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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周廣業未刊稿《讀相臺五經隨筆》 張學謙 （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讀相臺五經隨筆》四卷《續筆》一卷，清周廣業撰。周廣業（1730-1798），字勤圃，號耕厓，浙江海寧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舉人。廣業深研古學，於《孟子》一書致力最勤。著有《孟子四考》《經史避名彙考》《文昌通紀》《關帝徵信編》《廣德州志》《寧志餘聞》《兩浙地志錄》《季漢官爵考》《四部寓眼錄》《目治偶鈔》《補注意林》《動植小志》《循陔纂聞》《三餘摭錄》《時還讀我書録》《蓬廬詩文鈔》等書，多為未刊之稿。[1] 此書初稿本分藏上海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兩處。[2]（圖 一）上圖藏本一冊（索書號：線善756732），僅存《尚書》《毛詩》部分，屬於原書卷一、卷二的內容。國圖藏本一冊（索書號：A02051），為卷三、卷四，書衣題“讀相臺五經隨筆下”。兩處館藏合之，仍闕《周易》部分。《販書偶記》所載“底稿本”存卷與國圖藏本相合，[3]可見民國時此本即已分散。初稿本多增改之處，從字跡看，皆出周氏自手。 圖一 《讀相臺五經隨筆》初稿本 國圖又藏稿本一部三冊（索書號：A02049），凡《讀相臺五經隨筆》四卷《續筆》一卷，非周氏自筆，當是倩人謄錄。鈐“周廣業印”白方、“畊厓”朱方、“吳騫讀過”白方、“馥”朱方、“廣伯”白長方等印。有孫志祖、錢馥、陳振墀等人批校，皆校勘文字、指正闕誤，於是書頗有助益。《續筆》則又經朱筆斷句及校改，校語有題“駒案”者，當為吳騫從子昂駒。《隨筆》卷一為《周易》《尚書》，卷二為《毛詩》，以上第一冊。卷三為《春秋經傳集解》，卷四為《禮記》，末有周廣業、蔣師爚二跋，以上第二冊。《續筆》一卷，均為《尚書》，以上第三冊。此本《隨筆》部分當據初稿本謄錄，初稿本增改之處皆已吸收，但仍有少量新增之文。《續筆》後成，初稿所無，故增改之跡甚多。 浙江圖書館又藏周氏種松書塾黑格鈔本一部三册（索書號：善754），凡《隨筆》四卷《續筆》一卷（附《宋石經記略》）。其子勳懋敘列先父著述，分為“已付剞劂”“謄有清本”和“尚未得重寫”三類。[6]其中《讀經隨筆》一書屬於“謄有清本”者，當即浙圖藏本《讀相臺五經隨筆》。相較稿本，此本多出嘉慶九年王引之、嘉慶十二年馬瑞辰二序，皆周氏歿後，其子求作。《海昌藝文志》據此本著錄，故云有王序、馬序，並節錄馬序之文。[7]王序未收入《王文簡公遺集》，《海昌藝文志》亦未錄文。今將二序一併錄出，供讀者參考： 讀相臺五經隨筆，海寧周耕崖孝廉所記也。其書博取前人之說，稽合異同，以資多識，蓋惠氏定宇之亞矣。顧氏炎武據《漢書》以為《彖》《象傳》附經始于費直，戴吉士駁正之。曩嘗歎其精審，而是書所論實與戴氏不期而合。至其辨東晉《古文尚書傳》之譌，與閻、惠二徵君相為表裏，有功經學甚偉。余因孝廉之嗣，得見孝廉之書，用附數語于簡末，以志傾慕之誠云。嘉慶九年四月朔日，高郵王引之序。 讀相臺五經隨筆，海寧周耕厓先生所箸也。先生博學多聞，箸述最富。余先子曾手錄所著《孟子四考》以授，蓋嘗與先生訂交於都門矣。余不克見先生，得交先生之嗣竹泉，因受此書而讀之。其引《翼奉傳》“歷中甲庚”“性中仁義”，證《易》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與楊子《太玄》言“庚斷甲，義斷仁也”合。其論《禹貢》“島夷皮服”，當從鄭氏古文作“鳥夷”，與《大戴記·五帝德》“東長、鳥夷羽民”合。其引鄭氏以毛公爲先師之說，證《詩箋》之義，足解《博物志》之疑。其引鄭氏註《陔夏》註“陔之言戒”，與《詩序》“相戒以養”義合，足證束晳補亡之失。其引《史記·宋世家》襄公時正考父作《商頌》，足證鄭氏《禮註》商爲宋詩之說。其餘博採舊聞，稽合同異，皆精確不移，不為鑿空之論。至其辨東晉《古文尚書傳》之譌，尤與閻、惠兩徵君相發明。而以作傳之孔安國爲東晉孔愉之子字安國者，爲前人所未道。昔毛西河作《易小帖》，以《漢志》不載《子夏易傳》，《史》《漢》儒林傳皆無子夏受易事，謂《隋》《唐志》所載《子夏傳》爲杜子夏作。余按杜欽無受《易》事，因考《漢·儒林傳》沛鄧彭祖字子夏，受《易》於五鹿充宗，疑子夏或出於彭祖。是亦與先生定安國爲東晉人者，可同備一說也。先生所著有《意林校本》《避名錄》《過夏錄》《目治偶鈔》凡十數卷，皆未得見，而讀此已足見先生淹博之學，其有功於經術者不少矣。嘉慶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桐城馬瑞辰序。 此本書前還列有“參訂姓氏”，包括：仁和孫貽穀侍御名志祖，錢塘王疎雨觀察名朝梧，績谿方茶山廉使名體，歸安丁小疋進士名杰，儀徵貴郎中名徵，陽湖顧子明茂才名述，同邑吳兔牀明經名騫、吳醒園明經名昂駒、錢綠窗處士名馥、家松靄大令名春。其中孫志祖、吳騫、吳昂駒、錢馥乃國圖藏稿本的批校者。從序言、參訂姓氏等要素皆備看，此本乃為刊行做準備，衹是最終未能實現。 《隨筆》書末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周廣業跋，交待了寫作此書的緣起： 宋岳鄴侯於嘉熙間取廖氏世綵堂本重校刊九經三傳，閱今六百年，五經具存，珍藏祕府。聖天子崇尚經術，特詔倣寫付鋟，頒布天下學官。其與諸本異同者，復命儒臣詳加考證，所以嘉惠藝林者至矣。臣廣業印得全部，莊讀一過，案頭獨有永懷堂本，用以參閱。卷中既各為標識，間有管窺，隨筆之別紙，彙為四卷。於經義無所發明，特以佔畢小儒，晚遊京輦，遂獲先覩寶書，斯寔快事存之，庶以志幸也。 所謂相臺岳氏九經三傳，前人皆以為南宋岳珂所刻，即周跋之“岳鄴侯”。後經張政烺考證，始知此岳氏乃元代荊溪（宜興）岳浚。[8]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於昭仁殿後廡建“五經萃室”貯藏岳本五經，並下旨仿寫刊刻，即武英殿翻岳本，各卷末附有考證。[9]周氏手校殿翻岳本現藏浙江圖書館，《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皆有朱筆跋語。[10]周氏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春入京應試，留都三載。[11]據其跋語可知，乾隆五十一年春館北平查世倓（憺餘）家，托金汝珪（方雪）印得此書，校讀一過，因作《讀相臺五經隨筆》四卷，乃讀經札記的彙編。周氏還從翁方綱處借得乾隆四十三年（1778）秀水陳氏影宋刻《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隨筆》中多有引其校記之處。所謂永懷堂本，指崇禎十三年崑山葛氏永懷堂本《十三經古註》，為經注本，當時在坊間頗為流行，[12]殿本考證的校本中即有永懷堂本。[13] 此書是一部經學考證筆記，不僅有文字的校勘、句讀的審定，更涉及許多經學史上的重要問題。各條考證多先引前人之說，再申明己見，廣徵博引，言必有據，體現了嚴謹求實的乾嘉學風。周廣業不僅重視經書的文本內容，還留意其文本形式。如指出岳本《周易》卷端題“周易上經乾傳第一”，與《經典釋文》相合，說明王弼《易》注稱“傳”，而永懷堂本、汲古閣本皆不題“乾傳”二字，下云“王弼註”，遂使後人不知王弼原本名“傳”。又如“彖曰”條，先引蔣師爚說，考證以《彖》《象》連經始於鄭玄，以《文言》附《乾》《坤》二卦始於王弼。然後指出王弼本編次體例不統一，乃是出於“乾為六十四卦之首”的變例，李光地及蔡淵的改易不可取。最後批評時人讀朱子《本義》而編次從王弼本，使得“《彖傳》注遂不可解”。周氏注重漢儒舊說，但於唐宋以來有理之異說亦不完全否定。如《周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王弼注“至於夕惕，猶若厲也”，顯然是以“夕惕若厲”為句。而孔穎達《周易正義》、郭京《周易舉正》則以“若”字為語辭，宋儒因之，遂讀“夕惕若”為句。周廣業引《漢書·王莽傳》、《淮南子·人間訓》、張衡《思玄賦》、傅咸《叩頭蟲賦》、班固《薦謝夷吾文》、許慎《說文解字》、崔寔《大赦賦》、《宋書·袁褧傳》等十餘種文獻，說明兩漢諸儒皆以“夕惕若厲”為句，且唐前無異辭。但同時也承認郭京等以“厲”字連下讀亦有理據，可謂持平之論。《古文尚書》及孔傳，此前閻若璩、惠棟等學者已發其僞，周廣業在《隨筆》中也指出了孔傳的不少訛誤及其參用馬融、王肅注之處。至於其作者，前人或以為皇甫謐，或以為王肅，或以為梅賾，莫衷一是。[14]周氏則提出有兩孔安國：西漢孔安國僅以今文讀古文，並未作傳；今傳孔傳之作者乃東晉太元間人孔愉之子。東晉孔安國祖述馬融、王肅之注，參用鄭玄之說，自成一家之書，衹是後之作偽者強行屬之西漢孔安國。此條徵引廣博，論述極詳，蔣師爚跋、馬瑞辰序皆點出此說，稱為前人所未道。今之研究者敘述此說皆舉陳壽祺《左海經辨》、馮登府《十三經詁答問》，[15]不知此前周廣業已經提出。除了以上所述，蔣師爚跋、馬瑞辰序也指出不少此書的精到之處，讀者自可參看。 [1]［清］吳騫《愚谷文存》卷十《周耕厓孝廉傳》，見虞坤林點校《吳騫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53﹣156。按：原文字作“勤補”，今改從周氏自用印作“勤圃”。周氏著述目錄可參見［清］管庭芬原輯，蔣學堅續輯《海昌藝文志》卷十三，影印民國十年（1921）排印本，《地方經籍志彙編》第27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341-348。 [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365）分為二本著錄，上圖本作“手稿本”，國圖本作“稿本”。 [3]孫殿起《販書偶記》卷三，民國二十五年（1936）借閒居排印本，頁19b。 [4]圖片採自陳先行編《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簡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3。 [5]圖片採自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mylib./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ObjectDisplay?metaData.id=6488688&metaData.lId=3726049&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 [6]［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卷三末嘉慶三年（1798）周勳懋識語，影印清鈔本，《續修四庫全書》第827冊，頁458。 [7]［清］管庭芬原輯，蔣學堅續輯《海昌藝文志》卷十三，頁341。 [8]張政烺《讀〈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張政烺文集·文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13-340。 [9]詳參拙文《“岳本”補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 [10]浙江圖書館編《浙江圖書館藏國家珍貴古籍題跋圖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152-158。 [11]［清］周春《蓬廬文鈔序》，《蓬廬文鈔》卷首，影印民國二十九年（1940）燕京大學圖書館排印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449冊，頁327-328。［清］周廣業《謁護國帝君廟記》，《蓬廬文鈔》卷二，頁373-374。 [12]廖明飛《永懷堂本〈十三經古註〉本〈儀禮〉略說》，《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五輯。 [13]拙文《“岳本”補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3期。 [14]參見劉起釪《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369-370。 [15]劉起釪《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頁370。按：陳壽祺說見《左海經辨》卷上《今文尚書大誓後得到說》，影印道光三年（1823）三山陳氏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75冊，頁377-378。陳氏衹是指出東晉李顒《尚書集注》於《大誓》篇所引“孔安國曰”乃是東晉孔安國，並非認為今傳孔傳之作者即是此人。馮登府說見《十三經詁答問》卷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七四一，頁11b-12a。馮氏明確提出“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時相先後，《書傳》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為漢之臨淮”，但或是限於答問體例，論述遠不及周廣業周詳。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学谦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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