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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40年定量供应始末 白少川：1941年生人。自1962年工作到退休，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粮店8年，密云县粮食局6年，北京市粮食公司22年。成立于1978年的北京市粮食公司，由原粮食局的市镇管理处、储运处和供应处合并而来，专门负责粮票的印刷、发行、收缴、销毁和管理，以及粮食关系的转移。2001年，白少川在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休。 几乎没有人质疑粮票在1953年至1993年，对中国人生活的关键性影响。 就像没有人会说他可以不吃饭但依旧活着。 整整40年，粮票浸润在北京人日常化的生活和精神里。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却代表着关系生死的吃饭权利。 深刻体会过饥饿感的白少川，对已经转身走入历史的粮票，充满感情。 统购统销 三枚一套的“面粉购买证”，就挂在弥漫着粮食味儿的“大和恒”粮行的一楼墙面上。 不过是复制品。 “这是咱北京最早的粮票，收藏界俗称‘开门票’，一套现在得卖1万块钱。”68岁的白少川说，我哪能把真的挂这儿？他指着这套长10.1厘米，宽5.3厘米，分为1市斤、4市斤、8市斤、10市斤4种面额的“面粉购买证”，小有得意：“北京能收集全的，超不过3个人！” 他哈哈一笑，刚刚染过的头发乌黑发亮，就像他正在操持的这家粮店，1919年的老字号，公私合营时被取缔，去年刚刚重新恢复。 北京粮店的公私合营，1953年开始，也就是刚开始使用粮票的时候。 这勾起了白少川并不遥远的记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对面粉实行计划供应，定量分配，“面粉购买证”正式与北京人见面。 之所以实行这样的制度，是为了配合政务院半个月前刚刚通过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种由国家垄断粮食收购和销售的粮食政策，在1953年出台，有着复杂的背景。 1949年1月，北京解放。连年战乱，很多市民家中缺粮。全市200多万人，吃粮主要靠外运。2月，国营粮食公司开业，以较低的价格向市民出售粮食。这让1000多家私人粮商看到了赚钱的机会。著名的粮老虎王振廷、田雨川，联合十几家大粮商，套购国家粮食，抢购拒售，趁华北地区受灾，带头涨价。 北京工业建设的起步和急剧增加的人口，也使粮食需求量急剧攀升，刺激了粮食价格的上涨。有统计显示，1953年，北京粮食销量，比1950年增长了118.3%。 众多因素，使国家在1953年成为粮食市场的唯一主体。凭票买粮，也被当作防止套购行为的有效方法，在北京首先推行。 发行和回收 位于白纸坊的541厂，是北京所有粮票的出生地。 粮票的颜色、图案，都由厂里的设计师设计。粮食局只负责确定粮票的面值。这也是个技术活，主要的原则是尽量减少发行量，又方便使用。 和随后全国各地发行的粮票不同，自从诞生之日起，北京发行的就是月份粮票，每个月发一回，上个月的就不能用了。 因此，粮票一般提前三个月印出来，储存在有武警站岗的票库里，由专车送到各个粮店。“和人民币一样严！” 不仅印刷严格保密，回收的粮票，也要严格销毁。 每天卖完粮，白少川都要和工友们清点收回来的粮票，再分包打捆。粮票张小纸薄，不好清点，有聪明人想出了好点子，收回的粮票，按同票种、同面额，每十枚一行，贴在废纸上，连成大张。 收回的粮票多了，就要销毁，必须向北京市粮食局申请，由其派人抽点监督。一般都是送到北京附近的造纸厂，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白少川经常跟着车去销毁粮票。“必须得看着粮票放进池子里，加入火碱，来回搅动，看不出模样了，才能离开。” 定量和定点 粮票的发行和使用，用的是定点和定量的办法。 先说定量。 按照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北京市民每个月的口粮数，被分成了100多个等级。 最低的是刚出生的儿童，每月六斤半，最高的是首钢的炉前工，每月60斤。一般成年人的定量在30斤左右，大学教授、高级演员、13级以上的干部，还能得到照顾，每个月有半斤的高级油票。 这种定量的办法，是在粮食紧缺状况下的不得已而为。每个人的肚量不一样大，自然有人够吃有人不够吃，也就有人有意见，政府便号召大家节约粮食。 “我上班那会儿，仓库墙上、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标语，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食是宝中之宝。”白少川说。 不仅定量，还要定点。 全市1000多家粮店，分成不同的片区，谁家到哪个粮店买粮，都是固定好不能变的。 每家都有个粮本，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多少定量，都记在本子上。粮本由粮食局专门设在街道的粮食办事处发，办事处一般都和派出所在一个院子办公。 每个粮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长史。孩子一出生，定量就是6斤半，随着粮食数字一点点增长，孩子也渐渐长大。 粮票生活 那时，北京的粮食，从全国各地调运而来，郊区产的很少。小麦来自河南、山东，大米来自湖南、湖北，大豆和玉米，则从东北运来。 全国各地的粮食抵达北京后，就储存在西直门、马连道等地的粮库里，由面粉加工厂加工后，再运送到分布在全市的1000余家粮店里，销售给市民。 白少川说，每个月有两天，粮店一定会排长队，一个是3号，发工资的日子，一个是24号。 “经常有肚量大的，一个月还没过完，就把粮食吃光了。为了让这些人不饿肚子，粮食部门也以人为本，推出了预售粮政策，每个月的24号开始，就可以买下个月的粮食了。” 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们，在拿到一个月的工资后，都会赶紧跑到粮店排队，先把一个月的定量粮买足，剩下的钱，再算计着买些油、青菜和副食。 其实，也剩不了多少。 那时，家家都备着一杆秤，每顿饭都要称。一家三口人，一个月定量90斤，一天一人也就1斤粮，得算计着用，早上2两，中午4两，晚上3两。最困难的自然灾害时期，还号召大家“每顿省一把”，称完了，再抓出一把来，以备急用。 物资匮乏的年代，粮票成了贵重的礼物，别人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人家要感谢你大半天。到别人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那个年代的人，都习惯计划着花钱过日子，到现在也改不了。”白少川说，“习惯是漫长的。” 饥饿感和温饱 “没体会过饥饿是什么滋味的人，不会知道粮票的重要。”白少川说。 他本人对饥饿的切肤体会，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 想起那个时候，就有一堆堆白薯蹿到脑子里。 “粮食不够吃，就印制了一种白薯票，买一斤粮食的钱，可以买5斤白薯。”白少川说，为了多吃点，大家都疯了一样抢，只要粮店来了白薯，就会排起大长队，要是隔一天卖，还得起大早，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紧围脖，排半天儿队，“就为了多买几斤白薯。” 那时，白少川在密云粮店工作，亲眼见过和听说过很多和饥饿有关的故事。 1962年，密云太师屯中学一个体育老师，36斤的定量实在不够吃，就给粮食局写申请，想每月用5斤粮票，买15斤喂牲口用的麸子。这是个破例的举动，密云县粮食局集体商议后，还是同意了。 “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才能明白粮票的重要作用，一种低水平的公平，至少保证了所有人都有饭吃，在这一点上，粮票的功劳是巨大的，否则不知要死多少人。”白少川说。 渐行渐远 从1964年开始，白少川就不觉得粮食少的恐怖了。 定量慢慢恢复到了30斤的水平，粮食渐渐有了富余。粮店开始增加一项新业务，帮助市民储存粮票。 北京粮票一月一换，用不了就作废，存在粮店，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到了1978年，北京在册的储存粮票，高达1.6亿斤。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是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没有粮票，又需要生存。 需求产生市场，粮票富余的人开始和需要粮票的人物物交换，5斤面票换1斤花生米，30斤换一个脸盆，500斤换一个大立柜。 “几乎到了盛行的地步，在农贸市场，随便换，几乎没人管，也管不了。”白少川说。 为了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吃粮问题，国家也推出了议价粮政策，专门有一些议价粮粮店，卖粮食给没有粮票的农村人，价格比平价粮高。 这种价格差的存在，催生了倒买倒卖粮票的行为。 谁都会算这样一笔账，平价富强粉2毛五一斤，议价5毛。花1毛买粮票，套购出平价粮，再高价卖出，每斤能赚1毛五。 这么赚钱的事情，自然有人抢着干。国家打击了很多次，依旧屡禁不止。 这让政策制定者们隐约感觉到，粮票的历史使命，似乎可以终结了。 粮票退市 1993年5月11日，在全国首个使用粮票的北京，倒数第二个停止了粮票的使用。 随着粮票的取消，粮食的政府定价也同时取消。北京的1000多家粮店也先后开始了企业改制，他们和市场上的粮食商贩竞争价格，自谋生路。 这种退出和进入，也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 还真挺过来了，到了1996年，粮价又回复到了一块钱的水平。这让几十年习惯了标准粉一毛七，富强粉两毛五的北京人，体会到了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 除了存在粮店里的粮票白白浪费了，白少川没觉得不适应。虽然他家定点买粮的太平桥粮店关张了，但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市场买，粮价虽然涨了很多，但工资也涨了，并不觉得有多大压力。 到粮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白少川做了一个统计，40年间，北京发行了约6000多种粮票，总面额500多亿斤，这也是北京人40年用掉的粮食总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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