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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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向心学的倾斜
明朝初期，以程颗、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流行。明成祖永乐（1403 一1424 ）间，在明成祖的御临下，明朝政府组织人力，汇辑经传、集注，编成《 五经大全》 、《 四书大全》 和《 性理大全》三部书，颁行天下。这三部书均以程朱思想为矩镬，“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于是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程朱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时，最有影响的理学家是刘基、宋镰、方孝孺、曹端、薛暄、吴与弼等。他们在宗奉程朱的前提下，又发其新义，多所创获，使明初的理学思想呈现出生动、活跃的气象。刘基强调“元气”在“天理”中的地位，宋镰认为吾心“天下最大”，他以佛教的“明心见性”为“入道之要”，极力将佛儒及理学内部的朱陆学说折衷融会起来。方孝孺“驱斥（佛道）二氏”，注重道德实践，倡言齐家为治国之本。曹端提出理气一体，“未尝有间断”的论题，纠正了朱熹以理气为二的说法。薛暄发挥曹端理气一体说，认为不仅理散于气，故气中有理，理气无“缝隙”，而且在道与器、性与气的关系上，也是道散于器、性赋于气，故道器不离，性气相即。主张从气即万事万物、日用人伦的道德实践中求性。吴与弼和薛暄是朱学南北两大宗，他在南方兴学，“兼采朱陆之长”，主张“静中体验”, “静中思绎”，有力地启发了王守仁心学的产生。
明中期朱学衰颓，心学崛起，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陈献章和王守仁。陈献章( 1428 一1 500 ）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白沙里濒临西江入海之江门，故明清学者称其学为“江门之学”。他的著述由后人辑为《白沙子》 一书。陈献章年青时受学于吴与弼。他认为“元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气与道（理）的关系，道为根本。他说：“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但这个道（理）并非独立于万物或人之先，而是具于一心：“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 2 “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夕。3 就是说，万理、万物、万事，都是心的产物。这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相
似，只是陆九渊的命题既包含万事万物都是我“心”的产物的本体论、认识论内容，又指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陈献章的命题，则仅强调心对万事万物的决定作用。陆九渊心学理论的目标是“做人”，即践履儒家伦理纲常，而陈献章的心学则“以自然为宗”, ’即超脱自然之生死，社会得失之束缚，“以四大形骸为外物”2 ，荣、辱、生、杀不动心，超然物外，遗世独立。为了达到这种近乎禅学的思想境界，在修养方法上他提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3 就是在“虚明静一”的心态和“古人紧要文字”启发下，经过“深思”，而“契合”到“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那是一种神秘的心理体验。
王守仁（1472 一1529 ) ，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他继承了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精华而又有新的发挥，是明代最大的理学家。王守仁的哲学凸显了心的作用，故叫心学，其核心观点是“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气自即理”是王守仁哲学的理论基础和宇宙观。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王守仁所说的心，“不是一块血肉”，即不是物质的心，而是指人能够主宰肉体、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他说：“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5 “身之主宰便是心”。““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7 灵明也就是心。王守仁所谓理或天理，继承了程朱等学者的说法，指儒家的道德仁、义、礼、智、信，他认为“礼字即理字”，礼或理是仁义礼智信的条理。“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醉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话，是皆所谓文也。”“同时，王守仁认为心与性、命也是同一的：“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
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王守仁从具于吾心的天命之性就是理，推出“心即理也”的命题，并认为天地万物、纲常伦理、六经学术等等都在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2 在这里，他将内心的精神与外在的事物相对待是有价值的，但他和朱熹、陆九渊等前辈理学家一样，抽象地谈伦理道德，使其失去了物质基础，纯然为人的意识的产物，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致良知”又叫“致知格物”，它是王守仁认识论的核心。为了与“心即理”的宇宙观相一致，王守仁对格物致知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3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他对物的解释是，“物者事也，凡意（意念、动机一一引者）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5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等等。这样，格物在王守仁哲学中就变成了调整、摆正心物关系，将物看作心、意生发的东西。这是对《 大学》 “致知在格物”理论的修正。良知指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观念，致良知的致，就是陕复天性和将良知扩展到行动中去，也就是为善去恶，消除私欲。将心中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感清自觉地表现为道德行为。王守仁的“良知”说来源于《孟子· 尽心上》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句话。孟子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是先天固有的。王守仁将其发挥为“造化的精灵”, “生天生地”, “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与被重新解释过的“致知”说融为“致良知”的概念，作为他的道德修养论。他将良知与天理等同，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7 天理或良知的内涵就是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致良知的方法，就是静坐息虑，“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 “使心常如镜明水净，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对于私欲要做到无时防于未萌之先，有即克于方萌之际，这就是作圣的功夫。
知行合一说是从“心即理”说推衍出来的，知，是良知的内心体认，行是良知的外在表现，“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2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3 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己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臭恶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臭恶时己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离行无知，知即含行，一念发动即是作为。可见，王守仁说的知行关系，不同于朱熹等宋儒“知先行后”的观点，不是主体对客体事物的认识和实践，而仅是心灵内在的对天理的体认和践履。他扩大了知行的统一性，认为它们是用两个字说一个工夫，抹杀了二者的区别。
王守仁的学说兴起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影响较大的有浙中学派、江右（江西）学派、南中学派、楚中学派、北方学派、闽粤学派、泰州学派等，即所谓“王门七家”。其中有些学派祖述王守仁的学说，有些远离了他的宗旨，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良（1483 一1540 ) ，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县）人，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夕、“百姓日用之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5 的观点。闽粤学派的李赘（1527 一1602 ) ，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他离经叛道，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具有启蒙的意义，当时却被看作惊世骇俗的“异端”。清朝前期，理学在思想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其学术成就不大。除黄宗羲、全祖望所编《宋元学案》 、《 明儒学案》 等著作对宋明理学给以总结外，其他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大都不出朱陆思想的案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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