给焦俊臣立的墓碑。那上面有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我从小就崇拜的英雄——焦颜春（石头）的名字。我脚下的这一片土地里掩埋着烈士的忠骨！ 我驻足墓前，心潮起伏！……此时，太阳已经从一片麦海中冉冉地升了起来，灿烂的阳光遍洒在这一片广袤的田野上。我脚下的大地是那么坚实、厚重，仿佛从来没有过一点点儿的震动；它又显得那么鲜活，那么富有生命力，一旦有侵略者的铁蹄踏到它的身上，它就会骚动不安、奋起反抗，直至把侵略者消灭干净！
像是雨后的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这时，我分明看到从滚滚的麦浪中走出一个19岁的农村青年，他生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嘴唇，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糯米牙；穿着一套粗布衣裤，扎着一根粗布腰带，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一边往前走，一边不时地摸一摸自己的胸口…… 这不就是石头——焦颜春么？ 我揉揉眼睛，想看得更真切一些，他却像天上的彩虹似的又渐渐隐到天边的白云里去了。 呵呵，老前辈，我们的英雄，你是咱们后大张庄的骄傲，你是这一片火热的黄土地的骄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乡亲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回到佐龙弟的轿车上。他发动引擎，银灰色的东风牌轿车向东拐向公路，然后飞也似地向前开去。麦浪滚滚，轿车像行进在绿海中的一叶偏舟。 车窗外的景色模糊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金 焰
胡同里对门家小棉姑的父亲焦秀来，是前院焦元来烈士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小棉姑是由她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我从小叫小棉姑母亲“嬷嬷”。小棉姑长大成人以后，招了本村青年高连荣为上门女婿，我叫他小姑夫。 我从小就记得，小棉姑家的西北屋里摆着一口朱红色的棺材，一家人吃饭、睡觉都窝窝在西厢屋里。听母亲说，临解放时，小棉姑家嬷嬷把她家屋后的那个院子卖给了后街焦金平家，把所得的钱给自己买了那口棺材。她把死后的事看得很重，常常念叨：人活着要有屋子，死了要有宅子，棺材就是死人住的宅子。 金平父母把家里的一头大黄牛卖了，凑钱买下那院子，本来是预备着盖屋，给金平的二哥焦金焰娶媳妇。当时，他已经定婚了，父母正筹备着明年给他办婚事。这时，抗美援朝开始了，金焰找到村支书焦守德，要求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村支书焦守德说：“你还没结婚，幸福生活还没过哩！”金焰说：“俺哥哥已经有老婆孩子了，俺3个弟弟都还小，我不当兵谁当兵？刚赶走了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总不能再让美国鬼子打过来呀！”
焦金焰被批准参加志愿军之后，他的父母要求提前给他把婚事办了，他的未婚妻和父母也都欣然同意。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光荣呀！家里就匆匆忙忙地雇了一头小毛驴，让金焰把媳妇娶了来家。婚后第二天，焦金焰就参加志愿军走了，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噩耗传来，小棉姑家嬷嬷在家里坐不住了，她踮达着一双小脚上了后街金平家。金平母亲伤心得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炕上。小棉姑家嬷嬷坐到炕沿上，拉着金平母亲的手，流着泪说：“把你家金焰接回来吧，那口棺材……让他睡。我这把老骨头，将来死了往哪一扔都行！”听说金焰的遗体运不回来，小棉姑家嬷嬷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念叨：“孩子是为了保卫咱们的东西房子南北地牺牲的呀！……” 焦金焰牺牲的第二年，金平母亲动员金焰的妻子改嫁上了西去5里的小张村。金焰妻子出门子时，伤心得流泪不止。金平母亲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安慰金焰妻子：“我和你爹还年轻，你下面还有3个弟弟，劳力壮着呢；你上了你新婆婆家之后，一定不要牵挂俺们，要一心一意的和你女婿过日子，千万别回来看俺们……” 1969年冬天，我回老家过春节，正赶上金平在小棉姑家屋后的院子里盖屋，那是我们村里第一幢用石头打地基的房子。石头是到临淄拉来的，1分钱1斤。白天人们忙着在生产队的地窨子里捋烟叶子，吃了晚饭之后来帮着打地基。 在鞍山工作的老干部焦鸣华，见解放这么多年了，家乡还没通上电，就资助了一笔款子，俺们村在这一年里也通上电了。打夯时，天井的槐树枝上吊起1个100支光的大灯泡，照得庄稼人的心里亮堂堂的！远房的志义叔是领夯人，他唱一句，其他3个打夯人就跟着和一句： 大河有水小河满哪 哎嗨哎嗨哟哎嗨哟啊 快打当头夯哎嗨 哟啊…… 集体经济大发展哪 哎嗨哎嗨哟哎嗨哟啊 快着使劲夯哎嗨 哟啊…… 那热烈的劳动场面、欢乐的号子声，曾令我激动不已。 及至1972年春节我回老家探亲时，金平一家人已经从后街搬到了新屋里，和俺家成了一个胡同里的邻居。 现在，那一幢石头打地基的老屋也早就拆了，又盖了一幢新房子，金平的儿子住在里面，金平老两口又住到后街的老屋里了。 这天晚饭之后，金平又拿着马扎子来胡同里和老邻居拉呱儿。 我问金平：“三爷！……你二哥在朝鲜战场是怎么牺牲的？” 月光下，只见金平老人的身子像风中的树叶似的颤抖了一下。然后，他缓缓向我讲述道： 1950年抗美援朝时，咱庄上一共走了3个兵，一个坐着接新兵的汽车跑到半路时偷着出蹓下来，跑到白兔丘他舅家藏了起来；还有一个是焦云增，活着回来了，但脸上落下一个很大的伤疤；俺二哥一去没还乡……他牺牲的详细情况，是听云增回来以后说的。参军以后，他们两个人都在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但不在一个连队。 当时，他们部队坐着闷罐车从泰安出发，原准备先到沈阳换冬装，但朝鲜战场上军情危急，改装已经来有及，火车拉着他们直接到了鸭绿江上游的集安。他们就戴着单帽、穿着胶鞋和很薄的冬装，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过江以后，9兵团的15万大军，昼伏夜出，翻山越岭，强行军300公里，在朝鲜的长津湖地区，秘密地把3万美军包围了起来。当时已是11月底，又恰逢朝鲜半岛50年不遇的寒冬，大雪纷飞，冷风刺骨，夜间最低气温下降到零下近40度，志愿军们一把炒面一把雪，趴在冰天雪地里守候了6昼夜，傍晚，志愿军的冲锋号响了，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士从雪地上一跃而起，冲向美军！……但是，俺二哥所在连队的120多人，卧在冰冷的大地上，却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已经被冻死了。 傍亮天时，为防美军空袭，志愿军撤出阵地。焦云增随部队经过那一处地方时，亲眼看到了那惨烈、悲壮的一幕：120多名志愿军战士，蜷曲在雪地的战壕中，像一尊尊汉白玉的雕像；有的还睁着眼睛；他们手中的枪口，全部直直的指向美军溃退的方向……
云增跑到俺二哥跟前，跪下一条腿，一边哭一边叫他的名字，俺二哥却再也不能答应他了！云增摸摸俺二哥的脸，他的脸像石头一样硬，像冰一样冷。哥哥呀，咱俩是一个庄里出来的，现在你留在了这一片遥远的冰天雪地中，我将来若是活着回去，见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说？见了俺大爷、大娘怎么说？……云增拿出自己的一条毛巾，围在俺二哥的脸上，然后匆匆地跟上队伍走了。 战后云增回到村里，只把俺二哥牺牲的详细情况和俺父亲说了说，多少年不敢跟俺母亲说，怕她心痛。 我问金平：“三爷！……你是烈士的弟弟，现在有没有什么待遇？” 金平：“没有！……俺也不盼望有什么待遇，俺只希望能发给俺一个证书，证明俺是烈士的弟弟就行了。光荣！” 夜深了，一轮明月已然升到了中天。金平三爷站起身，和我握手道别。我扶着他的胳膊，一直把他送出胡同。月光下，金平三爷那已经明显驼背的身影，此刻在我的眼中却显得很高大、很凝重，他的二哥焦金焰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是烈士的弟弟呀！ 此刻，他儿子的新房子就矗立在我的身旁，我抚摸着它的贴着釉面砖的屋山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哎哎，如果金平的二哥没牺牲，也许他现在就住在这温暖的小院子里。是金平二哥和其他烈士的流血牺牲，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呀！
我的耳边陡地响起了上小学五年级时清明节唱的一首歌：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民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为了祖国/为了革命，赴汤蹈火不怕难/走向斗争/走向劳动，冒雨迎风直向前！ 永远忠于共产党/永远忠于毛泽东/世世代代决不改变/决不改变/决不改变！…… （本文配图照片除署名外，其余均选自网络。）
焦辰龙，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班毕业，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原在烟台市文学创作研究室搞专业创作，后调烟台日报社编文艺副刊，现寓居上海。有闲时喝点茶，读点书，写点小文章，仿佛是想留住几个童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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