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扫家总会翻出一些陈年老物件，以前觉得碍事都扔了，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见那些老物件怎么也不会'断舍离'，哪怕是个小本子都会勾起悠悠岁月的回忆，对旧物的迷恋愈发得深了。春节前我收拾家，从柜子里翻出两本上世纪太原市粮食局发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那时习惯叫《粮本》。早先发的《粮本》套个红塑料皮，后来改成了蓝色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城里人吃粮都是定量供应。市民28斤，学生30斤，而且粗细粮有比例。细粮很少，粗粮为主。定量和比例在《粮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标粉、大米、小米、玉米面、红面、议价粮分得很细。《粮本》的功能除了买粮，还是每月到粮店领粮票的凭证。粮店工作人员会根据《粮本》上人口的记载发给粮票，粮票又分省粮票、细粮票和粗粮票。有《粮本》和粮票才能买到粮食。那时的《粮本》和《城镇户口本》一样重要，是城镇市民的标志。市民如若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或生活，在迁移户口的同时，还要迁移一种特殊关系叫'粮食关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没有饭吃。
那时我家兄弟姐妹多，都是能吃的年龄，和那条窄巷子里的许多人家一样，一到月底粮袋子就空了。所以到了月初第一天就的去粮店买粮。那个年代，城里的粮店是个非常热闹的场所，一到月底月初，家里断粮的市民就早早到粮店门前排队。我那时也是天刚亮就和邻家孩子先赶去排队。估摸快轮到了，母亲就会拿着《粮本》、粮票、面口袋、推着家里那辆飞鸽牌坤梁自行车过来，先到开票窗口排队等待粮店会计核验《粮本》，然后交钱、开《出粮单》。开好《出粮单》后就过盛放粮食的一个大间等候售粮员喊号盛粮。
每月供应的细粮很少，粗粮比例多，花样也多，有玉米面、高粱面、小米、黄豆。我家祖辈河北老家，吃不惯高粱面，粗粮以买玉米面为主，赶上小米供应多再多买些小米。玉米面窝头、小米干饭通常是我们的主食。到了秋天粮店还会供应点红薯，一斤粗粮票可以换5斤红薯。只要有红薯供应，在这个粮店买粮的居民几乎家家都要拿粗粮票换红薯，那天你要不早早去排队很可能就买不上了。粮店为了尽量让大家都能买上就规定每人只能换5斤粗粮票的红薯。 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吃红薯，烤红薯、蒸红薯、稀饭里煮红薯，就没个吃腻的时候。母亲说红薯吃多了反胃烧心，可我一点没感觉，还是可劲地吃。倒是红薯不耐饥确实是，到不了吃下顿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叫上了。 细粮母亲都是尽着过节或有客人吃，只有过年过节我们才能好好吃几顿饺子和馒头。平时母亲给我们改善是做一种包皮面吃。把和得硬硬的白面团在案板上擀成大饼包上和好的高粱面，然后再擀，擀的很薄，直到渗出点红后切成面条。切好的面条一层白一层红倒是十分好看，煮熟浇上白菜西红柿卤，一人一大搪瓷碗。那面碗里散出的香味呀浓浓的直达心底，吃得我头上还冒汗，油水不多也吃得特香。父亲见我吃面直吧嗒嘴，就说我吃饭样子不好看。我大点了也觉出不雅，以后无论吃多么好吃的也不吧嗒嘴了。
粮食定量，没有富余，就怕老家来亲戚。因为多个人就意味着从别的人碗里抢食，一家人都的少吃。记得1963年我刚从老家接回城，开始上不了户口，自然也上不了'粮食关系'，《粮本》上就少我一份供应。为了不让哥哥姐姐们挨饿，母亲想办法买好多菜，白菜、茴子白、土豆当饭吃，常常烩一大锅菜，再把窝头切成薄片烩到 菜里给我们吃，不管耐不耐饥，吃饱肚子为原则。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成了家，时间不长我从大家迁出户口过上小家生活。这时粮油还是定量供应，于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粮本》。每月凭《粮本》领粮票，然后拿《粮本》、粮票到粮店买粮，重复着买粮的故事。这一本《粮本》跟我十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放开供应，粮票装进历史的口袋，长达几十年的'票证经济'最终落下帷幕，城里几代人用了几十年的《粮本》也失去了功能，从此成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吃粮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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