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词用语应该自然真切，反对使用 “替代词”
从北宋末期到南宋，一些词人在选词用字方面开始主张“倡雅弃俗”，提倡使用“替代字”，而这些字词大都是从古人诗文或典故中选出来的。
王国维不赞成这种雕琢字面，用“替代词”将本来简约精美的意思变得晦涩难懂的做法。他说，词忌用替代字，例如周邦彦的词《解语花》，其中的“桂华流瓦”境界极妙，但可惜他以“桂华”二字代替“月”字”，月光、月华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用“桂华”来代替呢？其实在古诗词中，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字词自然流畅，所描写的情、景自然真切，是多么好的诗句呀！
到了南宋，用替代字的人更多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王国维认为可能是由于作者的诗意不足，要么就是作者的语言不够精妙。因为如果意足，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找替代字，如果语妙，根本没有必要去找替代字。
王国维说，秦观的词本来是很不错的，但他曾经因为使用替代字而受到苏轼的讥笑。秦观在《水龙吟》一词中写道：“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苏东坡看后说，“十三个字，不过是说一人骑马从楼前经过而已”，何必弄那些冗言僻字来替代？
这种雕琢字面，用替代字的倾向在南宋时越演越烈。南宋文人沈伯时在他的《乐府指迷》中说：“说桃不可直接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接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还有说秋天须用素秋、商秋、西陆、白藏等等。王国维在评价沈伯时的观点时说，如果只有按他那样写才叫工巧的话，那么古今各类书都在，又何须用词来表达情感呢？所以沈伯时的学说在《四库提要》中遭到纪晓岚的讥笑。
我赞同王国维的观点，试想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如果用沈伯时的理论，月亮用玉桂替代，柳树用章台替代，树梢用顶替代，黄昏用酉戌（酉时到戌时）取代。这样就可以将原句变为“玉桂章台顶，人约酉戌时”，这样的句子活像是八股文，读来味同嚼蜡，哪里比得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的句子富有诗意呢？还有像韦庄的词《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多么清新流畅，读来令人感到亲切、自然、感情真挚。试想如果将这些自然真切的语言全都用所谓的“雅词”来替代，那这首词将会变成何等模样呢？
五、王国维论周、柳、苏、辛的词
真正创建和形成宋词风格的是柳永和苏轼，柳永发展和创作了大量慢词（长调），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以长调为主要形式是宋词的特点之一。
王国维说，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人间词话第二部分第［十五］节）。周邦彦的两首《浪淘沙慢》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而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辛弃疾的《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其词章法绝妙，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有境界。这样的词像是神品，只能品读，后人是不可能学到的。
对于南宋的词人，王国维最欣赏辛弃疾。他说南宋能与北宋词人一比高低的，只有辛弃疾一人而已，辛弃疾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词中写道：“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依靠想像，居然已经领悟出月亮围绕地球旋转的道理，与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相符合，真可以算是神悟了。
王国维说，苏轼的词旷达，辛弃疾的词豪荡。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胸襟而学他们的词，就像是东施效颦。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词，应该看到他们的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格。
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对四位词人的排列顺序是“周、柳、苏、辛”，如果按生卒年代顺序，周应该排在苏之后，王国维只所以将周邦彦排在最前面，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
和柳永一样，周邦彦也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词人，他的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他继柳永之后，也创作了大量新调。他的词集中了北宋婉约派词人柳永、秦观、贺铸等人的成就而独具特色。对于周邦彦，有许多词论家称他为“词家之冠”，王国维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称赞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并将他在词坛的地位与杜甫在诗坛的地位相比，可见王国维对于周邦彦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王国维在这篇《人间词话》中又评价说，周邦彦的词“言情体物，穷极工巧”，但在意趣深远方面不如欧阳修和秦观，他说周邦彦在创调方面的才能多，而创意的才气少一些（《人间词话》第［三三］节）。
其实，王国维对苏轼、柳永等大师也不都是一味赞美之词。例如他说，秦观（苏门弟子）的词境凄婉，他的【踏莎行】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写景真切，凄婉达到顶峰，但东坡却最欣赏这首词的最后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可见东坡先生也是欣赏这种“皮相”的东西。
对于柳永，王国维也不客气，说他是个“轻薄子”。他甚至认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不是柳永的作品，而是欧阳修写的（见《人间词话》第二部分第［四二］节）。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