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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文化寻踪 — 战国秦汉时期，在以今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西南，包括川西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多个文明古国，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夜郎国位于云贵高原东侧，疆域范围最广。夜郎国的相关记载仅见于《史记· 西南夷列传》、《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 蜀志》等史籍中，《史记》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与此同时，史书还记载了一个“夜郎自大”的故事：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派使者分别前往滇国和夜郎国，滇王和夜郎王都发出了“汉孰与我大”的疑问，成为千古笑谈，今人对夜郎的印象也定格成了一个无知自大的偏远小国。 近年来，考古发掘单位在滇东黔西地区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青铜文化遗存，夜郎文化代表遗址包括赫章可乐墓、威宁中水墓、普安铜鼓山遗址等，随着这些考古遗址的科学发掘，夜郎这个在军事上号称“精兵十万”、有着“魋(zhuī) 结耕田有邑聚”等特征的古代西南族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 到底是“夜郎最大”还是“夜郎自大”？这个千古疑问随着夜郎文化内涵的具象化逐渐转为另一个疑问：夜郎到底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 从礼器到武器的崇武之风 西汉初期，中原地区刚恢复统一，汉王朝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慢慢恢复了元气，有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目光移向尚未实现完全一统的南方地区，其中据守岭南的南越国堪称心腹大患。为了制服南越，汉武帝听取大臣意见，加速了开发西南夷的步伐。在汉王朝的认知中，夜郎是一个据守西南夷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精兵十万，且与南越国有水路相通，因此极具军事价值。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夜郎族群，周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族群，且与强大的巴蜀、滇国、南越国毗邻，远在中原的汉王朝也在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外环境影响下，夜郎形成了崇武的族群特点，这一特点在夜郎地区出土器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000年在可乐发掘夜郎墓葬108座，出土文物547件。 2012年又发现夜郎古墓葬2座，出土文物74件。 2001年6月，国务院批准可乐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4月，可乐考古发掘被评为2000—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可乐是赫章县西北部的一个山间坝子，地处乌蒙山北段东麓，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在今赫章、威宁一带设汉阳县，有学者推测可乐即为汉阳县治所在。赫章可乐墓葬群共清理了372 座墓葬，甲类汉式墓49 座，乙类土著墓323 座，所谓乙类墓就是具有典型夜郎族群特征的土著人墓葬，乙类墓中有少量高等级墓葬为套头葬，凸显了夜郎文化的神秘之处。套头葬的基本特征是在墓主头顶套有一件大型金属釜或铜鼓，有的同时在死者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或垫一件铜洗。这种奇特的埋葬方式耐人寻味，或为炫耀财富和地位，或是保护头颅，更有可能是一种祈求神灵对后人永久庇护的原始宗教意识。在已公布的夜郎族群墓葬中，仅有25 座墓可确定为套头葬墓，因此，套头葬被视为夜郎族群具有代表性的特殊葬式，也体现着夜郎族群的崇武之风。 其中，M274 墓是典型的套头葬墓，随葬品近百件，两件辫索纹耳大铜釜相向侧立，分别套于死者头顶及足部，此外还有铜洗盖脸、用铜洗盖臂或立于臂旁。该墓出土了大量铜器、铁器、玉器及骨器，数量之多、品质之精远超其他同类型墓葬，学者结合套头葬墓中多陪葬有铜、铁兵器的现象，认为该墓墓主人为当地的军事首领，而套头葬墓多为夜郎社会中掌握军权的上层阶级采用的葬式。 夜郎文物的纹饰和造型普遍较为简单，但该墓出土了多件以虎为形的文物，虎的造型生动形象、威风凛凛，体现了墓主身份的威严和庄重，可见，虎在夜郎文化中可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军权。 如饰虎铜釜，铜釜是贵州战国秦汉时期出土数量和形制都最多的青铜容器，常作为炊具使用，在夜郎地区的套头葬中，铜釜常用作套头的礼器。这件铜釜的肩腹部对称饰环形大耳，另铸对称的青铜圆雕立虎一对：虎身昂首扬尾，龇牙长啸，威风凛凛；虎颈部饰有一条项圈，项圈上饰有贝纹；虎头后部饰一组卷云纹，虎身饰斑纹。这件铜釜铸造工艺精细、器形规整，体现了汉代夜郎地区青铜铸造工艺的较高水平。 饰虎铜釜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出土 夜郎族群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武器也能体现夜郎族群崇武善战的特点，如立虎柲冒，柲是指兵器的木柄，冒指类似帽子的物体，柲冒是戈木柄上端的装饰。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各族群广泛使用戈这种兵器，戈的外形如镰刀，多用于钩杀。这件立虎柲冒为僧帽形，冒顶铸圆雕立虎，虎身装饰有长条斑纹，虎尾卷成S 形，虎嘴微张，平视前方，虎的造型栩栩如生、充满力量感，作为戈柄上的饰物，这件虎形柲冒展现了墓主人骁勇善战的形象。 立虎柲冒 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 赫章可乐出土 此外，在出土的夜郎文物中，剑的数量、类型以及精美程度远超其他类型的兵器。按照材质区分，夜郎地区的剑可分为铜剑、铜柄铜剑、铜柄铁剑和铁剑几种；按形制来划分，这些剑包括了典型的巴蜀柳叶剑、滇式蛇头形茎铜剑等，夜郎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在这些周边地区先进武器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点，改造出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铜剑这类实用性和观赏性兼有的夜郎锐器。随着铁器经过各种通道传入夜郎，夜郎的铁器化进程加快，在铜柄铜剑的基础上改造成的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成为了夜郎不断提高军事作战实力的先进武器，而在融入中原铁器化的过程中，夜郎地区在经历了铜柄铁剑的过渡期后，最终铸造出技术精湛的铁剑。剑的形制和材质在夜郎不断演变，不仅反映了夜郎族群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还体现了西南夷开发中夜郎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化的发展。 柳叶形青铜剑 西汉 威宁中水出土 此剑的结构分为身、茎二部。身是剑身，前有锋，中有脊，脊两旁为从，从两面为刃；茎是剑把，分扁茎和圆茎两种，柳叶剑剑身多装饰有虎纹、手纹、心纹、水波纹等，这种巴蜀铜剑是夜郎地区使用最普遍的短兵器，学界多认为这是夜郎受到了巴蜀文化影响的体现。 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 战国晚期 赫章可乐出土 这种剑是由镂空牌形茎首铜剑发展而来，剑茎和剑身分别用青铜和铁铸造：剑茎铜质、剑身铁质。其茎首为弧形牌饰，饰镂空卷云纹、涡纹、弧线纹等；茎中段有孔，饰突棱两道，四周遍布绳纹；突棱两端装饰云雷纹、连续三角纹。这种剑具有强烈的夜郎文化特点，与周边地区出土的滇式、巴蜀式、中原式等剑有明显区别，对研究夜郎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尚美，兼具实用与装饰 《史记》记载中的夜郎族群是“魋结、耕田、邑聚”的田园社会，这个族群的人们梳着发髻，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聚族而居。尽管夜郎社会弥漫着崇武的气息，但是夜郎族人也有着精致的一面：在夜郎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与穿着打扮相关的饰品，这些饰品体现了夜郎族群对美的定义和对美的追求。 夜郎族群的装饰品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发饰，史书记载的“魋结”说明夜郎人在日常生活中将头发盘成发髻，发簪和发钗作为盘发的饰物常作为陪葬品出自墓主头部附近，出土的铜发钗往往成对插于死者头顶，有的距头骨数厘米，说明当时发髻挽于头顶甚高。 第二类是手饰，包括戒指和手镯，其中出土戒指数量极少，出自M274 墓的铜戒指为装饰有九瓣菊花纹的片状圆形，夜郎墓葬中出土了许多宽细不一、装饰华丽的手镯，可分为宽边手镯和窄边手镯，具有数量多和不对称两个特点，手镯呈圆筒形，表面多装饰有绿松石纹带，出土时多套在墓主左右手臂上，可见是装饰实用器。 铜护手 西汉 威宁中水出土 这件铜护手呈圆柱状，中空，用薄铜片卷为筒状制成，是一件装饰讲究又具有防御功能的护身用品。整体前小后大，中间略束腰，这件铜护手出土时套在人骨架左手腕处，应为夜郎族群作战时保护手臂的一种特殊装备，这件护手将装饰和实战融为一体，极为罕见。 镶绿松石铜手镯 西汉 赫章可乐出土 手镯呈片状环形，片较窄，整体铸造而成，无接口。镯面中部凹槽内镶嵌两列或多列孔雀石薄片，石片多为圆形，中心钻有小孔，极少部分为不规则长条形、三角形或方形碎片。手镯出土时套在墓主左右手臂上。 第三类是衣饰，如装饰于衣物上的小铜铃，以动物为造型并饰有华丽纹样的带钩等。 第四类则为项饰，M274 墓主颈部附近出土了一套组合复杂的项链，华美异常。 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在这些以装饰为主、兼具实用性的饰品中，不难感受到夜郎族群尚美的特点。从造型来看，许多饰品以充满活力的动物为造型，牛、狮、鱼、蛇等均是夜郎人有所了解的动物，或与农耕生计相关、或充满力量感、或具有吉祥富贵的寓意，经过艺术加工和创作，变成了装饰于身体的饰物，体现了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夜郎族群审美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寄托了夜郎人对于生活、劳作的美好祈愿；从装饰来看，夜郎人善用绿松石镶嵌、错金银以及线条的刻画等方式对饰品本身进行装饰，复杂的纹样给予饰品丰富的层次感和华丽感，展现了夜郎上层社会不俗的审美品位。 牛头形铜带钩 战国至西汉 威宁中水出土 贵州地区出土带钩多为铜质，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铁带钩和银带钩。铜带钩的钩首多仿动物或家禽头形，其中牛头形全部出自威宁中水墓地。这件带钩造型为牛头，双尖角张开，牛头向前斜伸，下颌张开，背面一角铸有圆钮为带钩的钩钮，一角上铸弯曲钩首。牛在农耕社会中极为重要，以牛头为造型体现了夜郎以农耕为生计的特点。 鱼形铜带钩 西汉 威宁中水出土 这件带钩的整体造型为游动的鲵鱼，鱼尾弯成钩首，鱼腹处铸有一圆形钩钮，鱼身两侧对称伸出四鳍，正反两面均有细密的阴刻线条纹饰。鱼背部阴刻隶书五字吉祥铭文：“日利八千万”，表明了一种生活愿望并暗示着物主身份。鲵鱼，民间俗称“娃娃鱼”，这件带钩应是模仿贵州水产娃娃鱼的造型制成。 在大一统中融入中原文明 经历了先秦时期的文化积淀，夜郎文化在秦汉时期获得了充分发展，本土文化大放异彩，逐渐形成了崇武尚美的族群特点。 夜郎地处西南，与周边的巴蜀、滇国、南越国甚至是远方的印度地区都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交流，早在汉朝开发西南之前，夜郎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交流和贸易的通道，许多外来的器物和文化通过这一通道传至夜郎，从而对当地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夜郎族群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顽强的创造能力，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对外来事物进行模仿、改造和创作，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和创造能力的夜郎文化。 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步伐加快，汉朝开始大力经营夜郎地区，先后在此设置犍(qián) 为郡及牂柯郡，并兴修从四川盆地进入云贵高原的第一条“官道”（南夷道），并在沿路干线设置邮亭，由此逐步打通了夜郎地区的陆路交通。随着交通改善，西汉中期以后牛车、马车等畜力运载工具在贵州地区逐渐流行，出土自黔西南州的兴义万屯墓的东汉铜车马即反映了该地区交通方式的发展。这套铜车马与中原地区有帷盖的辎车类型相似，用于运输装载物资，这套铜车马由车和马分段铸造组装而成：马头上抬、双耳尖耸，张嘴，作出驾车行走状，马的各个部位皆可拆卸组装；车带篷，车厢为长方形，前方可上下，车轮为十二辐，辐呈片状，双辕前端曲伸与衡相连。这套做工精巧、装饰华丽的东汉铜车马反映了夜郎地区生产力在融入中原文明后的快速发展。 铜车马（辎车） 东汉 万屯8 号墓出土 此外，汉移民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原料，汉系青铜器逐渐替代夜郎特色青铜器成为这一区域的主流。贵州六盘水市出土的西汉龙首柄铜釜在造型上与鼓形立耳铜釜接近，这件器物融合了中原特有的龙首柄与夜郎常见的铜釜结构，展现了夜郎文化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
龙首柄铜釜 西汉 六盘水市黄土坡 随着汉武帝对西南夷进行大开发，夜郎文化与汉文化逐渐合流、并行，尽管西汉末年夜郎国灭宣告了夜郎古国的消失，但是夜郎文化始终流传久远，仍有不少保留着夜郎特色的器物存在于贵州地区的不同时代。 时至今日，尽管远隔千年，今人仍能感受到少数族群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透过今天的多彩贵州，千年夜郎文化不仅令人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共鸣，同时也在引导人们不断地探索并发现这个神秘族群的力与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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