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 《四川文学》的编辑杨易唯老师特意提到她在审稿时发现的“语言问题”，她说最大的问题竟然是投稿邮箱的小说语言缺乏一种表现力，写作者普遍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缺乏个性化的语言烙印。 她在聊到“从人物出发来写语言”时，和谢有顺老师提到的“贴着语言写”，有了一种内在的共鸣。作为资深编辑、文学大家，他们都一致承认语言的重要性，对于一篇文学作品的成败，不言而喻。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在读一些不太成熟的文学作品时，比如中长篇小说吧，里面出现了无数人物，但读者读着读着，竟然会感觉“傻傻分不清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在写作时，赋予文中不同对象的语言竟然惊人的一致——全都是从作者出发，千人开口，犹如作者一个说话，这样的小说，读后是很难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一些作者不但喜欢让笔下人物“代自己发言”，更是偏爱“话剧腔”。什么叫“话剧腔”呢？就是人物的语言其实更切合舞台表演，配合夸张的形体动作，能达到一种完美的演出效果。放在现实中，却是“过了火”。 我曾遇过一个台湾老人，他说自己曾经是琼瑶剧的副导演，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琼瑶剧的台词？不待我回答，老人直接抛出答案：当时我们在导戏时，直接对演员说，你不要采用生活中的语言来念台词，而是要将情感放大十倍，夸张十倍来念台词！ 在爱恨纠葛的琼瑶剧中，看以马景涛为代表的咆哮帝以夸张语言表演恩怨情爱，仿佛更让观众看得过瘾，哭笑也被放大数倍。 但若在文学作品中还秉承“琼瑶剧”传统，那就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了——即使琼瑶本人的小说，和影视剧比起来，其实也更内敛含蓄。 有些写作者并不把语言当回事，他们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曲折离奇，却忘记了作为故事的“载体”，语言十分重要。 谢有顺老师提到了有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但也许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比如上下两句都采用同样的词，这便是写作中的破绽。 打个比喻，作者想夸一个姑娘漂亮，这句用了“她艳如春花”；下句依旧是“她笑起来像是春花开放”。这种语言的重复性使用，会让读者产生不耐烦的情绪，此乃写作中的小小忌讳。 所以负责任的作家在一遍又一遍修改稿件时，有时会专门去“检索”自己会不会无意间犯了这个低级错误。 还有前面提过的，有些作者习惯了说“套话”，未过脑子，已经能行诸于文字，并且偏爱运用成语。哪知成语运用太稠密，很可能使文章堆砌僵化、腐朽的信息。 其实，越是朴实的、不着痕迹的语言越有力量。比如沈从文的小说，看似淡而无痕，其实回味无穷。 还有老舍的京味小说，老舍在语言方面的求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改自己一篇三千字的文章，可以反反复复改很久。就是在语言上着力，努力不说一句废话，不用一个多余的字，在简练的同时，达到一种大美境界。 作家阎连科曾表达过看似几分极端的理念，他说其实作家面对每一个故事，都有一套最恰当的语言与之配合，其他别的语言，均不是“最佳”。若作者有幸找到了“最好的语言”，他的写作会变得非常顺遂、成功。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不但在题材上不断创新，在语言表达上也注意不要“复制自己”。 真正好的语言，不但是作品的“肌肤”，甚至还直接参与到了情节发展之中。 比如《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 · 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 这看似一句普通的话，不晦涩，不深奥。但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中，却有着时间节点的几个飞速转换：许多年之后、将、那个下午。时间维度被拉伸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广。 而“带他去见识冰块”，语言之中充满了动态之美，将静态的“冰块”以“去见识”的方式变得灵动起来。语言在马尔克斯笔下，不再仅仅是情节的“外衣”，它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故事发展变化之中。 刚刚咱们聊到的语言问题主要针对于小说，那么，若文学体裁换成散文或诗歌呢？语言更是写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很多诗歌一读就让人觉得落了窠臼，毫无新意？其实还是要从语言根源找原因。 比如说在古诗词里，“月亮”代表团圆，这已成为大家约定俗成的用法，而且条件反射般，只要一说到“月亮”，马上联想到“人月两团圆”。 但这样的词，到了新诗，却变成了“死词”。现代诗的词汇理应是一次性的，如果诗人反复使用那些约定俗成的、已经有了鲜明烙印的“旧词”，就会使得语言大大扣分，并使得诗歌丧失它应有的复杂性和艺术性。 散文创作中，语言僵化的问题，仍是困缚大家的元凶。那些固化的语言，根本无法调动读者充沛的阅读感情，甚至遮蔽作者思想的闪光点，让大家因语言而退避三尺，终究无法走进作者内心，与作者来一次坦诚无隙的精神交流——要知道，咱们交流，同样需依靠语言这个载体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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