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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广勤: 明《华州志校注》后记

 华州文史荟萃 202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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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华州志校注》后记

作者:闫广勤

明《华州志》,华州知州李可久裁正,张光孝撰次,于万历初刊行,是明代关中“八大名志”之一,清初著名文人王土祯曾予以很高评价,当代方志学者也将其认定为历史名志。

作为华州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华州志》在保存地方史料文献,传承地方文化传统,开启地方志书编纂等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挖掘这一文化宝藏,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对当代华县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此书于明朝万历初年刊行以后,400多年以来,留存至今的已经凤毛麟角,极为难得。清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曾有重印,可留存的也很少,且多在各大图书馆深藏,索阅不易。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界对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的需求,使得对明《华州志》整理、印行,摆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当时的华县地方志办公室曾组织了对明《华州志》的校注,有华县旧志整理的开创之功。但此次对明《华州志》的校注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一、校勘不精,原书中的许多错误没能校出。二、注释粗疏过简,且错讹较多。三、校注本仍是繁体字、竖排,毛笔抄写,影印少许,发行面很窄。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此次校注仍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各界的需求和使用。我在担任1992年版《华县志副主编时,深入研究了华县历史上的旧志书,对明《华州志》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深感做好此志的校注工作,才能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曾尝试对部分内容作了注释,以备编志之需。以后虽工作有变动,可仍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研究华县史志,对校注《华州志》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技术上的尝试。时至2013年,我退休后又受聘重返县志办。此时,《华县志(1990-2005)》已编纂出版,县志办主任余忠民决定再接再厉,开展旧志整理工作,并委托我对明《华州志》重新进行校注。当年7月,《华州志》的校注工作启动。我们定下的校注原则是,校勘要精细,注释要详尽(以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读者为对象),横排简体字,以方便阅读,服务社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于2014年12月完成初稿。在进一步修改后,2015年7月,校注稿送交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靳疆审阅后,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我再次作了修改完善,终于定稿付印。

古代典籍与现代科技结合

校勘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底本。张光孝撰次的《华州志》,刊行于明朝万历初。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光绪八年(1882)曾两次重印。此次校注,遍访《华州志》的万历本、乾隆本不得,遂退而以光绪本为底本,以底本以外的其他志书及文史典籍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

校勘的方法,主要为“本校”、“他校”、“理校”。

本校,即历史学家陈垣所言:“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他校,即历史学家陈垣所言:“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

《华州志》有许多内容采自前人之书,在校勘过程中,对全书内容涉及的史实、人物、资料等,都尽可能在相应的历史典籍中查找依据并核实正误,将其与前人之书对照,查出许多讹误。

首先,对所有入志人物,凡是历代正史有传的,基本上都做到了一一核査,发现与正史本传记载有出入的,一般均以正史为据做了校勘。其次,从历代政书、类书、方志、笔记、各类杂著的相关资料中再加以核査。再就是以金石资料作为校勘依据。

理校,即据理推断,以定其正误的校勘方法。

华州方志学者闫广勤

对《华州志》的注释,我们确定的阅读对象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除对疑难字词、典章制度、历史地名、相关人物等加以解释,及对校劫结果出校记外,也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注释:

一是相关史实的简介。如卷一“历代考”中,记郑桓公之子郑武公“从平王东迁,乃称新郑,以此为古郑”一句,注释对周平王及郑国东迁的历史背景、前后经过作了简要介绍。

二是匡正纠错。如卷一“历代考”中,记华州的建制沿革:唐为华州,宋为“镇国军节度,……金改金安军节度,元复为华州”。事实上,宋、金、元华州建制一直未变,只是宋、金时的镇国军节度、金安军节度的节镇设在华州而已,不存在“元复为华州”一说。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都在注释中一一做了匡正。

三是对华州刺史(知州)的任职时间,华州籍人物的生卒年代,原文大都记载不详,注释时尽量予以考证査实。如卷二十ー“东思忠传”,未及其生年,仅记其“成化丙午卒于官”,成化丙午是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华州志》校注期间,我们发现了《东思忠墓志铭》,上面记载了东思忠生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于明宪宗成化二十ー年(1485)卒于四川松潘之官舍,次年(成化丙午)归葬华州。遂此为据,断定了东思忠的生卒年并记入注释中。

在注释时,还注意利用现代考古研究成果。如卷二记郭子仪在京城长安的住宅:“郭宅在唐京榷盐院次南亲仁坊”。在为“亲仁坊”做注时,参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报《西安建大报》总第791期第2版的《唐长安城“亲仁坊”考》一文及武伯纶的《西安历史述略》一书,撰注文为“亲仁坊:又称‘亲仁里’,唐代京城长安的里坊之一,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太乙路南段以西至西安市测绘局附近,南北在今友谊东路与建设东路之间的地域内。郭子仪在亲仁坊的宅第,“居其里四分之ー”。

《华州志》的校注,由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忠民首倡,并鼎力支持,功不可没。赵建文和邵拉雄两位老同志,提供建议,指出疏漏,使我得益匪浅。马振刚、雷风侠、石娟、张佩、惠小燕、苏敏等县志办工作人员,在将原文录入电子版时,不辞辛苦,其劳可嘉。责任编辑靳疆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使《华州志校注》更趋完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人才疏学浅,力有不逮,对明《华州志》的校勘、注释,其实是勉为其难。不过,身为地方志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于当地史志研究又颇有心得,也就义不容辞了。只是错误、不足,在所难免,还望方家赐教、指正。

来源:作者供稿《华州志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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