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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阴历改为阳历纪元。过了阳历年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此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国内大势已定。省上也组织了新政府。省里革命中心人物郭希仁因我父亲办教育有年，甚有成绩，请他去省当教育司的副司长。这大约已是三月。我父亲上省城带我同去，就住在教育司内。那时教育司在南门内师范学堂中，军队的炸弹队也驻于此。我三叔在炸弹队任营长，也常见面。我四叔这时也到省上来了，亦住在校内。这是我第二次上省，然此时所看见的一切已和上一次大不一样，繁华的街市房屋倒塌，铺店关门，一片荒凉。
《杨钟健回忆录》封面 西安光复后，一些由外边回来的进步分子组成了许多新团体，其中之一为“三秦公学”。这是一种非大学、非中学的组织。就程度讲可以算是中学，但所招学生中没有中学班，只有数理化专修班、蚕桑专修班等。公学地点设在西安城外西北角。我想上学，便报名投考。报名时点名的赵先生为我父亲的好友赵和亭之弟。他一见面就认识我。我那时在报考学生中年纪最小，所以也特别引人注意。榜发之后，果然考取了。可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理想的学校。入学后不久，校中新成立一留洋预备科，分留日、留英、留德等专修班。留德预备班由从德国回来的李仪社先生主持，学生很少。留洋预备科选拔学生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年纪小，尤以留德为然。李先生在学生中选到了我，叫我入留德专修班。我受好奇心所驱使，加入了这个班。在西关外原陆军小学旧址上课，由李先生亲教我们德文，从ABCD学起；此外功课以国文、数学、物理、化学为主要。这些功课，我感到相当繁重，加上我总觉得小学毕业后应该入中学，进这样的专修班好象不是正途，因而很觉得扫兴，到了暑假回家后，就产生了辍学的念头。我父亲此时因不习惯于官场生活，辞去了副司长的职务，仍返县里主持教育会附小。暑假以后，我不想去省里，父亲也赞成，于是到省入学又算失败。这以后，我随父亲住于华县教育会附小之上殿，在西厢房内自修，由父亲给我改改作文，看看日记。学校遭兵燹以后，经大力恢复，总算开了学。除原有班次外，还招了新生。乙丙丁等班中有不少我所认识的同学，可是我已非学校的学生了，只算一个随父自修的人。此时组织团体之风甚盛。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桑林会社”，并借得西关外一地点开了成立大会，但后来不久也未发生若何效果，只是表示一些人有此勇气而已。我对于出版事业亦于此时大为发生兴趣，总想办什么刊物，然而没有这个机会。自己只有在日记后页照上海出版物也写上出版年月、“不许翻印”等字样，算是一种自我慰藉。当然这些东西均未出版，而且我父亲也为此事深责过我，说我不务正道，不肯用心自修。我父亲对于别的活动是相当赞成的，如“桑林会社”开会他也参加；教育会开会，我也演说过；同盟会公开活动后，县里也成立了同盟会支部，我父亲是支部负责人。在当时，我对一切并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只是承辛亥革命之后，一切风气较新，有许多团体活动，只要是新的、进步的团体，总想加入，或自己创办，可是这些后来都失败了。我三叔于军中不久，又到东京去读书。我四叔亦与县里数人出关前往北平求学。我在县城过了半年，西安的“三秦公学”开始招考中学班了。我见入学的机会有了，便要到省城考中学，父亲表示赞成。此时王衡鉴也到西安上学，入的是西安大学预科。我不打算考预科，心中唯一志愿还是报考中学。而中学可考的只有“三秦公学”。当时我很担心，恐怕人家问我暑后为何未去，现在为何又来。于是，我将名字改为杨宏健。不料报名时查验的还是那位赵先生，他一见面就问我怎么又来了。事已弄穿，只好照常考试。发榜之后，竟被录取了。入学后寄宿校中。此为我正式离开父母与家庭，自己单独过学生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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