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喜欢写字的人来说，写字无疑是快乐的。看着一个个字，因为自己的调遣和组合，而呈现出别样的意味，让人或感动，或愤慨，或有所思，或有所悟，那种成就感和成就感，是旁人难以体会的。那时，人甚至极易犯昏，以为自己多么厉害，文字的力量多么强大，似乎“兴邦”或“丧邦”，都不过三五几句话，一席笑骂中。 古代的文人，大多如此。张载的“横渠四句”最为典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则他所说的，是宋明理学的宗旨，但也不妨看成他先生的心志。心志虽大而美，效果却实在是”大得不突出，美得不明显“。  当然，也有觉得万念俱灰的时刻。伤感、失落、悲观甚至绝望。脑袋空茫，身心萎靡，生活，似乎只余下了灰。厌倦一切，包括文字，甚至害怕了与文字的沾惹和接触。哪怕是过去曾引以为豪的。那时，人又极易哀叹自己的脆弱，单薄，文字的渺小、无力。倘若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恐怕多半会”悔不当初“。“百无一用”的感叹，往往生发于这样的时刻。 百无一用的，是书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人。 前些年，就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感觉到写诗的无用。一个人总做无用的事，是容易生出绝望的。徒劳而无意义，会让人渐渐厌倦了自己。所以，当别人再提自己那些所谓的旧事，成绩或荣耀，都不由脸红。虽然事实上，也还偶尔弄些应景的分行文字。有时，出于真情的涌流，也还会写些仅供私人阅读的所谓的诗，但已经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在写诗，不会再觉得自己的诗，能用多大的意义和作用了。 “5.12”大地震后，看到了很多人的激情，或诗歌，或文章，记录灾难，表达悲悯或愤懑。照理，也该记录一下，但至今没有什么像样的。灾难太巨大，近10万条人命面前，再了不得的文字，也是无用的，再饱满的感情，也是无意义的。甚至，再怎样宏大的胜利，也毫无胜利可言。灾难已经发生，逝者已逝，再怎样的抒发、表达和记录，都不过是活着的人，表明自己还在活着的一种方式。倘若再美化和虚饰，则更是耻辱。阿多诺曾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种耻辱。那正是基于他的疼痛和警惕。  这并非为自己开脱，或要针对什么具体的人事。我只是想说文字的无能和无用。我只是想说，操持文字的人，经常都会有的那种无力感。 大悲无言，至哭无声。在真正的伤痛面前，言语和哭泣，恼怒或咒骂，这些形式的东西，都不可能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和感情的本身。骆宾王有一枝如椽大笔，仿佛可以横扫千军，但那慷慨激昂的檄文，只博得则天女帝的粲然一笑。“斗酒诗百篇”的李谪仙，妙笔仿佛可以生花，但在清醒的杜甫看来，那“千秋万岁名”，还是抵不过“寂寞身后事”。想通过文字，去影响或改变，摒弃或挽留，那不过是痴人说梦，或诗人写诗——在梦中，自我是可以相当地庞大，而在诗中，诗人也大抵可以犯些昏。比如说，以为靠几行诗，就可以留得美人醉，或抱得美人归。这实在是文人的通病。 然则，梦总有醒的时候，诗也有完的时候。而生活，还得继续。在残酷而沉重的生活面前，文字依然是单薄的，轻飘的，甚至无用的。它甚至抵不上某个官员的一声轻咳，或者某些商人兜里的几张大钞。据说，海子生前，穷困之极，曾到一酒馆，向老板乞求，想朗诵几首诗，换一杯薄酒，最终，他是被老板羞辱着哄出了门。而此后不久，年轻的诗人就在山海关的铁轨上，把自己的生命写成了绝唱。 说到底，文字不过是文字本身的事，再优秀的表达，也不过是表达，再犀利的批判，也不过是批判。费尔南多·佩索阿说：“一个荷马或者一个弥尔顿能做到的，不会比撞击地球的彗星更多。”倘不知道佩索阿，但下面这话，我们应当是熟悉的：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尽管他老人家的文字，是锋利的，有力的，如匕首，似投枪，但他依然清醒：“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尽管此时，我也如他老人家那样清醒着，但到底还是在写着。面对这庞大的世界，这空茫的生活，面对这漫长的岁月，这脆弱的生命，面对着自己沉重的肉身，痛苦的灵魂，最终，还是只能用这些无力的文字，表达着文字的无力，只能用这些不能改变或影响，摒弃或挽留的话语，痴人说梦般地表达着自己的呼唤和期冀，就像堂·吉诃德——在一篇文字里，我把他称作堂郎，类似那伸展双臂，想要挡住大车的螳螂——用锈蚀的长茅，对阵巨大的风车和魔鬼。 这是多么无奈、悲哀的事！ 而更为悲哀、甚至让人疼痛的是：除了文字，我还能有什么慰藉呢？除了写下这些，我还能到哪里去？可怜自己，身无长技，这么多年，也不曾找到一个能真正安抚疲惫身心的处所——我，我们，还能去向哪里？在我们生命的前方，是怎样的澄明之地，或绝望之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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