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粮店

国营粮店

 

在计划经济年代的1990年，东城区有60家国营粮店，服务于南北小街地区居民的粮店至少有20家，有的在街面上，南小街粮店、北小街粮店、北新桥粮店，更多的则是深藏在胡同里，如禄米仓粮店、东总布胡同粮店。

北新桥粮店，解放前叫同日升粮行，是专门经营粮食买卖的私营企业。解放后公私合营，成为一家远近闻名的国有粮店，这里的工作人员待人热情，服务周到，曾经是东城区的先进单位。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放开了粮食市场，1994年又取消了统购统销多年城市居民使用的“粮票”，从此，北新桥国营粮店同北京市其它国有粮店一样“断了顿儿”。2007年，闲置多年的东城区同日升粮行又开张了，请来已经退休的和平里七区粮店朱光荣来当经理，各种杂粮摆满屋，老街坊们又回来了。

1979年7月在黑龙江某兵团插队10年的朱光荣，终于返回故乡北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样，他首先面临的是就业问题。在家赋闲两个月后，当地街道给他介绍了三个工作。朱光荣本想选择在兵团时熟稔的汽车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却劝他到粮店工作。“那时候粮店是一等的好单位，谁家不需要吃饭。”朱光荣最终到粮店工作。他的新单位在东城区和平里四区附近，名字叫作和平里中街粮店，但当地居民更习惯称之为“四区粮店”。

四区粮店是和平里附近最大的粮店之一，负责为3000余户居民供应粮食。粮店的上级单位是东城区安外粮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国企粮店。四区粮店是一家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内左侧是一排米面柜台，柜台上摆有秤盘，柜台下装着接粮的漏斗,右侧是花生米等杂粮柜台，靠近后门的位置放有油桶，长长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进窗户的阳光光柱内，各类粉尘飘飞其中。

在当时，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因为掌控着粮食命脉，粮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中心。那时，每逢周末或月底，四区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

朱光荣在四区粮店上班的第一个月，便开始熟悉收放粮票的业务。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登上历史舞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前，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四区粮店拥有近万人的粮食关系。每月21日，四区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数十万斤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票是成联发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张成联粮票的面积与报纸相仿，上面打有孔洞。朱光荣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粮票裁剪成小张，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

买粮时，居民首先要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朱光荣说，因为缺乏副食供应，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吃饭的护照。那时，朱光荣觉得在粮店工作光荣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粮店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为四区粮店的经理。

在朱光荣当粮店经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场处于萧条阶段。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内开始堆满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为居民家中珍贵的储备。

建国初期，因为商品供应不足，票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经济发展，票证的种类有所减少。此后，国家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文革”后，票证的种类又多了起来。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在朱光荣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朱光荣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但这52元钱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商品，更别说买“高级点心”了。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朱光荣说，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85年，朱光荣发现他的工作内容有了明显变化。首先，他们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城区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

此外，在四区粮店内，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由当地粮食机构进货并自主定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四区粮店内，除了平价粮柜台外，多出了议价粮柜台。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朱光荣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朱光荣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猪、牛、羊)，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当时，朱光荣已经调任至东城区地坛北里粮店就任经理。他说，在粮票取消时，店里的粮票代存卡上总计还有10余万斤粮票尚未领取。几乎一夜之间，陪伴朱光荣10余年的粮票销声匿迹。2000年，朱光荣买断了工龄，选择退休，离开了他工作了21年的国营粮店。此后，东城区粮食局下属的120余家国营粮店陆续关闭。朱光荣退休后，一度赋闲在家。他偶尔会去早市买菜或去超市购物。此时，无论是菜市场还是超市，购买商品时都早已不需要任何票证。

到1997年底，全国粮食企业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资金总计达2140亿元。巨额的粮食亏损和财务挂账，不仅使粮食企业生存维艰，而且银行和财政难以承受，国家也不堪重负。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这是因为迄今国有粮食企业依然政企职能不分，产权界定模糊，存在着严重缺陷，诸如缺乏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营机制，等等。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冗员太多。

国营粮店的“国营”二字对消费者意味着价低、物美、安全这些看得见的实惠。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国营职工长期以来成本观念薄弱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从长远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薪酬体系会削弱职工的敬业精神，最终也会影响到国企职工提供的产品的质量。对于职工来说，国营更像是沉重的包袱，它是和低工资相联系的。朱光荣所在的四区粮店，原来隶属于北京市东城区粮食局。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东城区粮食局、物价局、副食公司共同组建了奥士凯集团，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集团现在有1700多名退休职工，企业负担沉重。

2007年8月26日，奥士凯同日升粮行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重新开张，成为东城区第一家“复活”的国营粮店。朱光荣从家中被返聘回同日升粮行，再次在粮店“上岗”。他的身份已经从当年的粮店经理变成杂粮专家。他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向顾客介绍杂粮的保健知识。在同日升粮行开张之初，店方特意在店门口安置了展柜，将老粮店的标志性代表物“粮票”放置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