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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官商勾结贩玉案已过去240年，但是其案盘根错节，官商勾结，至今仍足以警示后人。 人类社会科学、哲学、艺术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但几千年来，人性的进步却不足以谈，贪婪，这个人性的最大孽根性如同一粒种子，在适当的土壤和环境下便会发芽、生长、壮大，直至最终毁灭自己而灭亡。  （一）达官显贵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涉及的主要人物。 官是高朴，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正三品。叶尔羌办事大臣当时管辖的地域包括现在喀什地区的叶城、泽普、莎车、巴楚和麦盖提等县。高朴的官职实际上是兵部右待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驻叶尔羌办事大臣，计划任职三年，算是挂职锻炼，主要业务是统领驻军，负责当地边防、台站、卡伦、贸易关税等军政事务。高朴出身于官宦世家，爷爷高斌是大学士、河道总督，父亲高恒是两淮盐政，大伯高晋时任两江总督，都是大清从二品以上官员。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高朴还有一个姑妈，这个姑妈在乾隆皇帝（清朝应称“皇上”或“乾隆帝”）还是亲王的时候，是乾隆的侧福晋，乾隆即位后第一个被册封，就是有名的慧贤皇贵妃，地位仅次于孝贤皇后。高朴还有三个姑姑也都是达官贵人的夫人。如果从亲戚的角度上来说，高朴算是乾隆皇帝的侄子。按理说高朴并不缺钱，下派做官，可选的余地也是非常大，但他为什么从帝都到偏远的新疆当叶尔羌办事大臣？原因很简单，因为叶尔羌产玉，玉矿丰富，且体型巨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值康乾盛世的顶峰。“乱世黄金，盛世玉”，乾隆爷本人惜玉如命，每逢大寿，各地进贡的玉也就考验着对皇帝的忠诚度。由于临近乾隆七十大寿，当时，新疆的玉一日三涨，利润可观，但是朝廷禁止私人采卖玉石，好玉基中在朝廷和官员手中，这就造成了玉价的高涨。自古以来，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但杀头的买卖有人做，巨大的利润空间为民间私自贩卖玉石创造了条件。高朴到叶尔羌当然与玉石是有关的。 高朴一到任，时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就送给他五十两黄金，1000公斤玉石。清朝在新疆民族地区设置伯克制，伯克隶属于办事大臣，是主管当地民族事务的最高官员。鄂对曾在大、小和卓叛乱中坚定地站在大清的立场，带领本部回兵与清军并肩作战，平叛战争结束后，被封为正三品阿奇木伯克。鄂对为什么要主动贿赂高朴，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鄂对本人也在贩玉，二是当时鄂对已年老，希望死后高朴可以帮自已的儿子顺利接替自已的职位和爵位。 当时玉矿由朝廷垄断，有卡伦兵驻守。鄂对给他的玉，他秘密安排人送往内陆出售，挣大钱。于是，高朴向乾隆上奏，呈请在密尔岱山每隔一年开采一次“官玉”，以便向朝廷进贡，实际上行乘机盗采官玉之实。 商叫张銮，晋商，资产巨大，房产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当年在新疆的内陆商人主要是随左宗堂进疆的天津杨柳青人，事实上，自汉、唐以来，经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内陆商人就很多。在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中，就有很多商团加入清军的作战队伍。自古以来大批内陆商人长年在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讨生活，并在新疆当地设立分号。当时在新疆经商的内陆商人分为北套客和西路客，北套客主要穿越河套地区，以归化（现今的呼和浩特）为基地，从蒙古草原进入新疆，主要是山西、陕西、直隶的商号。西路客主要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以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的商号为主，其中也有一些甘肃和陕西的商号。张銮是山西朔平府右玉县人，年轻时在归化一个叫三义店的商号当骆驼客，也就是牵骆驼走西口，掌柜的与张銮是同乡且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很灵，是做生意的好手，于是将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派往阿克苏的分号主事。到了阿克苏，张銮发现新疆的玉石很便宜，于是，私自用阿克苏三义店的本金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玉，用新疆的皮毛、地毯掩盖着运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卖了二万三千两银子。于是，获得巨大利润的张銮再将棉布、丝绸从肃州运到阿克苏，又挣了一笔。这个世界有一类人，得了便宜不买乖，回到阿克苏后，张銮返还了三义店的本金，辞职不干了。没资料显示，张銮是否懂得当地的民族语言，但是当时晋商较大的商号的正式职员在当学徒时是要学会生意所在地的语言才能成为伙计的，在新疆就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甚至俄语，从这个角度推断，张銮至少会一种民族语言。辞职后的张銮返回了山西，在那里与其它三人合伙做生意，主要是从内陆贩卖丝绸、棉布、茶叶、瓷器、刺绣等到新疆，再将新疆的皮革、毛毡、地毯等运往内陆，主要是做玉石生意，这是个风险活，抓住轻则没收，重则剁脑袋，但是张銮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躲过沿途的关口，最大可能就是贿赂了卡兵和官员。从张銮的发迹看，他属于典型的暴发户，短短几年时间就在苏州、山西、新疆有了商铺、客栈、房产，并在苏州养有小妾，可见贩卖玉石的利极为可观。 此案又牵扯出另一个商人赵钧瑞。读史书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历史记录帝王将相、记录达官显贵，但就是很少记录富商巨贾，与众多小民一样，这些有钱人不过是历史的蚍蜉，没有任何高贵可言。但是有一类富商被记录下来，原因是犯事了，做为案例进入了刑典。这个赵钧瑞就是这么个倒霉蛋。赵钧瑞是陕西渭南的回民，1759年到新疆淘金，在新疆奋斗了18年，在叶尔羌开了个杂货铺，是这里最有名的内陆商户，此人在阿克苏和叶尔羌有四个客栈、一个饭馆、15头驴、160峰骆驼，在陕西和叶尔羌各有一处大宅子，还成功当选为当地的乡约，相当于是一个乡长，所以他和当地的官员很熟悉。在高朴当叶尔羌办事大臣时，为了打通官路，给高朴送了一个玉雕，高朴很高兴，两人成为了好朋友。1778年的时候，赵钧瑞想家了，准备衣锦还乡，回陕西渭南的老家看老父亲，于是就找高朴批路票。路票相当于一个身份的证明，是从顺治年间开始执行的对十八行省的中原人进入边疆地区的一种管理制度，由官府开出，主要注明持票人的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地域、期限等内容，沿途各关口都要查验。赵钧瑞的路票是开了，但是高朴有个附加条件——帮他从叶尔羌带1500公斤玉石，结果赵钧瑞很倒霉，爹没见着，中途高朴案事发，他被抓了。不光被抓，还把他的商号从苏州运往西安的四车皮革、衣料、还有七十一箱的丝绸和刺绣也没收了。结果是脑袋被剁了，尸体扔到郊外喂野狗了，死无全尸且无葬身之地。 现在要重点介绍一下在查处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 此人叫永贵，《清史稿》中对此人评价极高，与纪晓岚、刘墉、阿桂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且人品相近、经历相似，因为他三次进疆，在乾隆身边时间短，我们的宫廷剧没有涉及到他，但是此人为稳定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足以记入史册。先简单介绍一下永贵的经历。 永贵，字心斋，满洲正白旗，翻译出身，当过户部主事、郎中、云南布政使、浙江巡抚、西安巡抚、按察使、左都御史、办事大臣、参赞大臣、汉军都统、伊犁将军、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永贵的仕途如同波浪一般，时起时落，但每落一次，必会回弹，而且越弹越高。在我看来，永贵的仕途有几个特点： 一是勤政，且不死板。在任浙江巡抚时，前总督李卫负责盐政，曾用国库的钱收购民间的食盐，由巡抚衙门的武官任缉私，查收私贩官盐的人，办法简单粗暴，效果不好。永贵上任后奏报朝廷，让抚衙的文武官员轮岗，交替任职，效果很好，用三年时间证明了文官做事有时比武官靠谱。 二是护犊子。当时温州、台州两县大旱，永贵命令知府金洪铨赈灾，但知府力不从心，永贵奏报朝廷时很委婉地保护了金洪铨，但却遭到了御史范廷楷的举报，认为永贵在处理金洪铨时，念私情，处理过轻。于是，皇上让永贵拿出赈灾方案，永贵报请朝廷将当年浙江和江苏应该运往京城的八十万石粮食用于救灾，并拨调江苏等省五十五万石的米用于补充浙江的储备。但这个建议，被乾隆爷认为永贵处事过于张狂，而且上报的灾情有所夸大，于是，永贵被降职，派往北路军管理粮饷。三年后，封为甘肃临洮道按察使，小官。 三是勇于担当。乾隆二十一年冬季，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时任定边左副将军）等人叛乱，定边将军兆惠率军赴伊犁平叛，永贵放弃西安巡抚的位子，转任副都统进入新疆巴里坤筹集军粮，策应兆惠，使清军摆脱了厄鲁特蒙古辉特部残部的围攻，而且取胜。乾隆爷很高兴，永贵从文官变成了武官，授三等轻车都尉。之后他再次以刑部侍郎的身份管理乌鲁木齐、辟展（注：本唐蒲昌县治，讹为辟展，1727年清雍正五年建，城址在今新疆鄯善）、托克逊、哈喇沙尔（今焉耆）、昌吉、罗克伦（注：今昌吉市西二十里，可能是现在的三坪农场）等地的军屯，当年就收获小麦三万五千八百多石，保障了前方作战的军粮。在兆惠将军再次用兵叶尔羌打击大、小和卓叛乱时，永贵驻守阿克苏筹集粮饷。其间，库车布政使德舒被玛哈沁（厄鲁特语：劫盗）叛乱所杀。永贵协助护军统领努三平叛。乾隆二十六年，升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提为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在驻守喀什噶尔期间，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因其功劳大，任期满后考核优秀，与阿桂一并奉调回京任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年，乌什回人暴动，永贵再次进疆主持军务。 四是代人受过。乾隆三十三年，永贵任伊犁将军。为备战修建惠宁城，当时，塔尔巴合台的蒙古厄鲁特兵偷盗哈萨克部落的马匹，反而诬陷哈萨克人盗马，塔尔巴合台办事大臣巴尔品审理此案时并没有查清原由，乾隆爷震怒，认为断案不准，是调拨当地民族关系，可能引起民变。永贵上奏帮巴尔品说情。后来，驻守伊犁的凉州、庄浪的士兵的军马损失超过限额，按规定要从士兵俸饷中扣除，永贵当时为引以为戒，把驻伊犁的热河满洲兵也扣了军饷，被告发，两件事相加，罪加一等，被调回京城。连降三级，革职留用，削去了花翎。 五是违背上意，使用谏官。乾隆四十二年，永贵因功又被提升为大学士、吏部尚书。既然为皇帝管人用人，所以永贵想打击和珅之类贪官，提拔敢说真话的谏官，这件事造成永贵再次被贬官。起因是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白莲教清水派教主王伦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今聊城）一带收徒传教，当时，正赶上山东连年歉收，地方官强征暴敛，王伦趁机带众暴动。给事中李漱芳给乾隆上奏认为，山东民乱是由于王伦借山东民荒煽动起事，是官逼民反，应当追查当地官员的责任。这个折子让乾隆爷很生气，认为官逼民反是胡说八道，康乾盛世的百姓怎么可能被饥寒所迫。清军镇压王伦暴动之后，乾隆爷亲自在紫光阁审讯被俘的民众，命李漱芳旁听，事先提审的民众已被威胁不能说灾荒所至，惹皇上生气。李漱芳因直谏降职。四年后，永贵当吏部尚书，认为李漱芳为人正直，敢说真话，是国家的栋梁，于是报请乾隆提拔李漱芳为员外郎。但乾隆没忘记那个惹他生气的折子，认为提拔李漱芳是因为永贵钱权交易的结果，于是大为恼怒，再次削去永贵的花翎，再次贬官，以三品顶带，自带路费，赴乌什任参赞大臣。 在看清史稿中艰涩的古文并将其转用白话文表述的过程中，我也翻看了相关的史料，发现几个问题：一是，清朝的官员，能上能下，并不是一官当到底，有错就降，有功就升，到新疆任办事大臣，有些就是因为犯错后被贬，戴罪立功。二是，驻新疆的办事大臣，除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是实职实衔岗位外，各地的办事大臣都是中央官员兼任，而且这些办事大臣可以越过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直接向乾隆上奏折，与伊犁将军只维持表面的隶属关系。三是，这些办事大臣，天高皇帝远，位高权重，形成了清朝的军府制，很难受到监督，脱离了清政府的监察体系，以至于弊端丛生，贪腐成性，反而影响了新疆的稳定，激化了民族矛盾。 从永贵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简单地给永贵下个结论：为人正直，多岗位历练，对国家忠心耿耿，不畏艰险，不畏权贵，甚至弹劾和珅，致使和珅降两级。永贵被贬官，估计与和珅的谗言有关。永贵在军机处时，与阿桂齐名，当时被称为“二桂”，而且他任浙江巡抚时，以廉洁为政，名声很好。在边疆驻防多年，军功显著。虽然永贵任伊犁将军只有一年时间，但是兴办官学，在驻伊犁的旗兵集中地要求军士必须学会满语、汉语、蒙古语，并设立满、汉、蒙官学各一所。一名儒将，以提高军队的文化来提升战斗力，其深邃的目光不言而喻。 乾隆四十三年，这位有名的能臣干吏在准备巡视叶尔羌时，遇到了老朋友——新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弟，伯克给他带来了五十两黄金和一份讼状，这起乾隆年间的最大贩卖官玉案揭开了帷幕。 对新疆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请继续关注《南疆：官商勾结贩玉案》之（二）“祸起萧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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