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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个多月来，连续有几家刊发诗歌的平台杂志，约我写点关于时下的诗。我都表示感谢，回绝了。 有所不能。 仍然有许多朋友热心地将某些诗歌转过来，我都认真读。诗大致有两类，一类积极向上，一类回归内心。写诗的人大致也有两类，一类吃文字饭，一类只是业余所为。作者介绍也有两类，一类各种级别的领导，各种奖的获得者，一类只是写诗的人，有的甚至连介绍都没有。 有的诗还在，有的诗删了。 写到这里，看看窗外，云湮星隐。但只要有光，总会透出。 02 晚饭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翻读了上百种文学史，作家传记，诗歌评论。对古代的现实主义诗歌，无一例外，都给予了高度褒扬。 我在这里不引述任何一本书的此类褒扬文字，是怕引起读者误解，认为我只是就这一段引用的文字得出这结论。事实是上百本书，无一例外。读者若有兴趣，可以找出任何一本包括小、中、大学的教材在内的书，谈及古典文学，均对现实主义诗歌给予高度褒扬。而那个现实主义，均不包括台阁体文字，在所有课本里选录的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中，找不到任何一首台阁类的作品。 杜甫三吏三别名贯古今，《石壕吏》入选中学课本。可以设想一下，杜甫如果是站在石壕吏的立场角度来写这首诗，这首诗会是什么样子？他还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假设他是站在朱门的立场角度上，来写同样的事，他该怎么写、写成什么样？ 所有诗歌，以及文学，其本质的东西，是共通的。 03 两个多小时重温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历史，之后，又用两个多小时重温了南北宋的两场著名诗歌案件：乌台诗案，江湖诗祸。 两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时期，精华如此，糟粕亦如此。 北宋时的那一个著名诗歌案件：乌台诗案。因为主角是苏东坡，在中国诗歌史及中国文祸史上，都是鼎鼎有名。各类古典文学读本中多有介绍，网上也能查到。 简单来说，就是苏轼写的文章和诗，被人检举，说他是通过文字来讪谤朝廷、宣泄不满。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御史台受审，御史台衙门内遍植柏树，人们习惯上将御史台称为柏台。柏树上常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于是柏台又常常被称作乌台。 乌台诗案，由此得名。乌鸦躺枪，无辜地占得此案首字。 被罗织成苏轼“谤讪”之罪的诗文，共有六十多处词句，我在下面抄录几首：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村绝句·之二》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绝句·之四》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和述古冬日牡丹·之一》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赠孙莘老》 四首诗中，第三首是纯粹的咏物诗，第四首是赠友诗，咏物诗中稍稍有点哲思，赠友诗则有些人情凉薄、遗世独立的感慨。前面两首《山村绝句》，确是写到时事，按苏轼自己的供述，是影射到了当时宋神宗力推的新政盐法和青苗法。 咏物诗若没有点哲思，便只是画像，不耐吟读。写诗赠人，岂能没有感慨。两首写到时事的诗，都只是苏轼将他看到的真实情况，用诗的形式记录下来。 对给苏轼罗织罪名的人来说，诗中是不是有哲思、感慨，是不是真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哲思、感慨，以及真实写照，都没有讴歌神宗皇帝的赫赫圣威，都没有对当时时政的欢欣鼓舞，反而借事指陈弊端，借感慨发表牢骚。 在当时的一片强兵富国、形势大好中，苏轼的指陈时弊、发表牢骚，便是罪过。 由此，乌台诗案兴起。由此，苏轼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也写下了一路的诗歌，为后世留下一段段诗坛佳话。 但我们每一个后世读书人都知道，这不是苏轼的耻辱，这是那个时代的耻辱。这也不是当时所宣称的铁案，苏轼诗歌的价值，在每一个国人的心里，不是那个落满乌鸦的地方用宣判书的方式，就可以盖棺定论的。 乌台之外，有人心；人心之外，有天道。 04 稍稍知道些古代文化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古代的朝廷，绝大部分政府职能，都集中在六部的手里：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苏轼一个人，就当过三个部的一把手：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未到职）。他已经是那个朝廷之中，最大的官之一。 我有一套完整的《苏东坡全集》，以及几十本有关他作品的书籍。苏轼一生著述，可谓洋洋大观，其中工作性的内容也不少，但包括他的工作性文稿，他被人极口称道，以及种种选本中选入的，基本上都是关注时事，以及发表感慨的。他关注时事的视角，也都是站在小民的立场角度上，他从来没有奉劝小民，站到更高的立场上去理解顺应当时的神宗新法。他的牢骚也都来自内心，他当时的影响力遍及天下，但他从没自我要求主动往庙堂之路上带领。 上千年来，这位居庙堂之高的诗人，以其赤子之心，召唤着一代代后世读书人。 据说，苏轼临终之前，他的三个儿子在床前垂泪，苏轼说：“哭什么？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必不会坠入地狱。” 一生行事，不作恶。 05 平心而论，宋代是自秦以来，整个帝制时代中，对知识分子（文人）最友好的一个朝代。整个南北宋加起来三百多年，很知名的文字狱并不多见，并且很快都能纠正，死人也极少。 但分处南北宋的两场文字狱，却代表了中国文字狱的两种形态，也大致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两类文人的命运处境。 说两类文人，是以他们的境遇地位而论的，并不是说他们的价值观相背离。凡是能够被罗织到文字狱中的文人，价值观大致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写出了当朝所不喜欢的文字，都是让当朝疑神疑鬼、又羞又恼。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豢养的御用文人，他们才真的与文字狱中的文人是两类人。那些被豢养的文人很少进入文字狱，也许，他们的文字不配与文字狱中的文字相提并论，也许，他们写出的文字本就谈不上文学。 这是有史为证的，古往今来，御用作品乃至于圣上亲自撰写的作品，绝少能够进入文学史，绝少能够被读者所热爱，古往今来诗歌写作数量第一人乾隆先生，他的作品就很难被人记得或者提到。 北宋的乌台诗案当事人苏轼，身历三部尚书，高居庙堂之上，却从未忘却小民，他的诗，也直面民生。他给我们提供了身在高位、依然不能摆脱文字狱的例证；也让我们对宋代的宽松文化风气有直观的认识：文人不唱赞歌，依然可以走上三部尚书的高位。 但世上写诗的人有那么多，更多的诗人走不到高官的位置，甚至于小官也做不成，最多能混迹到公门中吏的位置，万千诗人，终生只能沉沦于红尘烟火之间，终生只能是一介布衣，一介草民。他们无权势、无公职，每日碌碌，奔忙于柴米油盐间。同时，他们也有一颗写诗的心，也写出了笔下千般变化、摇曳多姿的诗篇。 在历史上，直至今日，这样的草莽诗人，仍是诗界的大多数。 来于江湖，长于江湖，吟咏于江湖。既不仰食庙堂，也不赞美庙堂。然而，文字狱的罗网，也从来不曾远离过不赞美的他们。 南宋的江湖诗祸，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06 南宋的江湖诗人，实际上从头到尾，也没有与庙堂背道而驰的意思。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指斥朝政的内容。当然，他们大都是卖文字甚至卖力为生，自食其力，也没必要去赞美庙堂。
江湖草莽之间，诗歌的风雅让他们相互知名，但大多并不相识。书商先后刻印《江湖诗集》多种，江湖诗派的名字由此而来，并不是这些主要是散处江南（不是现在狭义的江南）各地的诗人自己取的名字。他们的诗歌合在一起，以及偶尔的聚会，也基本上只是诗艺的交流，以及性情的互通。他们的作品充满红尘烟火气，以致让庙堂之上的名家们斥为“尘俗”。尘俗的他们，大多并不关心朝廷大事，眼界主要集中在身周的生活中，作品也主要是写这样的尘俗生活。 但只要是与生活有关了，就无法不与现实见面，只要与现实见面了，就无法不有自己的认识和评判，只要有以上这些了，就算提供了可以罗织罪名的条件。手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文字狱高手们，就可以施展手段了。 几乎是同时代的南宋文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中，记载了这场江湖诗祸的原委： “宝、绍间（宝庆、绍定年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景建，布衣也，临川人，竟谪舂陵，死焉”。 景建是曾极的字，曾极也是两宋的两场诗祸中，唯一死于诗祸的人。不过细究起来，他也只是死于贬谪之地，并非直接处死。所以我才认为宋时的这两场文字狱，虽然在中国文字狱中很有代表性，却也是历史上所有有些影响的文字狱中，处置最轻的。大宋是中国历史上皇帝血脉传承时间最久的一个朝代，并且传统文化登峰造极，有其原因。 曾极这首让他直接被贬间接送命的诗，标题是《寄陈正己》，全诗如下: 扊扅深闭断经过，倒摺尘编且卧痾。 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 吟成楚些翻愁绝，鬓染吴霜奈老何。 心铁正坚思急试，忆君中夜起悲歌。 无论怎么读，无论怎么解释，这首诗也只是格调低沉、牢骚多些而已。不得不佩服那些文字狱工作者们，居然将之罗织成“影射时政”的“谤讪罪”，一个诗人的生命，就在这个罪的处罚中悄然逝去。 江湖诗祸的其他诗作，也大致如此，后世作者曾将他们获罪的作品与所得的罪名一一对照，在多部著作中做过多番详细研究，结论均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及与不及，即不是诗人判定，也不能由作品证明，唯一的准绳，只有诗祸制作者的嘴巴。 北宋的三部尚书苏轼，与南宋的江湖诗人，时间相隔百余年，职位相差天与地，都因为笔下的诗，进入同一的狱。 苏轼的庙堂之高，让他无法不对时政有所反映，他的下狱，只是因为他的看法，不是庙堂之上的人所喜欢的。 江湖诗人的江湖之远，实际上让那些诗人们，对时政并无多大关切，他们只是真实地抒发自己的感情，然而，他们所抒发的感情，也不是庙堂之上的人所喜欢的。 于是，他们殊途同归。 只是，无论是诗人自己，还是给他们罗织罪名的诗祸制作者，在当时，都没有想到，为诗人们招来罪祸的诗歌，却给了他们永远的荣耀，照亮中国的诗空。 07
写这篇稿子，付出了很大的精力，用足了三个深夜，大量翻（复）阅各类文学史、评论集，以及苏轼和江湖诗人的作品集，也对本文的内容反复涂改、重写。最终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完整表达了我的思想。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忧时与否，在做出表达的时候，可以纡曲，不可昧心，这应该不算过分的苛求。 苏轼完全可以不对盐法和青苗法发表真实看法，以他的才华，把那几首诗往相反的方向写，不是难事。但如果那样做了，他就不是苏轼，他临终时的“我平生未尝为恶”，也就不会引起后人的垂泪，共鸣。 搁笔之时，打开窗子看看，九霄之上的那片天，就曾经笼罩在两宋的上方。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三日深夜起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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