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宋朝时的富庶、繁华之地,故而在此地担任太守的多为朝廷优待之人。此时的杭州太守名叫沈立,是著名的水利学家、藏书家,曾著有《河防通议》一书,是后世治河者必读之书。 沈立比苏轼大28岁,已是政治暮年,他早已听闻苏轼大名,自是对他关照有加。而苏轼也知道沈立乃有真才实学之人,故而两人相处颇为融洽,称得上是一对忘年交。 尽管和太守关系不错,苏轼却对两浙路提举常平张靓和转运使俞希旦极为厌恶,在一首写给弟弟的诗里讥讽他们是阳虎: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到任三天后,官衙里的人尚未认清,苏轼就冒着严寒前往孤山拜访惠勤和惠思。早在颍州时,欧阳修就反复叮嘱他:“到了杭州,一定要去见见惠勤,那可真是一个有趣的人。” 果不其然,见过惠勤和惠思后,苏轼和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留有诗作一首:
注意,这里的道人意指得道之人,也就是和尚。时值腊八节,苏轼将老婆孩子晾在家里,跑去孤山跟两位和尚闲谈了一天,真乃超脱之士。 然而,世事纷扰,苏轼又哪里能真的超然世外呢?尽管他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身为地方官员又必须执行,这让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这份苦恼又没法和别人分享,只好与弟弟在书信里大吐苦水:
第一首,苏轼说自己没有能力执行朝廷新法,但又不敢辜负皇上的信任,只希望早晚有一天被弹劾下岗,换掉自己这个聋官。 第二首,苏轼说自己能安然无事的离开京师,是因为皇上的宽大,现在自己又老又病,早已没了往日的锐气,只希望能早日与你相聚在一起。 这两首诗是典型的牢骚满腹,和他拜访惠勤、惠思时的悠然自得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见在此时,苏轼的内心是痛苦和纠结的,而佛家就是他精神的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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