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宋代以前可没人愿意这样做
文/老张在路上
01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韩愈有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了一篇名为《师说》的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其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在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里，有这么一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里的“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指的是懂巫术的巫师、为人治病的医生、以音乐为职业的乐师和各种工匠手艺人，类同于成语“三教九流”之人，而在在我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三教九流”一词，往往含有贬义。
三教九流旧指宗教或学术上的各种流派。也泛指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本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出自《云麓漫钞》。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梁武）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了如目前。”
三教一般指三大传统宗教：儒教、道教、佛教（释教）。九流之说，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九流十家，是九流以外加上小说家。
后来，“九流”又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指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并泛指旧时下层社会闯荡江湖从事各种行业的人。
“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 尼。
“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巫婆及拐骗）、盗、窃、娼。
从上面“九流”分类中可以看出，医为中九流，比士、农、工、商还低下一等。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朝之前，医生这种职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韩愈才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说法。
中国古代“医人”为“君子”所不齿，年轻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头悬梁锥刺骨读书，绝不是为了以后当医生，而是为了做官。这才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最理想的人生追求。
唐宋代以前，读书人如果当官之路走不通，要么回家当隐士，要么当个众要皆醉而我独醒的小愤青或老愤青，要么寻个达官贵人当个入幕之宾，要么教几个蒙童挣点“束脩”，或者干脆出家当和尚道士，没几个人会去当“医生”。
02
考察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医和巫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古代的医生最初又叫“巫医”。
先看古籍对“巫医”和释义：
1.古代以祝祷为主或兼用一些药物来为人消灾治病的人。《逸周书·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2.巫师和医师。《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邢昺疏：“巫主接神除邪，医主疗病。”《史记·孝武本纪》：“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至不愈。”《汉书·郊祀志上》：“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
从上面释义可以看出来，上古时期，巫和医是不分的，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
这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巫是主要身份，医是捎带的副业。而巫医在上古时代的地位很高，并非贱业。
再从医的字体上看：
医乃“毉“之简化字。《说文·酉部》：“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毉，同医。《集韵·之韵》：“医，《说文》：‘治病工也……或从巫。’”
《广雅·释诂四》：“医，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
以上这些解释说明，医在上古时期或本源于巫，所以才有“古者巫彭初作医”之说，故“医”字，古作毉。
李今庸《读古医书研究·略论‘巫’的起源和《黄帝内经》中的巫祝治病》：“巫之为人治疗疾病，由来已久，《太平御览·方术部二·医一》引《世本》说：‘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说：‘巫彭作医’，《韩诗外传》卷十第九说：‘吾闻上古有茅父。矛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载齐桓公说：‘常之巫审于生死，能去苛病’。是医在战国以前，被操之于巫觋之手，医、巫不分，巫就是医，医就是巫，故‘医’字从‘巫’而作‘毉’者，又恒以‘巫医’为称。”
春秋战国以后，则巫、医有了区别，所以扁鹊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史记·扁鹊传》）的说法。
虽然名医扁鹊治病有这样的规矩，可事实上，特别是在民间，大多数巫医还是靠鬼神来骗人，他们利用一些技巧，在繁杂的仪式中来完成整个骗术。然后再用几个祖传的药方，治治病，治好是他的本事，治不好就是你的命该如此。
所以《说文·巫部》这样解释“巫”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至于“祝”，《说文·礻部》：“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玉篇·礻部》：“祝，祭词也。”《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孔颖达疏：“读策告神谓之祝。”
“祝”有三义：祭主赞词者：祭祀时司祭礼的人，即男巫，亦名觋（音席）；祭词：祭神的祝祷词；读祭词者，即用言语向鬼神祈祷求福的人。
祝通鬼神。祝是与巫同类职业者，故《易》曰“为巫”，而有巫祝之称。
巫祝有知医者，就是所谓的巫医。
03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因为祖师爷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大部分低层次骗骗乡人的巫术被人看不起，从汉代开始，“巫医”再也不是一个好词语了。
从汉代起，儒学成为中国上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的统治核心思想，“士农工商”的四民之序建立，医生从上古“士”阶级变成了“工”阶级——医术被归为方技，从此到轻视，甚至在成为一代名医后，还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华佗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华佗以医术为业，心中却常感懊。《三国志华佗传》：“悔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曹操得病（头风）沉重，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华佗说：“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华佗因为离开家太久想回去，于是说：”收到一封家书，暂时回去一趟。“到家之后，就说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而不返。
曹操很生气，便派人去查看；如果他妻子真的病了，便赐小豆四千升，放宽假期期限；如果发现华佗说了谎话，就逮捕押送。结果华佗撒谎，于是用传车把华佗递解交付许昌监狱，华佗在狱中被拷问致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用来救活人。”狱吏害怕触犯法律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讨取火来把书烧掉了。
《三国演义》中另有一个说法是：曹操让曾经为周泰疗伤的名医华佗来给他治疗多年的头痛，但华佗认为曹操的病因需要劈开头颅，加以麻沸散麻醉，动大手术，多疑的曹操认为华佗想趁机杀害他，便以刺杀的罪行将华佗关押拷打致死。
以高明的医术获取了名声，但仍旧常常因成为一名医生感到后悔。华佗的最后不赴召，大概同他的这种自悔心态有关，他也因此丢了性命。
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施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据说，张仲景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东汉末期多举世家子弟，张仲景承在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
张仲景做太守，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
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南朝刘宋范晔修撰《后汉书》，并没有给张仲景立传。《后汉书》有《方术传》，里面写有华佗，除华佗外，基本都是一些术士。看来，至少在范晔眼里，张仲景还没有那些术士地位重要。写华佗，大概也是因为曹操的原因。
同两汉南北朝相比，唐朝“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多少提高，不然，韩愈也不会说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武则天专门发布过诏书，规定医学出身的士子，做官最高不得超过五品，而只有皇帝身边的医官才是五品，学医出身的人能做到这个职位的人全国也没有几个。正因为如此，才致使社会精英越来越远离医学，而学医的人则越多平庸之才和招摇撞骗之徒。
被称为“药王”的孙思邈，在唐朝歧视医学的风气之下，编写了“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千金要方》，朱熹仍旧对孙思邈没有选择入仕遗憾不已，说：“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
04
“积贫积弱”的宋朝，医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朝的诸多皇帝中，有很多皇帝对医学颇有了解，因此宋朝的医学也得以大步发展。宋仁宗时期，为匡正腧穴定位，制定国家统一的标准，宋仁宗任命王惟一督造针灸铜人，并编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两尊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问世，即后世所称的“宋天圣铜人”。
终北宋一朝，朝廷组织过多次大规模的官刻医书活动。政府不仅广集历代医方，还设专门的校正医书局整理、校刊有价值的医古籍。出现一大批如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韩抵和的《伤寒微旨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刘防的《幼幼新书》等医学专著。
因为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社会上对医技与医生认识的看法也大为转变。宋朝读书人出人投地也只有一条科举之路，所以越来越多落第考生转向医生这个行业，一向清高的文人也将知医诵医作为时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儒医”一词应运而生。
被后世尊称为“许学士”的许叔微，他早年多次参加科举却屡次落第，之后转向医学专攻伤寒病，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等，在疫病流行时还上门为百姓诊治，医活无数。
也有不少人身居高位、仕途顺遂，却仍愿意从事医学行业。比如宋神宗年间的进士郭思，曾官至徽猷阁直学士、通奉大夫，他在华州（今陕西华县等）任官时，致力于医药知识的普及工作，节取《千金方》诸方论说，附入所录自己和他人经用有效之方，集为《千金宝要》，并刻于石碑上。
今天对医生称“大夫”、“郎中”皆源于两宋，以古代官职称呼医生，也证明了医生社会地位的大幅提升。
“医者仁术，儒者之事”，知医懂医，成为很多儒士的必修课。也是在宋朝，一句关于医生的著名口号喊了出来。那就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
喊出这个响亮口号的人是范仲淹。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
范仲淹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范仲淹原话是说：“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唯相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范仲淹将从医与从政相提并论，认为得明君、做良相固然为则被天下苍生的好事，但做良医未尝不可上疗君亲之疾，下救黎明之苦，中保自身长寿。将从医看作仅次于从政的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不可谓不是对当时从医者的一种最高赞誉。
元统一全国后，好几十年不进行科举考试，设置了诸多社会阶层，其中将职业分为十等，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儒生成了老九，列在娼妓之下，乞丐之前。而医生位列第五，仅次于官吏和宗教人士。
元朝统治者对于医学的支持，许多社会精英转向医学，金元时期，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技术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匠户制度，但医生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却远不如元朝。明代官方尊崇儒学，视医学为“小技”。以太医院官职为例：元朝太医院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朝初年降为正三品，后又降为正五品。
清朝康熙皇帝曾经感染天花，并最终在医生们的诊治下幸存下来。然而清朝统治者对于“医人”却并没有另眼相看， 雍正年间，江西巡抚曾经上疏：“……医卜星象，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雍正皇帝的态度是“深嘉之”。
说到底，医学是自然科学，中国古代，难免被统治者列入“奇技淫巧”的范畴，从业者地位得不到保障，受到歧视，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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