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阳与知行合一

最近迷上了用亚马逊看书，既可以在Kindle上，也可以在手机上，电子书很便宜，进度还可以共享，手机上装一个Kindle软件就成。在推荐书单里看到了《知行合一王阳明》这本书，书评不错，就买了一本来看，一下子被迷住了，周末一口气读完。意犹未尽，又买了《传习录》来看。

 

王阳明的名声在国内一直不显。近几年大概是沾了“当年明月”那本《明朝那些事儿》的光，王阳明被关注得多起来了。既然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这么推崇王阳明，为什么过去大家都不太了解呢？我猜，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咱们的政治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王阳明的心学当然被打入唯心主义的阵营而不被推广。小时候我觉得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只是学起来机械、枯燥和没有人性；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经历过各种不平事、经历过多次的心灵拷问后，就不太赞成所谓”唯心“和”唯物“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了，而是更希望能够听到那些活泼的观点和声音。

 

这本书用非常浅显、有趣的语言，不但讲述了王阳明精彩的一生，也在这过程中把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清楚的介绍。我在读的过程中，结合我对宗教肤浅的认识，一直有个感觉：王阳明的心学，与新教，即基督教何其相似——当年马丁.路德也宣布每个人心中都有上帝，而不必通过他人，比如教皇，才能直达天听，只要内心虔诚的祈祷，上帝就会听到；努力工作，追求良知，兼爱，为社会和他人作贡献，就能得到上帝的认可，从而在死后升入天堂。王阳明的心学，也是要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用良知进行善恶的判断，以良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并时时反省自己，去除蒙蔽良知的不良欲念。这也不需要假手他人，也不必如朱熹所说的”格外物以致知“，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而且，心学是鼓励人奋进和入世的，提倡建功立业，而不是如同佛、道两教，让人避世。作为一套积极向上的道德行为准则，新教激发了英美等国的活力，促成了它们的崛起；心学在中国，虽然最终被程朱理学打压，但也曾经激励如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奋起开创了明朝的中兴时代。由此而言，心学致良知、知行合一和鼓励人积极向上的特点，在中国儒学发展历史中，尤为难能可贵。

 

当代社会比明朝当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环境对于人的诱惑或者挑战却也更多更严重。竞争的压力，转型期社会中各种扭曲现象，都可能让人心中不平、不静、不忿、不服。能否坚持良知，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保持住它，消灭一些坏的念头和习惯，保持积极的心态努力做事，所谓”事上练“，变得也更加重要。我们真的很难知行合一，很难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的良知，更不用说用良知来引导自己的心和行为了。心学简单明快，但王阳明的一些观点让人看了振聋发聩，即便当代人如我，看得时候也不禁冒出冷汗。自己的良知是否被蒙蔽？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否在逐渐被消磨？自己是否在知和行上保持一致？夜深人静，当这些问题冒出来时，我知道自己必须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了。

 

推荐大家也看看这本有趣的书，有时间再看一下《传习录》，相信会有不同一般的感受。

【文摘第一篇】王明阳与知行合一

 (2011-07-06 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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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何尊沛撰） 
 主要参考书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 
 2．余重用《阳明先生传纂》 
 3．黄宗勇《明儒学实》 
 4．张廷玉《明史》 
 5．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一） 
 6．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 
 7．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明代部分 
 8．毕诚《儒学的转折--阳明学派教育思想研究》 
 9．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   

    阳明先生是蒋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蒋虽不堪，却亦有其过人之处，由此可见阳明先生之过人。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想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构成的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 

    陆九渊乃公认之天才。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权威喝止他。——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已而立了罢。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王阳明也有类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确实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十八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株连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必定听得此论。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烦的：“些许消失，你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权势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的，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境。对于阳明来说，这里实在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候自然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5

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在每一天都要经历生死之境且早已经过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这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来。用存在主意的话说，即：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无法看清楚“在”的本质。阳明却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而行的“理”。于是当他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把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之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顿悟了，这即是著名的“龙场顿悟”。 

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又道：“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驳斥理学，正式竖起心学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陆九渊。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吾物”。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 

“风动邪？幡动邪？”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 

这其实缘于王阳明的求思经历。与陆九渊近似，王亦曾经向虚幻之佛理寻求心学之突破，不同的是，陆是由于不屑于求名师，王则是求明师而不得。曾经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说是王到一座寺庙游玩，见一房门紧闭，好奇之下不顾知客僧苦劝，执意开门，结果大惊，原来房中有位圆寂的老和尚与王之面容极其相似，身后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此事极玄，显然属于不可信之说，但是王阳明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佛理之于王的影响。 

第二是“致良知”，关于此点，后世学者毁誉参半，甚至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王拿来愚弄老百姓以利于统治者统御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谬。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而改观今日之社会，道德底线已近于崩溃，恶人几无所畏惧，善者几无所依仗，骇人听闻之事，伤天害理之举，时有发生，岂可曰今日之道德论远胜于阳明之“致良知”邪？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想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黑格尔、费尔巴哈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他们的唯物主义何辩证法不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吗？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也成功的指导了王的一些特殊行动，最著名的是平宁王之。王阳明不是军事家，也不是阴谋家，宁王反叛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阴谋家都束手，独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他站出来作战。王是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的，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阳明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不是“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一，却在得胜之后，毁去所有宁王与朝臣通密之信，几乎是“故意”为朝堂上一帮早睁红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于是这帮小人发难的时候，王终于再度被贬，飘然入山，从容地做他的心学大师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