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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根胡同串子 2016-06-14 12:51 我出生于1970年，小时候住红桥。确切地说住东大地，东大地粮店就在我家胡同口北面儿。 记得那时候粮店卖的品种少，主要是米和面以及粗粮。去粮店买米、买面要拿着钱、粮本、粮票、面袋和绳子。粮票是按月、按家庭人口发放，每月粮店的工作人员会选择在住房相对宽敞的居民家里发粮票，大家闻讯后都会拿着粮本和图章领取，粮票夹在一个黑皮儿的大本儿里，本儿的一侧用一只宽宽的皮筋勒着，翻到你家那页，粮票已经夹好了，核对盖章后就能领走。 粮店里的米和面放在两个大木柜里，木柜外沿儿挂个铁皮做的大漏斗儿，漏斗儿和木柜有合页相连，两木柜之间架着秤。我最爱看售货员往木柜里倒粮食——先拆开封口的小线儿，拆这封口线儿不用剪子不用刀，只要找对线头儿，两只手左右一拉就开了。然后把面袋往柜子的边上一搭，半袋面已经倒进柜里，最后揪住袋子的两个底角，呼噜一下另一半面也进柜了，这还不算完，倒完粮食还得把口袋翻过来，两手伸进口袋一撑一撑的，发出“嘭嘭嘭”的声音，把口袋抖干净，一点粮食不浪费，而且手法娴熟，极具观赏性。 买粮食时要先在小窗口开票，交完钱和粮票，还要记粮本（核实是不是本粮店辖区居民）。随后就拿着口袋在漏斗儿下端套好，准备接粮食，售货员拿个铁制深斗儿簸萁一撮，放在秤上，这就八九不离十了，手里拿个小圆撮子，用来添减粮食。称好了，售货员稍往前探身儿，将大铁簸萁来个九十度转弯，面粉就倒了进漏斗儿，售货员怕有粮食残留在簸箕里还会磕打儿几下。 那会儿姥姥会自己做鞋，鞋底是用很多层碎布用糨糊粘在一起制成（好像这个操作叫“打袼褙”，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袼褙”晾干后就可以铰成鞋底的形状，开始衲鞋底了。姥姥每次要调糨糊的时候，就会让我拿着小簸箕和扫帚去粮店，把粮店里边边角角上的遗洒面粉收集利用。 那时候居民口粮不仅定量，而且是定点的。买粮食不仅需要粮票，还要记粮本。粮票分粗粮票和面票。粗粮票只能买粗粮，不能买细粮。面票是全能的，粗粮、细粮都能买。买米就要凭粮本了，不论粗粮还是细粮，都是一斤票买一斤粮。家里收入少的，子女多的，就会把面票换成粮票，一斤面票可以换二至三斤粮票，这样就可以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 后来有些家里粮票富裕的，就会把多余的粮票拿出来买卖，或者是换鸡蛋吃。那时候经常有农村妇女提着篮儿到胡同里换鸡蛋，换鸡蛋的妇女也不声张，但谁都知道她是干嘛的，想用粮票换鸡蛋的人家就会把她叫进屋里“暗箱操作”。再后来有自由市场了，市场上卖日杂的摊儿大都接受“粮票结账” 大家也不那么遮遮掩掩的了，谁家没换过钢种盆、塑料浅儿啥的！ 养鸽子的人也买粮票。粮票交易的地点主要集中于朝阳门、东直门、龙潭湖、官圆等几个鸟市。 那个年代关于粮票的故事太多了，邻里间借粮票是经常的事；中央领导人下基层调研自带粮票；丢粮票比丢钱心疼；我初中的班主任经常用粮票接济借读生；换到全国通用粮票如获至宝；粮票难倒英雄汉…… 没带粮票抓瞎的事儿我还真赶上一回 。我刚上小学的一年暑假，大舅带着她闺女和我去故宫玩，溜达了多半天儿，后来到东单附近吃饺子，不曾想大舅找遍全身也就找到了几两粮票，一盘饺子瞬间已化为乌有，小时候很少在外面吃饭，就觉得外面的饭菜比家里香多了，几个大馅汁浓油多的饺子下肚只能更增加饥饿感，馋虫勾出来了可真难受。在同一桌吃饭的是两位解放军叔叔（当时拼桌吃饭很正常），他们看出来我们“缺少弹药”的情况，主动把几两粮票赠送给了我们，大舅千恩万谢了人家，新端上来的饺子大舅一个没吃，全让我和表妹吃了。 粮店收回的粮票还得进一步处理，就是把相同金额的粮票贴到报纸上，然后用红墨水毛笔划了，以免重复使用。那时候换工作、上大学、搬家都得转粮食关系，粮票简直就是百姓的命根子。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粮店售粮也自动化了。粮店里的面柜不见了，换成了一人多高的机器。到窗口交完钱和粮票后，售货员会让你在机器的出粮口下撑好面袋，然后他一按电钮，粮食就会准斤足两地落在面袋之中。可是那时技术不过关，经常出错，好像没过多久自动售粮的机器就取消了。 时至今日，我们日子过好了，粮食随便买，品种也应有尽有，粮票早就退出我们的生活，国营粮店也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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