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梧闽微信杂文系列之四十：“心”学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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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自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也就是当今著名作家余秋雨的家乡人。王阳明于1472年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就读私塾，以“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21岁举浙江乡试，后随父到京师，苦读朱熹遗书。26岁因北方边报甚急，遂留心武事，学习兵法。28岁中进士，赐观政工部。不久授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因怒犯武宗，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以后曾先后担任过江西卢陵县知事、南京刑部、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平定赣南、粤东北及闽西南之乱有功（期间首倡设置漳州府平和县），后升任兵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年）总督两广军务，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次年回师途中在福建南安病逝。

　　王阳明之名流传至今，倒不在于其丰功伟绩，甚至被美誉为明朝“军神”名声，而在于其摒弃业已僵化的朱熹理学体系，将佛学禅宗和老庄道学理论融入儒学体系，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我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把“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这从本体上吸收了禅宗“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而变成“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心即理”论。根据佛学《成唯识论》的观点：唯识者，一切万法不离心故。唯识学首先提出了“阿赖耶识”的命题，梵文译成汉文即“藏识”，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经验、过去、现在、未来、六根六尘十八界全部都在藏识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那个“心”里。因此，王阳明强调做学问应在“明白自家本体”上用功夫，“不假外求”，即不必通过外界事物来获得知识，也不必盲目地尽信典籍。因而，他的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不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在知行关系上，他不同意朱熹理学的“先知后行”的方法，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取代朱熹的“尊德性”教育方法等等。但无论如何，他发展了儒学“以人为本”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思想的创新开辟了新的渠道！

　　在王阳明理论书信简集的《传习录》里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王阳明的一个学生问他，你老人家说万物都在心中，但前面山里的花开花落，如果没有看到，那花又怎么会在心里呢？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见花时，那花与心同归于寂，当我看花时，花与心同时都明明白白了，可知花不在心外。又有个学生问，你老人家说天地万物都离不开自己，但是某人死了以后，天地万物仍然存在啊！王阳明回答说，你问得好，但我反问你，某人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天地万物还在不在呢？王阳明一生纵横于朝廷内外，足迹遍布明朝十多个省州，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理论基础，并将朱熹理学那种尊重客观世界的“格物致知”，转变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极至的“心”学理论。特别是他五十六岁在山阴县天泉桥上阐发的王学“四句宗旨”，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心学”克服了中国传统儒学理学形而上学的偏差，为儒学注入了佛教禅学和老庄道学的思辨精华，从而整体提升了中国当时主导的东亚文化的领先地位。

　　用辩证唯物主义比照“心学”，说明物质是否在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王阳明关注的是“以人为本”的他的世界，这种世界，也就是属于人的意义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天地万物，其存在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王阳明“心学”所关注是人的意义世界，天地万物与不同个体往往构成了不同意义关系，换言之，对于不同的主体，天地万物常常呈现不同的意义。从实际上看，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自己认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当他生命走向终结时，属于他的意义世界也即同时趋于终结，不属于他的客观存在也与其“心”永寂冥冥无期。如果他活着的时候，尽管尚有千山万水的风情美景，但也由于人的局限性，人的意义世界也具有相对性。更多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同寂”而未醒，因而，“心”量的开发与客观世界的开发一样，同样具有十分开阔的内容和前景，也将赋予人的“意义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人要与时俱进，完全不必受众人、别人或者古人种种前置的、死的、过时的、掺杂的框框和条条限制，而应努力去创新和突破，开辟其“心”中尚寂的新的意义世界。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不论你怎样“大胆地闯”或者非常“超人”的发挥，过程还必须受制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否则，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过：“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但换从“以人为本”角度而言，如果没有孜孜不倦、不怕失败的尝试，何来“致良知”而对“无相周天”的“了了便知一切”呢？从人的意义世界而言，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其人生价值意义是同样可取的。

　　“心学”并不是王阳明先生首创的，其远承的老师南宋陆九渊因不满意朱熹把理与心分一为二的哲学，认为它将造成士子只重诵读古人典籍而忽视经世致用、放弃主观能动的流弊，所以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王阳明把“心学”由命题发展而成体系，在学术上以空疏简易反对朱熹的精微广博，以怀疑主动反动朱熹的学究呆板。朱熹主张治学须“泛观博览”，书无所不读，遍注群经，著作等身，王阳明对此表示反感而评论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其危害是“玩物丧志”（《传习录》下）。但话说回来，心学理论主张“明本心”，反对向外求知，看来仅适合于具备“良知良能”的少数人，并不适合于芸芸众生，它可能会导致忽视实践和书本知识，而流于空泛，许多心学末流不读书，不究理，只会打坐，空谈性命，混同禅宗“狂禅”，这样说来，程朱理学比之陆王心学尚有可取之处。朱熹提倡的理学读书之道，把人们引向本本主义，造成士子盲从书本，盲从圣贤的风气，陆王心学的“明本心”主张，提倡“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不能“随人脚跟，学人言语”（《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认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录准则”（王阳明《传习录》下），“虽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同上）心学者不迷信典籍经书，亦不盲从圣贤行为，陆九渊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卷三四《语录》上）。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观点，都有助于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从稳定的需要而言，应多谈理学；从发展的取向而言，应力倡心学。中国与东亚每每需要变革之时，王学便往往卓见其功，明末的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等哲学思想无不打上“心”学王阳明的烙印，清末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利用过王学的某些思想破除程朱理学教条，传入东亚之后的王阳明心学理论，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精神动力！

　　蒋介石称王阳明的《传习录》乃其终生最爱的书，他曾自述：“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是在火车上、电车上或轮渡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且有许多人读了以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和经济腾飞后的现代韩国，凝集王阳明心学哲理的《传习录》，都被他们作为精神范本。日本的高濑武次朗著有《日本的阳明学》。他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与。”看来，王阳明的“心学”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喷喷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也该好好用“心”来学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