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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又被称作“有苗”，是上古时期的一支部落族群。 据《山海经》记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可见，三苗族群或在西北或在南方，都不在传统的中原地区。但奇怪的是，远离中原的三苗国，却频繁与中原政权爆发战争。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尧战于丹水之浦。舜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三苗和中原的战争持续了尧舜禹三代之久，舜帝甚至还死在了南征三苗的路上。直到大禹继位后趁三苗内乱又遭受天灾，才彻底攻克三苗国，此后，“三苗”这个称谓从典籍中消失。 那么三苗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尧舜禹继位后第一件事都是要不遗余力地远征三苗呢？ 先秦典籍无一例外的都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于“三苗作乱”，尧舜禹三帝都是奉天伐罪，但这个理由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三苗并非尧舜治下臣民，不存在“作乱”一说。 尧舜禹时代，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近些年考古发现的山西陶寺遗址也证实了是尧帝的都城，甚至到夏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也都未脱离晋豫两地区域范畴。这都说明，从尧帝到大禹，都是与长江流域没有直接利益纠葛的。  而三苗国的核心区域则在“左洞庭而右彭蠡”，也就是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带。考古专家在江汉平原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续的石家河文化遗址，证实了三苗活动区域在长江流域，其时间跨度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对应的刚好是尧舜禹时代，但却不是同一文化类型。 换言之，在满天星斗的华夏文明起源中，三苗和中原集团是并行产生和繁衍出来的两大文化，自然也就不存在谁衍生出谁，或者谁是君谁是臣的从属关系。 不过，在石家河文化结束后，江汉平原一带出土的陶器突然变成了粗圈足盘、盆型鼎，文化面貌与石家河文化差异明显，但却与夏文化较为接近。  很显然，石家河文化是被外来文化直接终结的。结合史书记载，我们很容易想到对应的历史事件正是大禹对三苗的毁灭性军事打击，最终导致“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开头的疑问，战争的起因是什么？ 上文已述，晋豫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尧舜禹时期的统治区域，其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自然是龙山文化。但奇怪的是，以河南南阳为中心的豫西南地区却出现了屈家岭晚期文化占据主流的情况，甚至就连更北的郑州大河村遗址也出土了具有明显屈家岭文化特征的遗存。  这意味着，在三苗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前，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中原区域，并且有继续北上的趋势。这或许就是史书所指的“三苗作乱”，迫使尧舜禹起兵征伐。 如此看来，“征三苗”似乎是三苗有错在先，北犯了中原政权的领地。但如果我们继续深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特征，就会发现墓主拔牙、头骨变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习俗，即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蚩尤所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呈现了继承关系。  《尚书郑注》曾考证，“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居于两裔者，为三苗……尧兴又诛之，舜臣尧又寂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同样，在苗族世代传唱的古歌《格蚩尤老》中，有这样一句“先祖居住在大河（指黄河）边，首领是格蚩爷老（蚩尤）。战争中格蚩爷老被杀，余族被迫南迁到大江（指长江）边。后来战争又起，又被迫西迁进川贵黔大山中。”  如果我们把这两者串联，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三苗是蚩尤族之后，在蚩尤战败后，三苗南退至长江，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息，三苗族群再次壮大，并越过长江重返中原。这直接招致了尧舜禹的军事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伐三苗是炎黄战蚩尤的延续。 而原本漫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不断的战争与融合中，炎黄和蚩尤后裔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族群：华夏族。当代即有不少学者呼吁，将蚩尤与炎帝、黄帝共同确立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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