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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维定势 杨盛龙（北京）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长期受红色教育，受红色文化熏陶，我们的思想被炼红，言语被染红。 红色教育从50年代初全面铺开，到60年代趋向鼎盛，正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上小学到中学阶段。 我们学校面向公路的那面墙上写着高达房顶的红色大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特别典型的是红专教育，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十来岁的娃儿，知道什么是红，什么是专呢？ 上面给释疑解惑，如果只是埋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就是专，就是走白专道路，就是搞歪了，必须受到批评，必须得纠正。要又红又专，红在前，专不过是跟在后面的，显然是：红为先导，红为基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如果没有红只有专，就是对抗的、反动的。 红是什么？就是学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看你站在哪一边。你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还是中农家庭出身？你的家庭是依靠对象还是团结对象？如果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就不是根正苗红，得多多学习政治，改造世界观，练思想。根正苗红的，也得加强政治学习，作红的学习和锻炼。炼红心，最基本的是阶级教育、苦情教育、仇恨教育、感恩教育。最典型的教育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设置“忆苦思甜周”、“忆苦思甜月”。请老贫农痛说革命家史，痛说革命村史。说过去，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如何的残酷地压迫、剥削穷人。穷人逃荒、讨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期间，全校师生不准说笑，不得嘻嘻哈哈，整天哭丧着脸，深陷在痛苦中。礼堂台上演的是师生排练的苦情剧，反映旧社会穷人挨饿、讨饭的生活。放的电影片子反映的是严峻的阶级斗争，地主分子的土地和财产被剥夺了，那些阶级敌人不甘心，藏着“变天账”（实际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买地的契约），妄想复辟。阶级斗争很复杂很激烈呀！礼堂、教室四周挂满大幅毛笔画，内容是穷人在万恶的旧社会做长工、逃荒、讨饭、受苦、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全校师生吃“忆苦餐”，用野菜、苞谷糠做的糊糊，难以下咽，一边吃着，一边听一位老贫农扯长声痛哭，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大家深深体会万恶的旧社会的苦情，激发阶级仇恨。 在那期间，只准唱《不忘阶级苦》、《想起往日苦》、《谁养活谁》三首歌，广播里反复播放的是这三首歌，其他的歌都不准唱。 校园里回旋着悲痛的旋律，听那歌词: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我们悲怆地唱：想起往日苦唉～～/两眼泪汪汪唉～～…… 我们就是那样整天生活在痛苦的回忆中，整周浸泡在血泪控诉里，一年到头沉浸在那样的痛苦回忆和深深仇恨中。 除了“忆苦思甜周”、“忆苦思甜月”，其他时间也都是让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内容占据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课本里是那些内容，课余活动是排练反映阶级斗争的戏剧、节目，课外读物也是那些内容。 我们回到寨上，听到老贫农说：“那时候给地主做长工，比现在吃得好，地主给大碗吃肉，吃得饱，干活力气足啊，还是他赚嘛。有人雇请，能找到活计干，吃饭才有着落啊。” 有人说：“寨上的某某地主，穿补丁衣服，饭嗖臭了舍不得扔掉，炒燥了再吃，省吃俭用攒下钱，买了一些田地，成了地主成分。人家好不容易积攒点钱修上房子买下田地，被剥夺瓜分了，他们内心会怎么想啊？” 有人说：“有那二流子懒汉，好吃懒做，成天躺在床上抽鸦片，祖上遗留下的田地都卖掉抽了鸦片，成了穷苦的贫农。” 我们唱起在学校唱的《谁养活谁》：“地主他不劳动，粮食堆成山。”有个读了点书的人说：“怎么是不劳动呢？他在计划、考虑，换什么种，请什么工，安排，筹划，费脑子呢！教书先生教课不种地也是不劳动么？得给他开工钱吧？” 但是，我们的脑子已经被洗刷多遍，已经被红色思想占领，已经形成那样固定的“明辨是非”的铁板一块，那么点儿杂音，哪里听得进去？我们用从学校狂轰滥炸得来的道理抵制、批判他们的说法。 我们脑子里形成那样的思维定势，以“解放”划线，解放前是黑暗的旧社会，暗无天日，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穷苦农民，那是人吃人的社会，穷人没法活；解放后是晴空万里，明朗的天，红色天地，我们生活在红旗下，生活在蜜罐里。 我们豪迈地高唱：“红旗为我们引路，/鲜花为我们盛开，/谁能比我们更幸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我们被解放了，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家作主人，我们生活在阳光灿烂的花园里。正如课本上描述的，“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木桥虽然好，/人多车稠走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放，过上了美满的幸福生活。过不了多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了那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不要钱，按需分配……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救。我们要炼好思想，解放全人类。 我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美好，做着这样的美梦。停止考试招生，停办学校，我们小小年纪失学，读不上书了，回到村寨，在生产队出集体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穿着补丁重补丁的衣服，我们家那些年每年缺半年口粮，常年借粮“编宽”，挖蕨打葛，吃野菜，剐树皮，吃稀烂饭糊糊，度饥荒……
改革开放后，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过着好生活，月收入相当于我们几年收入，而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中，需要解救的原来就是我们。 虽然与别国的差距那么大，我们多少年还是这种思维定势，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是黑暗统治暗无天日，解放后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长期生活在一个人说了算的集权专制社会里，庆幸实行改革开放，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这个对比关系，年岁已经老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岁月。人生不能打草稿，没法再来一次。更为悲哀的是，一些人到了这个年岁这种时候还在执迷不悟。 杨盛龙，1953年生于湘西，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等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论著专节专题评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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