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利用土地剥削贫民窟里的居民，那他们怎样来抵抗这种剥削呢？ | 黄正骊 一席第821位讲者

黄正骊，同济大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后。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贫民窟日常

2020.12.13 广州

                            

大家好，我叫黄正骊，我的专业是建筑与城市规划，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种非洲城市中的现象，贫民窟。

 

说到贫民窟，一般我们会产生两种想象，第一种是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悲苦的地方，充满了贫困、疾病、犯罪、黑暗。另外一种是把贫民窟浪漫化，认为这里有很多奋斗、冒险、挣脱和反抗的故事，尤其是我们会想着像我这样的志愿者，进入到贫民窟里工作是去解救他们。

初入贫民窟

 

2011年我第一次到肯尼亚贫民窟，我被派往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人居署总部去实习。在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中，我读到内罗毕有60%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好奇，真实的贫民窟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和好奇心，进入贫民窟里进行考察，负责一个道路的升级改造项目的设计。当时我和另外一位实习生Everline一起，我们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地接，叫Sadique，他带着我们在贫民窟里走了一圈。

 

这就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最大的，现在也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它叫基贝拉。当时Sadique带着我们在基贝拉里面走了一天，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悲苦的景象，当我的视角从俯瞰变为平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生活的容器。

 

我们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跟Sadique打招呼，他带着我们到处转，我们被很多人请到家里去喝奶茶，坐一坐，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她叫安妮，是贫民窟里的一位单亲妈妈，安妮脸上的笑容，让我觉得她跟这个标签相去甚远。

 

安妮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了两个小孩，她以经营药店为生。这个药店是从他们自己家里面隔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空间的使用率其实非常高。大家注意这块木板，它实际上是可以翻转的，白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柜台，晚上的时候把绳子一解，把木板翻上去，这个空间就密闭起来了，非常安全。

 

安妮卖的这些药，实际上要比城市里的药店要略贵一些。安妮告诉我，她以前接受过医护专业的训练，也在大城市里的医院工作过，她来到贫民窟之后，发现当地的人有一些小病小灾，其实不愿意跑到外面去看医生，一是太麻烦，另外也没必要，他们其实负担得起比外面药店略贵的这些常用药，所以这是一个刚需。

 

她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另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她种的一盆绿萝，我们可以看到她拉了一根绳子，从花盆一直到天花板，这个绿萝需要长好几个月才能长成这个样子。所以说贫民窟里面的居民，其实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像安妮这样拥有一技之长的居民，在贫困窟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这是一位电工，叫托马斯，他通过自己的双手给邻居修理电器，靠这个为生。我问他收入怎么样，他都笑到模糊。他用这些收入养活了一家五口，并且在贫困窟里有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这在当地是非常不错的条件了。

 

在这之后我经常进入到贫民窟，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有的时候是为了工作，有的时候只是跟他们拉拉家常。有时我也会被邀请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比如这是一个三岁的小姑娘的生日宴会，他们在一块空地上搭了一个架子，摆几个沙发和功放，就可以非常欢快地跳一个下午的舞。

 

危险的贫民窟？

贫民窟看起来这么愉快和美好，那它到底危不危险呢？因为我们总是听说贫民窟非常的危险。其实我也有过一两次比较惊险的经历，当时我在一个贫民窟的边缘建学校，有一次我站在一个小山坡的顶上，这个小山坡的下面那一块是我不太熟悉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

 

有些人在对面烧一些黑色的大桶，我非常好奇，于是我就举起相机对着他们拍了起来。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几十块石头突然朝我砸了过来，我当时一方面很想逃跑，但另一方面又觉得非常奇怪。

我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待遇，所以我就对着下面愤怒地喊了起来，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砸我？我这一喊，反而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有一些人就跑了上来，于是我们就交谈了起来。

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砸我？我告诉他们，我在这个地方修一个学校。其中有两个居民就说，我知道你，我三姑家的侄子就在这个学校里上学，所以我听说过你。

 

他们说，我们烧这个大桶实际上是在酿酒，因为这个酒的酒精浓度非常高，有点危险，所以政府禁止这种行为。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外国人举着相机在拍照，他们以为我是《法制日报》的记者，所以马上就想恐吓、驱赶我。

但是现在话一说开，解释清楚了之后，马上我就变成了一个自己人。他们邀请我尝一尝他们酿的酒，但是我闻了一下，觉得这个酒太冲，所以就没有喝。

 

但是这次遭遇让我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贫民窟的内部是有边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黑压压的一大片，就是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它好像是连成一片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一些路要比别的路更粗一些，这些较粗的路就是村子与村子之间的分界线。整个基贝拉的100万人被分为13个村子，村子和村子之间的交流其实是相对有限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个村子的内部都有比较紧密的连接，也有一定的社区规范。一个例子是水电的供应，我们一般以为贫民窟里非常困苦，是没有水电供应的，其实都是有的。

图片里的这些水电线路都是由当地的社会团体和小政府，从城市管网上私搭私建出来的。如果我是一个贫民窟的居民，我想给我的家里通水电，我就会去找到这样的社会团体，向他支付一定的费用，由他来保证我的水电的供应，这是他们内部自己的管制体系。

 

我们当时调研了110户人家，问这些贫民窟里的居民想不想搬离这里。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地方条件这么差，当地的人肯定都非常想离开，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是，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不想搬走。除了这个地方很便宜之外，他们给出的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觉得这里非常安全。

 

这种安全感来自哪里呢？他们说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离家人和朋友近，离工作也近，工作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认为贫民窟是有自己的“安全码”的，这种安全码就来自社区中的信任关系，来自他们在社区里面的身份认同。

 

拆迁拯救贫民窟？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过去的工作，我们通过拆迁到底能不能解决贫民窟问题？

现代主义的城市发展一般会把贫民窟当作一种城市病，一个负面问题，觉得应该通过拆迁来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现在世界南方的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尝试过这样的方法。

 

内罗毕也曾经有过多次尝试，政府花费很大的力气在城市的周边建造社会住宅，也就是这种连排的板房，一般采用效率很高的标准化的平面，把一部分贫民窟拆除了之后让居民搬进社会住宅，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但是最后这些社会住房都不是特别成功，一般来讲它们会面临两种出路，第一种是被更富有的社区收购占有，第二种是因为长期缺乏管理维护而被遗弃，拆掉的那一部分贫民窟又在城市中的其他地方长了出来。

 

为什么拆迁会不管用呢？其实早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做出了研究总结。约翰·特纳是一位英国的建筑师，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去了秘鲁，在那里从事了几十年的贫民窟住房改造项目。

 

在漫长的工作中，他发现尽管世界银行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他认为不是因为改造的方法错了，而是一开始我们对贫民窟的问题就提错了。

 

我们惯常地把贫民窟看作住房的物理问题，认为他们的住房条件太差，于是我们采用物理的手段，通过提供新的住房来解决问题。但他们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住房的问题呢？这种标准的方案能否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呢？

 

重新认识贫民窟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贫民窟，理解贫民窟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的话，它真正的挑战在哪里？我们退一步回来看，如果放眼整个非洲，我们会看到贫民窟是一个出乎我们预料的普遍的现象。

 

这张图中的圆圈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最外面的一圈是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中间的圈是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最里面的深色的圈是城市人口中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数。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非洲大部分的城市人口都生活在贫民窟当中。这就意味着贫民窟在非洲的城市里，不再是所谓的“边缘人群”的问题，它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现象。

 

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非洲的贫民窟其实跟我们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很像，它是乡村人口来城市找工作时的临时落脚点，是乡村和城市的交叉点。我们往往把城市看成线性发展中的未来，把乡村看作过去，如果这么看，贫民窟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交点，它就是现在。

 

这个“现在”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肯尼亚贫民窟中的居民大多在城市服务行业就业，每天早上站在贫民窟的村口，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的人涌入城市中去上班，到了下午下班时又从城市涌回贫民窟。这些行业一般都不太稳定，所以每个月既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乡村来到这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

 

这种高度的流动性，让政府认为贫民窟是一个非常难以管理的地方。如果把高流动性看成一个挑战，那么一种应对办法就是提供更多更加稳定的就业机会，当就业固定了之后，人口的流动性和社区的不稳定性就会降低，介入工作的效率也会提高。

 

联合国人居署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在一些相对稳定的社区里做了许多社区层面的更新工作。比如来自荷兰的社会组织Place making，他们曾经在一个叫Dandora的地方，组织进行了一个社区改造实践。

 

建筑师组织了三条街区的居民，让他们对垃圾场进行改造，缩小垃圾场的面积，把这些地方设计成花园、卫生间等公共设施。左边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正在地图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右边是改造花园的当天，小朋友都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这个项目持续了大约9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发现，不光是垃圾场变成了花园，其实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居民们看到了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他们就会自发地改造自己居住的地方。所以，当一个区域的公共空间和服务性设施得到改善的时候，这里的住房条件也会相应的得到提升。

 

这样的项目往往比较耗费精力，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效果的项目。比如这是KDI这个组织在基贝拉里设计建造的淋浴间。贫民窟里面的居民有很多大清早要出去上班，他们要打扮很体面，但是贫民窟里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可以洗澡的地方，所以KDI就选了一块空地，设计了这样一个淋浴间。早上大家可以排队在这里冲个澡，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再出去上班。

 

这个项目，光相地就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建设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帮助当地的人运营也花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比较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很小的项目，竟然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呢？

 

贫民窟里的房子

我们一般以为在贫民窟里面建个房子好像很简单，因为它的材料好像是很破旧的，可以很迅速地搭建起来。但是在贫民窟里，真的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建个房子的吗？这其实是理解贫民窟的一个误区。

 

我了解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一次火灾，当时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人喊“着火了”，我们看到远处有青烟冒起来。贫民窟里大多是简易房屋，结构是木材，建筑材料都是不防火的，所以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紧张。火烧了大概一个下午才扑灭，基本上一个两层的小楼就没有。

 

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到着火的这个地方，看到一个新的两层小楼又搭起来了。这张图里是房屋的框架，在外面贴上铁皮，里面糊上黄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子了。

 

建筑师在贫民窟里面盖房子花了两年，他们本地人盖房子只需要两个星期，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我去问了当地的居民，他们说如果不盖房子的话，房东就收不到房租，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建一个房子，你只需要找个包工头，告诉他你的预算和时间安排，他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很快速地把房子搭起来。

 

听到他这个话后，我意识到在贫民窟里面，其实和其他城市社区一样，有可能存在一套很完整的房屋的生产体系，甚至有它自己的房地产。

 

我自己参与到这个住房生产体系当中，是作为建筑师在马萨雷贫民窟参与一个小学的建设。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朱竞翔老师的团队合作，采用了一套高度集成的建造体系，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很迅速地搭建了一个500平米的小学建筑。

在前期准备和中间施工的时候，我都在现场，我跟校长开玩笑说，在你们这里建房子比在外面要简单多了，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在外面我们还需要去申请施工许可，要解决一系列行政上的问题。

 

这个时候校长轻蔑地嘲笑了我的无知，然后拿出了一个房产证。我感到非常意外，贫民窟里面居然有房产证！我以为这只是这个地方独有的现象，但是他告诉我在马萨雷贫民窟，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房产证。

 

原来房产证产生于1990年代肯尼亚政治改革时的一次房屋确权，这个确权并没有落实到最后，但是就因为这次确权，证件这种形式流传了下来，成为今后贫民窟内部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这样一个土地证。

                                   

而且我们要进行这样一个项目，需要一套很严格的审批体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在贫民窟里面你只要有材料，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造一个房子出来。

 

这个学校完成了之后，它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环境。除了设计师的巧思的功劳之外，我们也反思，看似杂乱无章的贫民窟的背后，实际上有一套空间的逻辑。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校舍，学校周边的房价、房租和地价都提升了，它们变成了这个贫民窟里面的学区房。

 

这回应了我们前面提的问题，贫民窟里并不可以随便建房子，甚至贫民窟的房子大部分都不是自建的。经过调研我们才发现，整个贫民窟里有92%的房屋都是租赁的，也就是说它有一套完整的房屋生产、租赁和买卖的体系，而且它的生产力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个生产力有多高呢？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典型的贫民窟里的房间，大约3米见方，大概是2500先令一个月。贫民窟里的住房一般是两层楼，所以一块9平方米的土地，可以产生5000先令的房租，平均下来每平方米的房租是556先令。

 

在同一个城市，内罗毕的富人区，一个500平米的院子大约可以租到176000先令，平均下来单位平方米的租金是352先令。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在贫民窟可以产生更高的租金收益。

 

与之相应的是，购买同样面积的土地，在贫民窟中比在富人区更便宜。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笔钱，要在内罗毕投资房地产，我一定会选择贫民窟，而不是富人区。

 

我们可以想象到，贫民窟里有一个很完整的利益链条，这也决定了要拆掉贫民窟，或者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在通过贫民窟的土地和空间，剥削着这里的居民。

贫民窟的价值

 

那么当地的居民怎样来抵抗这样的剥削呢？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动性的，他们的抵抗就体现在对空间利益的无限挖掘上。

 

我们往往以为贫民窟黑压压的一片全部都是住房，其实不是的。通过测绘我们才发现，住房空间只占到贫民窟的一半左右，剩下大部分都是生产性的空间。

什么是生产性的空间呢？就是可以产生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空间。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安妮家里的药店，还有托马斯的手工作坊，这样的空间还有很多。

 

当时我把一个傻瓜相机送给了另一个叫托马斯的年轻人，他拿着相机，我跟他说你可以拍一些你们生活的场景，他拍回来好几卷胶卷，其中大部分的生活场景都发生在这样的生产性空间里，而不是他们的居住空间里。

比如他拍了他的姐姐去理发的照片，这个发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墙面上五彩纷呈，有各种形态的假发。

这张照片是他和朋友们在录像厅里，这个录像厅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有一个人在右边的电视玩游戏，左边的电视是好几个人一起在看球赛，他们互不影响，最大化地发挥着这个空间的价值。

 

一种更加极致的空间的用法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建筑，但是我们看它的牌子写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字，为什么？因为这个空间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白天是一个学校，礼拜天它是一个教堂，晚上的时候它又可以成为一个酒吧。所以同一个空间，它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产生着不同的效益。

 

包括我们自己建的那个学校也是这样，为了给学校增加收入，校长也会在礼拜天的时候把一部分教室出租给牧师，让他们用来传教。另外，晚上有球赛的时候，它也会开放给当地的居民，让他们去看球赛，变成一个公共场所。

 

正是这种对空间的重复利用，或者复合型的利用，使这个贫民窟看似扁平的空间产生了垂直性。我们的城中村的空间利用也有很强的垂直性，一栋楼里每一层的功能都不一样，比如一楼是餐厅，二楼是打印店、美甲店。这种垂直性体现在空间上，贫民窟的垂直性则是体现在时间上，不同时段承担不同的功能，发挥这个空间的最大效益。

 

贫民窟的复合性和垂直性，一点都不比我们高楼大厦的城市要差，这也是我想说的贫民窟的价值。贫民窟不光是一个充满了温情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产生社会价值，它还有很多价值是可以量化的，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听我今天讲了这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讲的是一个美化了的贫民窟，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或者在书里面读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样子呢？它们那里充满了犯罪，有很多的阴暗面。

 

我想说的是，100万人的基贝拉，50万人的马萨雷贫民窟，这样的地方一定是存在阴暗面的。但是，贫民窟里绝大多数的人和你我一样，就是在做着一些日常的挣扎，过着日常的生活，贫民窟实际上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完整，而且普通的社区。我们需要改变对他们的看法，采用不同的视角，才能重新地衡量他们。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往往把乡村看作过去，把城市看作未来，我们觉得从乡村到城市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发展过程。可是，乡村是不同的，每一个城市的过去是不同的，它们不会也不应该去往同一个未来。

 

所以我觉得社区和社区之间是不一样的，住房也不应该采用同一个标准，不应该只有一种模板，我们不应该因为现在看到的标准化的住房和社区，而限制了我们对城市未来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想象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