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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吃有关的往事
作者:江义高 1956年3月，由于父亲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搬运站工作的缘故，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弟弟一起从重庆市北碚区文星场农村迁到沙坪坝区井口，成为城镇居民。安顿好后，父亲带着我们到乡公署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和粮食关系。负责登记的阿姨和蔼地问我们的姓名、年龄及其他事项后，又问我一个月吃多少斤粮？我那时年纪尚小，又刚从农村出来，见了生人窘得低下头不敢说一句话。
我的所有信息都是由父亲代为提供的。当时粮食虽然定量供应，但标准可由自己提出，几年后情况就不同了，城镇居民必须按国家制定的标准供应粮食。我记得10岁以下的儿童按年龄段分几个档次，10岁以上者与没有工作的居民等同，每月25斤；读初中及以上者每月32斤；老师和一般干部每月28斤；工人按工种（劳动强度大小）定标准，一般较高。
我家一直按农历算生日。1959年农历八月初七是我10岁生日。那天，母亲叫我带着粮食供应证去办理粮食定量的手续。那时的孩子很自立，很多事情都自己办。我当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就请假去粮店办理手续。粮店办公室设在小街外的一片果树林中，我在树林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天黑后只得悻悻回家。母亲骂我没用，让大哥哥第二天带我去。翌日下午，大哥带着我找到了隐藏在树林中的办公室，可工作人员说：“今天才9月10日，还有18天你才满10岁，到时你们再来吧。”我和哥哥回家把情况告诉父母后，母亲说：“那年报户口时，说得清清楚楚是八月初七，怎么现在不认了呢？肯定是他们欺负小孩，打官腔，不肯办。”父亲听了很气愤，说：“老子明天找他们去！”次日下午，父亲请了半天假，找到粮店办公室那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父亲讲了些历法知识后，拿出一张公历、农历对照表，说：“你家小孩出生那年的农历八月初七是公历9月28日，现在都以公历为准，所以还差十几天才满10岁。”父亲有点文化，听了解后无话可说。等到9月28日那天，我才和哥哥一起到粮店办公室把我的粮食定量增加到每月25斤。父亲感慨颇多地说：“为增加这几斤粮食，我们前后跑了4趟。” 1960年8月，大哥初中毕业考上了泸州化学专科学校，要求9月1日到学校报到。那时从重庆到泸州得先乘火车到隆昌，再从隆昌转长途汽车到小市，从小市渡过长江抵达泸州城区。受车辆班次及速度影响，这段旅程需要将近3天时间。大哥决定8月29日动身，父母准备为他饯行。此时适逢月底，当月的粮食差不多吃光了，全家靠吃菜稀饭勉强度日，拿什么给大哥饯行呢？
邻居张伯伯在粮店工作，得知情况后对我父亲说：“我去给粮店的店长说明一下情况，走‘后门’让你家买9月份的‘跨月粮’。”经张伯伯的斡旋，粮店店长同意我家提前购买5斤9月份的粮食。大哥带上粮证和钱到粮店买了5斤大米。晚上，一家人敞开肚皮吃了顿丝瓜汤下白米干饭，高高兴兴地为大哥“饯”了行。
大哥离家后的第3天，母亲到粮店买9月份的粮食，可粮证却不见了踪影，一家人焦急万分。父亲突然想起大哥买“跨月粮”的事来，连忙跺脚道：“遭了，恐怕是大娃子带到泸州去了。”大哥刚去学校，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就连打个电报去问问也不可能，只能等他来信。没有粮证买不到粮食，父母只得厚着脸皮找亲戚、邻居东家借一斤米、西家借一斤面，和着牛皮菜煮成稀饭过日子。我们在焦虑和无奈中终于盼来了大哥的家信。正如父亲所料，那天大哥买完“跨月粮”后，就把粮证放在身上忘了拿出来，直到离开家上火车后才发现。他很谨慎，害怕粮证揣在身上被扒手偷了，就把它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打算到学校后再寄回家。大哥在隆昌排队买汽车票时，一个小偷伺机割断了他装行李的网兜，行李悉数被盗，粮证自然也丢了。母亲闻讯后，急得叫了声“天啊”，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父亲拿着大哥那封家信，把大哥丢失粮证的情况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请领导帮忙解决。领导带着父亲和那封信到粮店找店长商量解决办法。粮店店长又请示区粮食局领导，粮食局领导让我们先在《重庆日报》上登个公告，声明丢失的粮证作废，然后补办粮证。父亲心急火燎地赶到城里，找到《重庆日报》报社，花了3块5角钱登了一则公告。当那份登载有“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正街94号江XX粮食供应证声明作废”的《重庆日报》刊发时，已是9月中旬。在那十几天里，父母一筹莫展，全家人一日三餐都是清澈见底的牛皮菜稀饭或包谷羹，吃得我上吐下泻，虚弱得连走路都没了力气。1961年上半年，父亲被单位抽调去办农场，搞生产自救，大姐已参加工作并结了婚，大哥仍在泸州读书，家里只剩下母亲、我和两个弟弟。母亲目不识丁，对粮票、肉票、油票、布票、棉花票、盐巴票等各类票证分不清楚，担当家里“理财”参谋的重任自然落在我肩上。那时兴吃食堂，我们一家人都在单位食堂“搭伙”。
领导把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分摊到每顿饭上。比如我，当时定量为每月25斤粮食，分解下来就是早上2两，中午3两，晚上3两，全月30天共计24斤，余下的1斤发粮票作为机动，遇到某个月31天再拿出机动票补给。在食堂搭伙的人按各自的标准缴了钱粮后，每人办一张饭卡，每吃一顿，食堂管理人员就从卡上把当日当顿的数字剪下来，卡上的定量可以延后吃，但绝不能“超前”吃。这样循规蹈矩，可以保证每顿都有饭吃而不至于“断顿”。这年9月底，母亲带着我去食堂办理次月的饭卡。那时的食堂是单位最重要的部门，团长由单位的董会计兼任。母亲排队办完饭卡后，把找补的钱和粮票交给我，让我算一下有无差错。我将我家4口人的粮食定量总额和卡上的数量及找补的钱、粮票一一核算后，发现少补了4斤粮票。我把情况告诉母亲。母亲说：“不会吧。董会计用算盘算过的。”我说：“我算的肯定没错，去找他！”母亲犹豫半晌，说：“算了，弄不好要得罪他的。”我说：“难道4斤粮就算了吗？”母亲很是为难，没有说话。那时1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4元钱，而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5角。良久，她说：“再找人帮忙算一下。”于是便找了她的一个同事帮忙计算。那位同事算完后，高兴地说：“你家这小会计不简单哟！算得分毫不差。去找董会计重新算过！”母亲的胆子大了，理直气壮地找到董会计，大声说：“董会计，你还要补我4斤粮票。”正在拨算盘的董会计先是一怔，抬头见是我母亲，马上又镇定下来。在他心里，一个目不识丁，只知道下蛮力的女工很好打整（四川方言：对付）便板着脸问：“为啥子？”
董会计皮笑肉不笑地说：“我算错了？那你再算一遍吧！”说着就把算盘从窗口递了出来。他这分明是欺负我母亲没有文化！刹那间，我怒火中烧，冲到窗口前对他骂道：“你龟儿是个贪污分子，贪污我们4斤粮票！”我小时候因营养不良发育迟缓，那年虽已12岁了，可个子很小。一向在工人面前作威作福的董会计见我这么个“小不点”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口骂他，恼羞成怒地一拍桌子，指着我，“你，你，你……”地说不出话来。我得理不饶人，趁机爬上窗口前的一张饭桌，对着排队办卡的人大声说：“董会计是个贪污分子，贪污我们的粮票……”
排队办卡的人群骚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娃儿不像话，打胡乱说。有人却说，董会计这人，哼，难说！董会计很快回过神来，严肃地对我母亲说：“吴XX，各人的娃儿要管好！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哟！”母亲似乎被他这话“吓”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我一点也不怕，大声对他说：“你就是贪污分子！”董会计气得呼呼直喘气，正要骂我，站长来了。他问明情况后，说：“娃儿，不要骂人。这个账让我来算一下。”站长取过算盘，“啪啪”地拨打算盘，算过一遍后，板着脸对董会计说：“老董，你搞啥子名堂？”在事实面前，董会计不得不承认是他算错了，并当着大家的面把4斤粮票补给了我们。从此，我家就和董会计家结上了怨仇。他曾多次企图利用职权整我父母，还以“搞错了”为名，将父亲的劳保级别降了一级，到“四清”（1963年到1966年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时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我也以父母的名义写过他的大字报，对他的贪污行为“上纲上线”大肆批判。上山下乡时，我还伙同我那帮“兄弟伙”欺负过他儿子。直到1983年，他患上了肝癌，临终前托人带信说，想见我父亲一面。父亲想，他都是快死的人了，见一面又何妨，便带上水果去医院看他。在病房里，他拉着父亲的手说：“老大哥，灾荒年间，我是故意算错账，企图蒙你们那4斤粮票。没想到这事给我们两家带来了一二十年的怨仇。我错了……”自此，我们两家结下的梁子才算真正解开。1971年3月，我从农村调回重庆制药机械厂。人事部门征求我意见想做什么工种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粮食定量高，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厂里就安排我干每月定量43斤的铆工。粉碎“四人帮”后，厂里要我“脱产”到政工组工作，被我谢绝。因为那时普遍存在着“提职不提薪，粮食少几斤”、“当官不发财，粮食垮下来”的现象——政工组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每月仅32斤。
厂里反复动员我，我最后才答应以“以工代干”的身份去，因为这样可以保留工人的粮食定量。直到1983年我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后，我还经常下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这样可以多得一点粮食和副食品补贴。比如，到铆焊车间或厂里的防空洞劳动12天，可补贴10粮票、5斤黄豆、3斤猪肉、2斤白酒。在厂里的中层干部里，我参加劳动最多，领导表扬我能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其实，我觉悟没那么高，只是为了那点补贴而已。1991年，主管部门要提拔我去担任一个“实权”较大的处长时，刚开始我犹豫不决，也是舍不得基层单位的各种补贴。
多年来，我遵循父亲“惜衣有衣穿，惜饭有饭吃”的教诲，生活十分简朴，就是当了“官”后也依然在“吃”上掐掐捏捏的。改革开放后，物资丰富起来，“吃”的品种多了，定量粮吃不完，除了接济农村的亲戚外，我就一斤一斤地存起来，生怕哪天粮食又紧张，粮票可以拿出来“应急”。1993年，粮食完全敞开供应了，我家还存有300多斤粮票，那都是我一点一点省下来的。
作者简介：江义高，生于1949年，重庆一中高68级毕业。1969年2月到1971年3月在开县民主公社共和大队3队当知青；1971年3月到1991年5月在重庆制药机械厂工作; 1991年5月到1998年7月在重庆市医药管理局工作; 1998年7月到2010年3月在中国药业杂志社工作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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