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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子石曾经历过村战 
傍晚，洗了澡，一身淡淡的留兰香味，靸着木板鞋，走在门前石板路上，啪哒啪哒啪哒，很跩。木板鞋我们叫它板板鞋。有点像木屐，鞋底却无齿。踏青苔上，再抬起脚，软厚的青苔压平一片又复原，不留痕。穿得久了，脚掌把柏木板磨得细腻光滑，夏天靸着，凉爽。但走斜坡硬路，硬对硬，滑，一不留神就会摔个脚朝天夏天，这条石板路下午晒不到太阳，人们洗了衣服，水就泼在石板路上退凉，低洼处便积水如镜。小孩子总爱低头看地下，好奇地盯着水中颠倒的世界，水中有蓝色的天空，水底有白云在聚散，水中有蜻蜓在往返，还有宿鸟箭一般掠过，便惊喜得欢乐无比。路口又时时有凉爽的风从坡下吹来，仿佛清冽的泉水，淌过石板路，石板路干干净净。家家户户就端张小凳出来，坐在门边歇凉。这里就是建设村，祥和安宁，没有人知道，这里即将发生一场村战。从弹子石广场那边进来，走大佛段正街，还没到百货商店，右手边有条巷子，进巷子上几步宽阔的台阶，就是那条石板路。顺着石板路往前走，一边是乱石堡坎，一边是高大院墙，在院墙尽头拐个弯又上几步路的小坡，就到了建设村。建设村石板路更显宽阔，路右边平起有排房子，左边土坎下也有几排房子。这些房子建于五二年，是这一带最早的建筑，所以也叫老建设村。我家就在路边这排房子。石板路继续往前伸展，又有几步宽阔的台阶，上去就是托儿所坝子，房屋高大敞亮。过了坝子，又有几排长长的平房，簇拥着两幢别致的青砖小楼，小楼叫洋房子。洋房子外是马路，石板路就到这儿为止，老建设村的疆域也就拓展至此。老劳动村和老建设村都是裕华厂的家属区，却并不是睦邻，而且也并不毗邻，中间隔着新建设村和新劳动村。老建设村跟两个新村的分界是一条大阳沟。我们这排房子的尽头，不上台阶右拐，阳沟只有一米多深，上面搭两块青石板成桥。桥的左右两侧，顺着阳沟走向，全都是笔直的陡坎。陡坎由低到高，左边最高处在托儿所坝子外，右边最高处就是我家屋后的小山坡，站在高处，弯腰伸手就能揭坎下屋顶的瓦。我家屋后坎下是西边，两列十二栋房子叫新劳动村，托儿所坝子外坎下是东边，也是两列十二栋，叫新建设村。这两村夹在中间，两端是相互敌对的村落，却保持中立很长段时间，不偏不倚左右逢源，人们互相往来，关系甚是密切。直到后来，才有些人在持续的村战中分化，甚至各为其村，成了敌我对头。不过，这已是后话不表。过了石板桥，那一坡光生坚硬的三合土大路边长着开小黄花结红灯笼果的栾树。先是小黄花一簇簇在树梢开放，风吹过落一地碎金，然后就可以仰观树梢串串红灯笼。当时不叫灯笼，而叫汽球。现在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汽球。新劳动村路边第一家人姓曾。我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死亡，就是曾家老太婆去世。他家里做道场，人很多，几个娃儿在人群中看热闹。曾家小女儿笑着，摇晃着头，模仿老太婆断气前的样子：哎哟，我的牙都掉光了，哎哟，我的头痛得要命哟。供桌上摆着一盘酥饼，酥饼上嵌得有几瓣花生，我就以为那花生是孙家老太婆掉的牙齿。之后好多年，看到饼上有花生，我就会想起牙齿，想起曾家小女儿摇晃着头，模仿曾家老太婆的样子。不上课，闲得无聊，玩过了整个白天，到夜晚时分，仍然兴奋不已。崽儿们又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拉来一个会唱歌的，就在老建设村学习室前面的坝子上，站在那棵高大的苦楝树下，面朝堡坎下的田坝子和菜地对面的东坪坡，引吭高歌：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光下写文章……初夏之夜，歌声伴着楝花暗香，也挟着日渐萌动的青春，传送得很远很远。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温暖的夏夜，即使无人唱歌，也能感觉到空气中流淌着的音符和旋律，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在学习室坝子上唱歌的人瘦长如麻杆，尖下巴，耸肩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戴。戴和同学孝弟是邻居，都不是老建设村的人。石板路在托儿所坝子边有条岔路，从梁家后面的斜坡下去，也可以到新建设村和新劳动村。路左是新建设村，第一家住的同学孝弟。路右坎下面是新劳动村，第一家就住着戴。戴的父亲在裕华厂放电影。那年夏天的每个晚上，都是孝弟把戴拉到学习室坝子上来唱歌。过石板桥，大路下到底，往前直走是上坡，也是三合土地面，坡上三级宽阔的平台，整整齐齐地排着三列十几栋精致的房屋。砖柱灰板条夹层抹灰墙，外墙面是黄色，抓出一些凸起的皱痕。屋顶是机制大洋瓦，山墙和檐口都有遮檐板。上下两层楼，木楼板木楼梯木栏杆，大木窗镶着透亮的玻璃。上下每级平台，都是錾得很光生的青石梯坎，青石栏杆。这里就是老劳动村。如果不走大佛段正街绕一大圈，老劳动村是老建设村的人到弹子石广场和电影院的必经之处。洋房子再往上有条马路，马路和孙家花园高墙之间有座山，既不大也不高，可就在那里坐着。我们后来读十一中，上学放学都要从山下经过，还经常爬上山去，缅怀当年的战场。山顶平坦，有两座洋灰水塔，一座匍匐在地，有如暗堡，是早年间浇筑的，颜色已经暗黑；另一座高高在上，恰似伞形碉楼，颜色发白，是后来建的。水塔虽然是裕华厂的，可大佛段的人，几乎家家都吃这个水。水塔围在一道楠竹篱笆内，篱笆外又有一圈茂密的夹竹桃。长年有一家人在这里守护。老头姓吴，牙齿掉光了，嘴就瘪着，说话又是外地口音，听不懂。儿子黝黑憨胖，我们就叫他黑娃儿。老太婆岁数比老头小得多，矮小结实，在劳动村托儿所上班。这家人静悄悄的，总感觉特孤独。篱外栽着几株高大的桉树，有风吹过时，桉树叶发出金属一样清脆的声响。桉树树干粗壮，树皮厚韧。读十一中的时候，我和顺桥泽辉小维，少年同学，意气风发，曾经天天在此晨练，就在树干上披手。若干年后再次上山，仍能见到那块打塌的树皮，还没恢复过来。晨练稍歇，坡顶伫足，乾坤浩荡，霞光如浴。高天流云变幻，苍狗白驹；身边的庄稼地里，玉米正在拔节。闲望坡底的大监狱。阵阵山风从九道拐那边吹过来，吹过监狱，仍然凉爽舒惬。风中隐约有高墙内的镣铐声。偶尔还看得到几个戴镣铐的人，脚镣沉重，在水泥地上拖着，一步一步地搌。早晨嘹亮的集合号响起，一大群穿号服的犯人光着头拿着搪瓷饭钵，乱纷纷地跑到操场上。一个墙内一个墙外，人就不一样，风却是一样的，拂过高墙，不分内外。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孙家花园里面的家属，都叫这山为鸡山。我们叫塔山是因为有塔，虽然不是宝塔，水塔也堪称塔。叫鸡山就无缘无故了，山形不像鸡，山上又不出鸡。墙外的人不知鸡山，更不知塔山，只叫“帆布厂坡坡”。坡脚下曾经有家帆布厂。村战的最初起因，没人说得清，想来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彼此看不惯，言语互骂；可能自恃霸道，寻衅欺侮；继尔发展到设伏拦阻，逮到邻村过路平时就讨厌的崽儿，搧几个耳光，揪几下鼻子，或者撕衣服割鞋子。割鞋子就是用锯片磨成的快刀割断塑料凉鞋的绊绊儿。那段时间，这些消息在村子中不胫而走：起渔在广场捡小鹅卵石遭劳动村的人打了，福喜上街买菜被劳动村的人割了绊绊儿，家福……一个村的人，也许经常会为小事争吵，甚至打架，可是，在面对其他村的欺侮时，就会捐弃前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用开会，不用动员，保卫家园的情绪就已经满满的。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仿佛当今最流行的爱国人士。两个村的冲突继续升级，从最初只在本村设伏拦阻，发展到主动进攻，冲到对方村子里扔石头砸房子。与老劳动村相比，老建设村都是平房，房屋要低矮简陋破旧得多，都是楠竹捆绑篾块笊壁，抹上加了稻草的泥浆，再抹一层白灰。屋顶是小瓦，瓦厚不到一公分，日晒雨淋，极易碎裂。因此，老建设村的人最怕也最恨谁扔石头砸屋瓦。这已经不是言语辱骂，拳脚相加，而是侵我邦土、毁我家园了。这场两个村崽儿之间的战争，没人召集，没人组织，家家户户的崽儿自觉自愿参战，有人出人，有钱，有钱也不用出钱。自己出武器，做护具。平时是常人，各人回各家，各人吃饭各人睡，开战就立即拿起武器，走上战场。战场之所以摆在帆布厂塔山下的马路上，这里地势开阔，行人稀少，不怕误伤闲人。这里对建设村来说还是制高点，如果让劳动村的人冲过来，他们就会站在马路上，居高临下，扔石头砸屋瓦。所以，这地方就成了两村崽儿的必争之地。塔山刚好扼住这条路的咽喉，既可在高处侧击，协助正面的同伴阻止敌人冲过来，又可在万一敌人冲过来后，从山上按下来，切断其退路，在后面追打。因此塔山也是我们必须死守的阵地。我的弹枪是新做的。弹枪就是弹弓。说弹枪时，弹读作潭。做弹枪要橡筋，大佛段街上没得卖，还是专门跑到玄坛庙街上去买的。玄坛庙正街崎岖曲折，很多高大阴森的老建筑，令我莫名地肃然起敬。很多年后，我又去过几次，依然能体味到当时的情绪。做弹枪最好是医院输液的细胶管，黄颜色的，软软的，弹性很好。外面没得买的，我就买的黑色橡筋，像宽面一样宽，老牛筋一样死，拉起很费劲。并且，实战时才知道，我做的弹枪橡筋留长了点，双臂展到最大极限也拉不伸。吃过午饭不久，敌人开始攻山。匍匐着从塔山中间那条大路往上爬。我们蹲在宋家屋子的堡坎边。屏住呼吸等着，等他们近了再打。眼看着就要攻上来了，我才拉开弹枪，射出一颗鹅卵石，以为能够一击必中。可是就因为橡筋太长，又狠狠的想拉伸，就弯成了一道弧形，鹅卵石射出时，把我虎口擦出一道血痕，射出的子弹哪里还有准头，更不要说威力了。旁边的几个人，羊儿，红苕，鸡脚杆，起渔，急忙一阵连射，这才打退敌人，保住阵地。武器除了石块，弹枪，还有矽钢片。矽钢片厉害。旧发动机上拆下来的。以前的矽钢片仍象E字，不过截成了三角形，这东西掷出时，在空中飞速旋转，有几个尖角，飞到头上直接就插进肉里了。战争发展到高潮，五娃子把腰间的火药枪拔了出来。没对人打，而是喊冲的时候，对空中开了一枪。这也够威风了。不过，枪声未落，他额头就中了一弹枪，顿时鼓起一个大血疱。村战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几十个崽儿在马路上像拉锯一样，一会儿你攻过去，一会儿我攻过来，但都只到村边为止，并不杀进村去。有一次，劳动村的人冲过来了，在帆布厂前面的高地上，一大群人发声喊一齐扔，石头密如飞蝗，砸了好多家房子，最远砸到了洋搭儿他们家。洋搭儿姓梁，比我们大，是窍角沱中学四一七战斗队的。听说屋瓦遭砸了，这还了得。洋搭儿立即戴上藤帽，别好红臂章，腰系武装带，手持钢钎，率领着我们，几十个人一起冲到劳动村。这是当年武斗时期真资格的全副武装，单这身行头，走到路上就会吓到一大片人。我们大摇大摆地，楼上楼下挨家挨户搜捕敌人。洋搭儿一边走，一边用钢钎杵着楼板，笃！笃！笃！笃！响声沉闷，楼板颤抖着，要捅穿了一样。坦诚地讲，劳动村的人要野道凶狠一些，但他们年纪都跟我们差不多大，最大的就是超龄生，没得洋搭儿这样大又参加了组织的人。在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建设村已经力有不支，组织出面了，不仅迅速扭转了战局，还以我村胜利宣告这场村战结束。村战在战场上结束，却持续在我们的口头上，好长时间，只要一摆起这事，都兴奋不已，因为我们曾经参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打赢了！不过，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当时为何那么亢奋？
王辉明，1953年生人，长年居住在重庆南岸区弹子石，曾在《重庆日报》《重庆现代工人报》《南山风》《火花》《重庆工人作品选》《山西青年》等报刊发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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