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之右 / 明清史 /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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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2012-08-18  宇宙之右

明初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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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明朝初期,以程颗、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流行。明成祖永乐(1403 1424 )间,在明成祖的御临下,明朝政府组织人力,汇辑经传、集注,编成《 五经大全》 、《 四书大全》 和《 性理大全》三部书,颁行天下。这三部书均以程朱思想为矩镬,“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于是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程朱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时,最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基、宋镰、方孝孺、曹端、薛暄、吴与弼等。他们在宗奉程朱的前提下,又发其新义,多所创获,使明初的理学思想呈现出生动、活跃的气象。刘基强调“元气”在“天理”中的地位,宋镰认为吾心“天下最大”,他以佛教的“明心见性”为“入道之要”,极力将佛儒及理学内部的朱陆学说折衷融会起来。方孝孺“驱斥(佛道)二氏”,注重道德实践,倡言齐家为治国之本。曹端提出理气一体,“未尝有间断”的论题,纠正了朱熹以理气为二的说法。薛暄发挥曹端理气一体说,认为不仅理散于气,故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而且在道与器、性与气的关系上,也是道散于器、性赋于气,故道器不离,性气相即。主张从气即万事万物、日用人伦的道德实践中求性。吴与弼和薛暄是朱学南北两大宗,他在南方兴学,“兼采朱陆之长”,主张“静中体验”, “静中思绎”,有力地启发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
明中期朱学衰颓,心学崛起,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陈献章和王守仁。陈献章( 1428 1 500 )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白沙里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故明清学者称其学为“江门之学”。他的著述由后人辑为《白沙子》 一书。陈献章年青时受学于吴与弼。他认为“元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气与道(理)的关系,道为根本。他说:“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但这个道(理)并非独立于万物或人之先,而是具于一心:“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 2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夕。3 就是说,万理、万物、万事,都是心的产物。这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相

似,只是陆九渊的命题既包含万事万物都是我“心”的产物的本体论、认识论内容,又指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陈献章的命题,则仅强调心对万事万物的决定作用。陆九渊心学理论的目标是“做人”,即践履儒家伦理纲常,而陈献章的心学则“以自然为宗”, ’即超脱自然之生死,社会得失之束缚,“以四大形骸为外物”2 ,荣、辱、生、杀不动心,超然物外,遗世独立。为了达到这种近乎禅学的思想境界,在修养方法上他提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3 就是在“虚明静一”的心态和“古人紧要文字”启发下,经过“深思”,而“契合”到“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那是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
王守仁(1472 1529 ) ,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他继承了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精华而又有新的发挥,是明代最大的理学家。王守仁的哲学凸显了心的作用,故叫心学,其核心观点是“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气自即理”是王守仁哲学的理论基础和宇宙观。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王守仁所说的心,“不是一块血肉”,即不是物质的心,而是指人能够主宰肉体、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他说:“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5 “身之主宰便是心”。““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7 灵明也就是心。王守仁所谓理或天理,继承了程朱等学者的说法,指儒家的道德仁、义、礼、智、信,他认为“礼字即理字”,礼或理是仁义礼智信的条理。“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醉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话,是皆所谓文也。”“同时,王守仁认为心与性、命也是同一的:“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

 

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王守仁从具于吾心的天命之性就是理,推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并认为天地万物、纲常伦理、六经学术等等都在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2 在这里,他将内心的精神与外在的事物相对待是有价值的,但他和朱熹、陆九渊等前辈理学家一样,抽象地谈伦理道德,使其失去了物质基础,纯然为人的意识的产物,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致良知”又叫“致知格物”,它是王守仁认识论的核心。为了与“心即理”的宇宙观相一致,王守仁对格物致知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3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他对物的解释是,“物者事也,凡意(意念、动机一一引者)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5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等等。这样,格物在王守仁哲学中就变成了调整、摆正心物关系,将物看作心、意生发的东西。这是对《 大学》 “致知在格物”理论的修正。良知指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致良知的致,就是陕复天性和将良知扩展到行动中去,也就是为善去恶,消除私欲。将心中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感清自觉地表现为道德行为。王守仁的“良知”说来源于《孟子· 尽心上》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句话。孟子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是先天固有的。王守仁将其发挥为“造化的精灵”, “生天生地”, “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与被重新解释过的“致知”说融为“致良知”的概念,作为他的道德修养论。他将良知与天理等同,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7 天理或良知的内涵就是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致良知的方法,就是静坐息虑,“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 “使心常如镜明水净,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对于私欲要做到无时防于未萌之先,有即克于方萌之际,这就是作圣的功夫。

 

知行合一说是从“心即理”说推衍出来的,知,是良知的内心体认,行是良知的外在表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2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3 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己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臭恶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臭恶时己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离行无知,知即含行,一念发动即是作为。可见,王守仁说的知行关系,不同于朱熹等宋儒“知先行后”的观点,不是主体对客体事物的认识和实践,而仅是心灵内在的对天理的体认和践履。他扩大了知行的统一性,认为它们是用两个字说一个工夫,抹杀了二者的区别。
王守仁的学说兴起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影响较大的有浙中学派、江右(江西)学派、南中学派、楚中学派、北方学派、闽粤学派、泰州学派等,即所谓“王门七家”。其中有些学派祖述王守仁的学说,有些远离了他的宗旨,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良(1483 1540 ) ,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县)人,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夕、“百姓日用之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5 的观点。闽粤学派的李赘(1527 1602 ) ,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他离经叛道,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具有启蒙的意义,当时却被看作惊世骇俗的“异端”。清朝前期,理学在思想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其学术成就不大。除黄宗羲、全祖望所编《宋元学案》 、《 明儒学案》 等著作对宋明理学给以总结外,其他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大都不出朱陆思想的案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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