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粮票时代”

对于“80后”、“90后”来说，“粮票”一词可能闻所未闻，或只在收藏家那里见过这种历史遗存；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过来人，却对粮票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60年间，粮票从滥觞到终结，竟长达38个春秋，足见其在民众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粮票的存废直接反映出国家经济态势的衰微与发达，更折射出粮食问题匮乏与丰盈情状。近40年的粮票生活，成为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粮票的滥觞及其终结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吃饭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历朝历代皆然。新中国1949年10月成立后三四年间，农村实行单干，土地私有。当时生产力低下，我国粮食极度短缺，而粮食供给没有计划，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广大民众却是食不果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私商，大量购买粮食，囤积居奇，灾荒年高价出售，粮食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不仅民众的吃饭问题难以保证，而且军粮也出现困难，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
　　为妥善解决好当时的粮食供求问题，切实保证军需民用、国家建设和政权稳定，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发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政务院（国务院前身）11月23日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当年12月起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954年7月起，又随之实行食油统销。――这样，粮、油的统购统销决策，从中央层面，系统而明确地作出，并在全国实行。
　　有了决策，还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在农村已普遍建立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195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至此，粮食的统购统销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一套制度。
　　在国家颁布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和制度后，国家粮食部及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四证三票制”。“四证”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和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三票”即：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地方粮票。
　　除这“四证三票”外，一些地、市、县、乡（镇），甚至一些学校、厂矿，还有自己的专用粮票，且品种繁多，名目复杂，如定额粮票、兑换粮票、工种粮票、划拨粮票、补助粮票、奖售粮票、侨汇粮票、 粗粮票、细粮票……不一而足。
　　军队也使用“军用价购粮票”。部队凭此粮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粮站去购粮，而且不用给钞票。粮食部门凭此粮票，可向有关部门结账。
　　据季为先生在《粮票》一文中披露，我国的粮票有几个“世界之最”――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行的“地方粮票”，是1950年西南区发行的“大米票”；
　　发行最早的“全国粮票”，是粮食部1955年9月公开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
　　全国粮票先后印刷共计9套，印刷次数和数量之巨难以统计；
　　地方粮票和军用粮票总共有1.4万多种，印刷量之大数以亿计；
　　票额最大的西藏军区1967年发行的军用粮票，票额为1万斤；
　　票额最小的是南京市1960年发行的1钱（1两的十分之一）粮票。
　　粮票成为了民众生活的主宰，其发行范围之广、品种类别之多、印刷数量之大、管理制度之严、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农村逐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随之大幅提升。
　　
　　人们都记得，1956年国家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1967）。《纲要》中对北方、南方的粮食亩产给出了规定指标。随后十多年间便有了“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即到1967年，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超过《纲要》中规定的黄河以南地区亩产500斤的指标（是为“过黄河”）；长江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超过《纲要》规定的淮河以南地区亩产800斤的指标（是为“跨长江”）。然而，折腾了十多年，多数地区既未“过黄河”，也未“跨长江”。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实行，很快就过了“黄河”、跨了“长江”，有些地方亩产“双千斤”也不鲜见。1983年我在冀中平原一个县政府工作时，有一次下乡察看庄稼长势，乡长指着长势茁壮的谷子、玉米说：过去老喊“过黄河”、“跨长江”，我们这里都没实现，现在一承包，谁家也都“跨长江”了。到1984年，我国长期以来粮食供求紧张的困境得以缓解，多数地区人民也解决了温饱问题。
　　至1985年，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决定。自此，长达32年的粮食统购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统购统销的终止，广为使用的粮票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从1984年深圳特区率先“试水”取消了粮票，到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在此10年间全国各省（区、市）的粮票渐次寿终正寝。
　　粮票，从1955年登台亮相，到1993年谢幕退场，伴随着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纵跨20世纪的5个年代，将近40年，这在新中国的粮食史上是值得永远铭记的厚重一页。
　　任何事物的出现、存在和消亡，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情况。新中国成立后40年间，实行统购统销，粮食上采取的定量供应和粮票制，在粮食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无疑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稳定了物价，保证了城乡人民对粮食需求的供应，促进了经济生活的稳定，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也毋庸讳言，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统购统销工作中不时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如统购遇到“顶牛儿”，对“顶牛儿”者举办“学习班”之类，给民众本来就窘迫的生活造成更多的困难。
　　
　　粮票成为生活中的第一大要
　　
　　新中国成立后38年间，可称为“票证时代”，当年各式各样的票证多如牛毛，除粮票外，还有油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火柴票、花生票、糖票、酒票、香烟票、蘑菇票、木耳票、粉条票、自行车票、电视机票、缝纫机票、手表票等等，可以说，凡是与民众生活有关的商品，都得凭票购买。当然，这其中，最重要、最不可缺的是粮票，称为“第一大要”实不为过，因为任何人天天都得吃饭。
　　其实，粮票只是每个人享受粮食定量的一种流通媒介，关键的问题是粮食定量。当年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以户为单位记在《居民粮食供应证》（人们通称为“粮本”）上。如果不买熟食或不到饭店吃饭，只是买粮食，根本用不着粮票，拿着粮本到粮店记账购粮就是了。如果定量节余了，留在粮本上仍为已有，但寅吃卯粮绝对不可。当年“粮本”的重要性，不亚于户口本。
　　
　　定量根据每个人的职业和年龄有所区别。凡吃商品粮的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科研所人员等脑力劳动者，每人每月30斤，还必须“节约”1斤，实有29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36斤，中学生22―24斤，儿童15斤。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者37斤。各地标准虽略有区别，但上下差不了一两斤。
　　70年代初我家6口人，我和爱人属于干部，每人每月29斤；孩子们小，都上学，均在15―22斤之间；随我一起生活的母亲是农业户口，粮本上无名。这点儿定量6口人消受，如果放在现在，绝对够用，因为生活上“不差钱”，副食、菜蔬又这样丰盈，大人、孩子吃主食都很少。但当年不行，生活上没有什么油水，主要是啃粮食，所以月月亏空，缺粮成了一块心病。
　　定量不够就得要想法儿。70年代每个火车站在火车暂停时，月台上都为旅客出售烧饼，旅客出示火车票即可购买，一张火车票限购两个，且不收粮票。当年我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较多，每次都要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出门前先准备一个布袋（当时还不兴塑料袋），从石家庄上车，车到定州、保定、涿州等火车停时间较长的车站，将所带行囊托邻座看管一下（当时还缺乏防盗意识），迅速下车，排队买烧饼。如时间允许，在这个摊点买了，马上跑到另一个摊点购买。那速度，不亚于“刘翔第二”。站站如此做法。回程时亦如此。这样，出一趟差来回可买到20来个不用粮票的烧饼，全家可吃两三天。这不就相应提高了粮食定量吗？

　　
　　当年的粮食不够吃，是各行各业的普遍问题，绝非某一家庭“个案”。驻省会保定的河北省戏剧学校（今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前身），师生要练武功，要排戏，这不仅是个辛苦活儿，而且是个体力活儿。师生吃不饱，练功排戏就没劲儿。时任省长刘子厚爱看戏，特别偏爱河北梆子，他经常去戏校看排练、演出。1964年某月的一天，刘省长看戏后与师生座谈，大家反映的主要问题是定量低，吃不饱。刘省长当场表态给师生增加定量。很快，省粮食厅就决定，男教师、学生每人45斤，女教师、学生每人37斤。这么高的定量，戏校老师们一直享受到90年代初粮票取消。
　　国家总理也关心演员粮食定量的问题。1961年6月，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香山召开期间，6月22日，周恩来总理请30多位演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做客。用餐时征求演员意见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金迪（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扮演孔淑贞）快人快话，说“演员生活困难，吃不饱，有的演员太瘦，拍戏时嘴里含着棉花团”。周总理听后向在座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告诉长影，要改善生活。”不久，长影厂演员的定量每月增加到38斤，还能吃到大米。这是金迪发在《文史精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记述的。
　　改革开放后进入新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好转，河北戏校教师们这么高的定量，多数人用不完，有时就用粮票换鸡蛋（到居民区卖鸡蛋的都是农民，他们没有粮票）。因我也在这里工作，有的老师见我家定量总不够吃，就不时帮补一些，解决了大问题。一直到1983年我到县里工作时，全家定量仍不够用，县里的一位同志知悉后，慷慨地送给200斤粮票。当时粮票社会上0.20元一斤，200斤粮票可卖40元，给他钱他说啥也不要，只说“家在农村不缺粮”。至今我还欠着这笔人情账。
　　我辈如此，名人也不例外。读过著名作家何申的大作《粮票的故事》，他在文中说，年轻时为了找对象，他煞费苦心地积攒了60斤粮票，对象方搞定；而为了吃饱饭，竟想推掉哲学课教员之职，改行到食堂做炊事员。粮票不仅影响到婚姻大事，而且一时还改变了一个人的职业，你说粮票的威力大不大？
　　
　　偷偷磨点儿面被查受罚
　　
　　“统购统销”年代，粮食是绝对禁止自由买卖的，如有违犯，轻者受罚，重者有刑法伺候。当年的粮店、蔬菜门市，一律为国营，70年代整个石家庄市区共有54个饭馆（店），也一律是国营；私营了，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割无疑。这样，买粮只能带着粮本去国营粮店；在外边吃饭，也只能拿着粮票到国营饭馆（店）。当时也有少量的不用粮本的高价粮，不用粮票的高价饭，因比平价高出许多倍，问津者寥寥。
　　我家的定量不够吃，是长期性的，靠着出差路过车站买不用粮票的烧饼，只能偶然补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就得另辟蹊径。
　　70年代中期，听说河南省黑市上有卖高粱的，不用粮票，价格不是太高，只比平价高一些，感到这是一条出路。有一天得知省直某剧团到河南演出，老伴就委托一位演员给买点儿高粱回来。这位演员为朋友办事非常认真，演出休息时，左打听右打听，果真找到了偷偷卖高粱的小贩，当下就买了二三十斤。
　　剧团演出归来，当那位演员将那二三十斤高粱送来时，全家人的感激话说个不断。
　　有了高粱粒，如何磨成面却成了问题。因为偷买私粮是违法的，偷磨私粮面同样违法。老伴听说石家庄南郊区有个村可磨面，就用自行车驮着那二三十斤高粱去郊区，费了许多口舌，郊区农民朋友最终给磨成了面。老伴也像完成了一桩神圣的使命，用自行车驮上高粱面一路凯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老伴驮着高粱面返回时，路上被“有关部门”卡住了。问：“驮的什么？”答：“高粱面。”问：“在哪儿买的？”答：“不是买的，是在村里磨的。”“城里人私自来磨面不行，扣下，罚款！”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老伴很镇静，她已有思想准备，想到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便苦苦哀求，并寻机到小卖部买了一条烟送上去。有了“行贿受贿”，自然就放行了。
　　我估计那条烟也就是两三块钱那种档次的，因为当年科级、处级干部一般都抽两三毛钱一盒的烟。不过，对老伴来说，两三块钱代价不算小，这是当时二三十斤高粱的价值，也是她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这件事的始末，当时老伴没对我说，她知道我从不敢做违背政策的事，怕我熊她，一直瞒着，几年后在一次闲谈时才偶然道出的。我听后，只是默默地感佩老伴在全家生活困难时的非凡作为，自然不会再说什么。
　　
　　
　　下乡搞运动首先要带足零粮票
　　
　　时兴粮票的年代，到本省范围内出差，带本省粮票即可，而到外省、区、市出差，必须带全国通用粮票。方法是拿着粮本到粮店去换。换多少斤粮票，粮店在粮本上注销多少斤定量，等于购粮了。与购粮不同的是只是不用交钱。有时换全国通用粮票还受限制，就得反复说好话，述说外出的时间长云云。农民没有粮本，离家外出换粮票，需有生产大队证明，证明外出去哪里，干什么，多少天，然后背着粮食去粮店换。
　　如果是个人去出差，一般是自己拿着自家粮本到粮店换粮票；若是集体下乡搞运动，组织上会统一给办理粮票，还都是有斤有两的零粮票。因下乡必须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入户吃“派饭”，一天换一户，必须使用零粮票。
　　我从大学生时代到毕业后参加工作30年间，下乡搞运动和开展什么工作，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前后不下六七次。每次下乡前，首先要准备的是粮票，组织上按个人的定量，提前将零粮票发给本人。
　　1960年冬至1961年春，我作为南开大学一年级学生，和同学们集体从天津到河北临城县搞“整风整社”（根据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当时农民（社员）吃公共食堂，理论上农民的标准口粮是每人每天4两，但实际上根本吃不到这个数，而我们必须按规定每天交生产队4两粮票。天津大学生的定量每月是36斤，每天平均1斤2两，下乡根本用不完，所以每人都存了不少粮票。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到毗邻驻地不远的京广线镇内车站买红薯面饼子吃。这种饼子形状如鞋底子，2两半粮票一个，花半斤粮票买两个，当场几口便干掉。但这是违规的，背离了与农民“三同”的纪律。这实属饿急生智之举。因每个人都在挨饿，人同此心，彼此彼此，所以直到运动结束也无人揭发。“三年困难”时期天天挨饿，下乡的大学生反倒节余了粮票，这也算是困难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1964年上半年我已是大四学生，又集体到河北省抚宁县搞“四清”（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其内容是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因此时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已解散了3年，所以这次是入户吃“派饭”，一天换一家。我们4个同学驻抚宁县杜庄公社赵庄村。这个村民风朴实，待人热情，家家不怕吃，顿顿吃得挺饱。这是我历次下乡中唯一能吃饱的一次。每天吃完饭，放下1斤2两粮票和几毛钱，户户如此。从无人谦让，因这是制度。
　　1965年华北地区闹旱灾，这年秋天我刚参加工作后，即随河北省直抗旱大军开赴农村抗旱种麦。当时省会还在天津，我和省文化局、省新华书店的两位同志坐火车从天津出发，到衡水专区后被分配到衡水县吴杜村（现已划归衡水市）。抗旱种麦是个力气活儿，天天组织社员打井、开渠、担水，非常劳累。这时我已是国家干部，粮食定量每月29斤，出发前单位给准备了一个月的粮票。入村后也是吃“派饭”，一天换一家。
　　按说，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已度过，这个村还有制作毛笔的副业，吃饱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实际上这个村大多数家庭都很穷。早饭一般都是一小碗高粱面粥和一小块儿高粱面饼子，菜是临时到地里擗几个萝卜叶。午饭、晚饭的主食仍然以高粱面为主。主人每顿饭都准备得很少，所以不忍多吃，更不会吃没了再要。天天就这么凑合着。不过，每天交户主1斤粮和几毛钱，不能有一点儿差池，这是铁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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