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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月莲，一个善良又勤劳的农村妇女，张闻天几次远走离家，她却毅然留在夫家照顾公婆，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然而因为受到丈夫的牵连，她被国民党恐吓折磨。 这个可怜的女人，曾两度患上精神病，在人生最后的晚年，她还时常牵挂自己的丈夫，并抑郁而终。 张家人为儿子“包办婚姻”1917年9月，张闻天考入了南京市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学校里的张闻天意气风发，努力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知识，并接触了欧美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 而远在家乡的父亲和母亲，却在张家爷爷的督促下，开始了为张闻天组建家庭的行动，在当时传统的社会里，父母替儿女包办婚姻，或许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况且张闻天的老家在浦东海滨农村，当地十分盛行早婚的习俗，海滨人家特别信奉早生儿子早得福的说法，尤其是家里“四世同堂”。 这种封建思想深深影响着当地人，而且都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 张闻天家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又作为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受到封建的影响可想而知，再加上爷爷张详甫一直盼望孙子能够早日成婚。 张详甫便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思想强加到了儿子媳妇身上，他总是当着张家父母的面念叨“四世同堂”四个字。 但是张家父母却拿不定主意，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媳妇适合儿子，张详甫知晓后，就整日唠唠叨叨：
这番话看似闲聊，却在暗地里指责儿子和儿媳不能如自己的意愿。 为了早日了却老人家的心愿，张家父母便开始了为儿子挑选媳妇的准备，经过多次商量后，他们定下了未来儿媳妇的标准：贤淑持家，勤俭能干，而且要挑起张家的家务活。 有了衡量的标准后，张家父母托人四处打听，或是亲戚朋友，或是媒人邻居。 最后，在众多的说亲者中，张家父母看中了一门符合他们要求的亲事，对象就是浦东南汇海滨盐仓行前桥卫家宅的姑娘，卫月莲。 卫家是农民家庭，家里有祖传下来的十几亩地，卫父勤恳劳作，购置了很多干活的农具，并饲养了两头耕牛，农忙时节，这些农具和耕牛还会出租赚钱。 所以卫家的经济条件和人缘，在当地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张闻天 卫家母亲也是个理财的好手，她为人直爽能干，当地人都说卫老头娶了个好媳妇，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卫母也是极为严厉的，所以她自小就对女儿灌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 尤其是嫁入夫家后，更加要对公婆和丈夫言听计从，生养和照顾孩子，要比一般女人都要尽心。 母亲的严厉教导让卫月莲铭记在心，再加上她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又很尊重自己的母亲，对母亲的话也是言听计从，从不违抗，在母亲的教育下，卫月莲16岁时就对家务活样样精通。 到了出嫁的年龄，漂亮能干的卫月莲吸引了很多家的小伙来提亲，可是卫月莲的父母却看不上他们。 理由是富家子弟游手好闲，农家小伙又头脑简单，挑挑拣拣几年后，卫家父母一个中意的小伙都没有相中。 而卫家父亲在选女婿的方面如此严苛，也是因为他年轻时因为没有文化，而被别人嘲笑过，所以他们选女婿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文化人”。 当然，在培养自己的女儿上，卫父也从来没有含糊过。 在当时女孩子都生活在深闺中的情况下，卫月莲的父母硬是把女儿送去上了两年学，所以比起其她传统女孩子，卫月莲倒也算得上是“文化人”了。 张家父母要好媳妇，卫家父母要好女婿，他们很快就被媒人撮合到了一起，巧得是张闻天和卫月莲都刚满了18岁，两家坐在一起商谈一番后，都对彼此的孩子十分满意。 张详甫知道此事后，也是乐得合不拢嘴，他立即催促儿媳去交换生辰八字，好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于是在双方父母的“一厢情愿”下，两家就匆匆忙忙的结成了亲家。 定下儿媳妇后，张家父母喜滋滋地等着儿子回来成婚，所以等到张闻天放寒假回家，他们就满心欢喜地告诉儿子，自己替他找了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 张母还对儿子说，定亲的聘礼也已送过去，新房和结婚用品都置办齐全，就等着张闻天去接新娘子回家。 谁知张闻天听完父母的话后，不但没有感激他们，反而恼怒起来，他当场表示反对这门亲事，儿子的反应让张家父母十分伤心，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儿子会如此不通情达理。 张家的两代人为了这门亲事起了激烈的冲突，张家的长辈纷纷来开导张闻天，看着亲戚朋友都支持父母，连村上的人都骂自己忤逆不孝，备受指责的张闻天是骑虎难下。 他看着哭哭啼啼的母亲，迅速平复了心情，并要母亲在儿媳妇和儿子中选一个，如果母亲非要自己娶卫家姑娘，那么自己就立即出走，再也不会来。 可是稚嫩的张闻天哪里是母亲的对手，张母知道儿子最大的弱点就是孝心，她拿母亲的身份来压着儿子，迫使儿子娶了卫月莲。 最终，张闻天败在了“孝道”之下，他被一群年轻人半胁迫地押去卫家接了新娘。 当夜洞房花烛，张闻天又被一帮小青年欢欢喜喜地送进了洞房，而此时的卫月莲并不知道张闻天的心情，她带着无限美好的希望嫁入张家，还盼望和丈夫对她怜惜和疼爱。 只是入了洞房后，卫月莲却得到了张闻天的冷漠对待，她看见张闻天愁眉不展，十分冷漠，难熬的新婚之夜，给卫月莲这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卫月莲实在是弄不明白，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如此冷漠，但她是个传统的姑娘，她不敢闹，不敢问。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服侍公婆一家，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安分持家，就能赢得丈夫的心。 可是卫月莲错了，并且错了一辈子。 丈夫在新婚后离家远走新婚的卫月莲没有喜悦，但却要每天强作笑脸去问候公公婆婆，还要处处留意丈夫的一举一动，她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惹得丈夫对自己更加厌烦。 尽管妻子小心翼翼看自己的脸色，可是张闻天对她依旧没有热情。 寒假还没过完，张闻天就匆匆逃离了这个家，他如释重负得回到了学校，但卫月莲这位善良能干的农家姑娘，却成了封建社会的牺牲者。 张家父母得知儿子出走之后，也十分震惊，他们无法接受从小孝顺的儿子，会因为娶了儿媳妇与自己决裂。 张闻天回到学校后，一直不愿意回家，张家夫妇心里想，儿子平时总推说学校忙，读书紧张不能回家，那么过年呢？总不可能不回来吧？ 为此，张家母亲还特地向儿媳妇传授知识，让她务必要等丈夫回家时，施展手段牢牢住张闻天的心，使他回心转意。 卫月莲盼丈夫，张母盼儿子，两个女人伸了脖子等着过年，谁知张闻天在临近过年时，却给家里写来了一封信，心中轻描淡写地写道：
张闻天在信中只字不提春节过后是否回家，也不要家里给他寄钱，张家父母看过信之后，差点气得晕过去。 虽然儿子叛逆，他们却只能装作无事人一样安慰儿媳妇：“月莲，闻天有事不能回家，春节过后他一定会回来的。” 春节过后，张闻天回到了上海市区，他依然没有回家，他与好友着手准备《少年世界》与《少年中国》的校对，等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抽空回了老家一趟。 他告诉父母，他与好友已决定在上海市区工作，以后有空会回家探望，可是对于新婚的妻子，张闻天却冷冷淡淡的。 1920年7月中旬，张闻天与沈泽民东渡日本去留学，在东京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张闻天去东京前，还特地回家看望了父母。 见离家多日的张闻天回家，张母眼含热泪对儿子说：
张闻天见父母为了自己的婚事，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也不忍心再和他们争辩，再说了，这是两代人的思想隔阂，他不可能一下扭转父母的想法。 想到这里，张闻天对父母说：“爸爸妈妈，做儿子的会处理好这件事情，我会经常给你们来信的。” 卫月莲虽然与公婆一样不希望丈夫去日本，但她还是劝说公婆：“如果闻天心里有这个家，他会回来的，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家，你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 公婆见儿媳如此开明和通情达理，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张闻天出发前，卫月莲为他默默收拾行囊，并特意把为丈夫缝制的两双布鞋放在了行囊中。 张闻天看着贤淑的妻子，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愧疚来，他甚至有点责怪父母包办婚姻，从而害了这个温柔的女人。 于是，愧疚的张闻天，第一次温柔地对妻子说了声：“谢谢，我会给家里写信的。”  张闻天 1921年初，张闻天与沈泽民从日本返回上海，回国后，他特地回家探望父母，并给父母带了些日本的土特产，还给妻子带了些衣料，此次回来，张闻天也暗暗的下定了决心。 可是当他见到年迈的父母，张闻天又突然有些不忍心，特别是当他看见爷爷极力夸赞孙媳妇，并一脸期待自己能同月莲亲近时，张闻天突然又狠不下心提出与妻子分手的事。 卫月莲过分的柔顺和安静，让张闻天愧疚又自责。 他似乎在心里认了命，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他默默接受父母为他准备好的一切，并承认自己在抗争婚姻上的彻底失败。 张闻天从日本回上海后，便一心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他开始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4月中旬，张闻天独居杭州，过了三个月的隐居生活，6月下旬，他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并开始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 此时，他的“惟有人格伟大的人，能实行无抵抗主义”的思想开始萌生。 1922年1月13日，张闻天与卫月莲的第一个女儿张维英出生了，虽然是初为人父，可是张闻天没有太多的喜悦之情，他只是匆匆回家探望了一次女儿。 丈夫的一点点情谊，对卫月莲来说却是莫大的喜悦，她仿佛看见了美好的未来。 张详甫虽然没有抱上孙子，但他总算了却了四世同堂的心愿，张家父母也产生了一种满足和希望。 尤其是张母，她欢欢喜喜地安慰儿媳说：“月莲啊，第一个是女儿也好啊，只要能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不愁没有儿子。” 而月莲除了有着初为人母的喜悦之外，她似乎有种自己也能抬头挺胸的做人的感觉。 因为当地有个习俗，出嫁后没有生育的女儿，是不能回娘家的，而月莲嫁给张闻天三年多才生下孩子，这也意味着她三年没有回过娘家了。 因为一直没有生育，除了饱受外人的猜忌，卫月莲还在默默忍受对父母的思念。 月子刚过，她就对婆婆提出了想回娘家看看的想法，婆婆也欢喜地同意了，并多次关照儿媳回家之后一定要多住些日子。 三月的某一天，卫莲抱着孩子，带着婆家人准备的礼品，昂首挺胸的回娘家去了。 自从女儿嫁到张家后，卫月莲的父母就从亲戚口中知道，女儿在婆家是非常受公婆重视的，但女婿张闻天似乎对女儿不满，所以卫家父母十分不快。 如今看见女儿欢欢喜喜的回家，他们心里的大石总算落了地。 卫莲到家那天，卫家父母邀请一大帮亲戚朋友来做客，卫莲也拿出丈夫从日本带回来的礼品分给众人，大家从未见过日本货，都连连夸奖她嫁了个好丈夫。 自然，受到丈夫冷落的事，卫莲也是只字未提，此次回家，她整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 1922年，远在美国的朋友们，邀请张闻天去美国旧金山开展活动，他们特地为张闻天安排了工作和学习的地方。 其实到国外去学习，一直是张闻天心中的愿望，为此，他向父母和妻子提出了去美国的想法。 张家父母自然不同意儿子的想法，为了家中的香火，也为了儿媳，他们极力阻拦儿子赴美之旅。 但是卫月莲却知道丈夫的心愿，她对丈夫说：“闻天，去美国是你的志向，你去吧，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娘俩，完了这个家，”随后，月莲说服了公婆，全力支持丈夫去美国留学。 妻子的一番好意，张闻天也看在心里，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会给你们写信的，月莲，爷爷、爸爸和妈妈与女儿，就请你多照顾了。” 丈夫再次出走，一去不返此次赴美之旅，与张闻天的日本之旅不同，到旧金山需要一大笔钱，张母向娘家兄弟借了一点，张闻天去上海中华书局预支了一点，卫月莲则瞒着所有人，把自己的陪嫁悄悄放进了丈夫的行囊中。 8月20日，张闻天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开始了他在旧金山的勤工俭学。 丈夫的再一次离去，身为妻子的月莲并没有怨恨，而是期盼他早日归来，月莲觉得自己有了丈夫的“爱情”，有了女儿的陪伴，日子也会渐渐好起来。 起初的两年，张闻天一直在给家里写信，他多次向妻子提起异国他乡的繁华和美好，而月莲也怀着对丈夫归来的憧憬，并且每天都在教着女儿喊爸爸。 1924年1月，张闻天返回上海老家，还给妻子与女儿带了美国产的日用品和玩具，女儿欢欢喜喜的喊他爸爸，让张闻天备受感动，他再次对妻子多了几分感激之情。 回国后，张闻天仍旧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工作。 此时的张闻天重于文学创作，鼓吹革命思想，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期间，月莲也多次抱着女儿来探望丈夫，每次来都要多住上几天，张闻天也知道，这都是父母的授意，为的就是让张家能添个孙子。 面对妻子的纠缠和父母的期盼，张闻天倍感压力，为了脱身，他只身去了重庆。 次年，也就是1925年10月，张闻天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去了上海集合，准备出发去莫斯科。 此次去莫斯科，张闻天不能直接告诉父母和妻子，他只叫了弟弟私下闲谈：
 张闻天和毛泽东 此时的张闻天已有了第二个女儿，小女儿张引娣才六个多月，面对哥哥的远行，弟弟也觉得愧对嫂子，他劝张闻天回去看看妻儿，却被张闻天狠心拒绝。 当卫月莲接到丈夫离开的消息后，比起激动的公婆，她倒是显得十分镇定，因为她知道，丈夫是有大志向的人，绝不会窝在小地方老实的过一辈子。 至于张家父母，除了对儿子离家出走感到伤心之外，更多是对他没有“传宗接代”的烦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很快，张家的小儿也走上了包办婚姻的道路。 可是没过多久，张家小儿也受了哥哥的影响，成婚不过一年，他就撇下了自己的农家妻子，外出干革命了，此次出走，他同哥哥一样，再也没有同原配见过面。 卫月莲，这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除了要养育两个女儿之外，还要承受独守空房的孤寂，尤其是在弟媳生下儿子后，她看着两个女儿，她更加因为没有生出儿子，而对丈夫愧疚起来。 在这种纠结和复杂的心情中，卫月莲的精神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反复对女儿唠叨：“好女儿，你爸爸他不要我们了，不，他要我们的，他要回来的，要回来的......” 自从张闻天去了苏联之后，他一直没有与家里联系，他从苏联回国到上海工作后，也没有透露出任何消息。 直到1933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要捉拿张闻天的消息，家里人才知道张闻天是共产党的大官。 当得知国民党悬赏十万元买张闻天的头颅时，张家人惊恐万分，张母也是因为整日的担惊受怕和对于国民党恐吓的惧意，最后一病不起，离开人世。 死前，她还在不断念叨两个儿子的名字。 而月莲除了每天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保佑丈夫之外，也别无他法。 她知道，只要国民党继续来恐吓与勒索，那么丈夫就是平安的，所以当她与女儿一次次被国民党恐吓与要挟时，卫月莲都以极大的意志扛住了。 正是在这种对丈夫安危的担忧和国民党的折磨下，卫月莲精神崩溃，她患上了轻度的精神分裂症，经常坐在门槛上哭哭啼啼，或是大声喊着张闻天的名字。 1935年，张闻天在长征路上娶了刘英，那个在家替他养育孩子的妻子，似乎被他抛在了脑后。  张闻天与第二任刘英 1942年，张家父亲为两个儿子分了家，卫月莲和两个女儿得到了十几亩海滩地。 由于卫月莲经常发病，难以支撑这个家，在公公的许可下，她为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作为张家的儿子，来继承张闻天的家业。 1949年，卫月莲再次受到丈夫牵连，母女三人不敢在家中住着，她们东躲西藏，风藏露宿，由于担惊受怕又感染了风寒，卫月莲大病一场，险些丢了性命。 上海解放后，卫月莲和孩子才过上了太平的日子，特别是得知丈夫还活着，并在东北工作的消息后，卫月莲更是激动万分。  小女儿张引娣（中） 1950年初，张闻天从东北寄来信件，并让小女儿去找他，虽然信中没有提起让自己去，可是卫月莲还是欣喜万分，她激动得让女儿给张闻天带去口信，说自己没有背叛张闻天，没有对不起张家。 小女儿到了东北后，被父亲安排在北京工作，她给母亲写信报了平安，看着女儿的来信，卫月莲心中的大石放下了，她的精神也松快了几分。 1950年3月，张闻天准备出席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来上海了解情况，他还叫了大女儿来相聚。 当得知妻子为了赎回当壮丁的大女婿欠债时，张闻天立即给了些钱让大女儿带回去。 卫月莲收到这些钱之后，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痛哭流涕起来，她伤心得对女儿说：“我要的不是这些钱，要的是你爸爸的心，要的是我的丈夫。” 从那时候开始，张闻天每个月都会给妻子寄去80元生活费。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卫月莲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和丈夫再也没有可能了，她从未怨恨过丈夫，也不怨恨他娶妻，她更多的是自责自己拴不住丈夫的心。 晚年的卫月莲同大女儿生活在一起，她在女儿和孙辈们的体贴照顾下，享受宁静的生活，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在文革中，这种宁静的晚年生活被打破了。  张引娣（左） 张闻天受难后，没有人告诉卫月莲，大家都怕她承受不住打击，可是张闻天几个月都没有汇款过来，让卫月莲觉察到丈夫肯定是出事了，她问女儿和亲属们，可是谁都不肯说。 当卫月莲看见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受难后，她推想自己的丈夫处境也不会好。 在这种日夜思念和担忧的情况下，卫月莲再次发病，她的精神分裂症又犯了，此次发病，比上次还要严重，她不仅生活上不能自理，而且病情发作一次比一次更严重。 1975年的夏天，她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卫月莲去世后，她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得到优待，相反，在张闻天受到迫害后，小女儿受到牵连，做了六个月的劳动，大女儿则是个没有劳保的家庭妇女，孕育了七个孩子。 晚年的她们隐居在上海，从不张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文：蕉叶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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