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卜生 关于易卜生，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就是鲁迅写过的《娜拉出走之后》。其实，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喜欢易卜生，这大概与易卜生是个“问题主义”剧作家有关。他的每一部戏剧都要针对一个实际考虑的现实问题。 而他思考的这些问题即便放到今天，依然值得一再思考。 这篇推文最后摘录了一篇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你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隔着千山万水，中国的先辈们会如此喜欢推荐易卜生的戏剧。 简述一下易卜生的生平： 他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在他的一生中创作出了26部戏剧，一部诗集，在这26部戏剧中很多都是闻名世界的重量级作品，比如《玩偶之家》《布朗德》《培尔·金特》《人民公敌》等。 易卜生创作的戏剧至今仍在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其火爆程度仅次于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剧作。他的创作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被人们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语 录
文 摘 易卜生主义 胡 适 初稿载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 摘录时有删减 文中有些词是旧时表达，阅读时请注意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以表现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一毫人世的经验，空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是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很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的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学。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〇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二 我们看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但是社会的权力狠大，罗网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驱逐。 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它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楼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 个人在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遂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遂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无法五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 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不承认这种迷信。“多数党说他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 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的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 我们再说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 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要用他的《尺牍》做参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 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狠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〇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 四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 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George Brandes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 （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 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袼。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 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20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 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民国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推 荐 书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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