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诗包括庙堂诗、楚歌诗、四言诗、杂言诗及五言诗，其成就不及乐府民歌。现存楚歌诗、四言诗数量较少，庙堂诗及五言诗数量稍多，其中楚歌诗和五言诗中有些作品写得较好，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则标志着文人五言诗进入成熟阶段。
第一节
庙堂诗、楚歌诗、四言诗及五言诗的产生
一、庙堂诗
庙堂诗属于郊庙歌辞，是为帝王祭祀活动而作的，录在乐府，皆出文人之手，旨在颂德，典雅而少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房中乐》和《郊祀歌》。前者是唐山夫人所作，为楚声，其中一些歌辞近乎楚歌，有的在内容与构思上，明显受楚骚影响，但总体上受《雅》、《颂》的影响较大，四言句式多，格调高严，规模简古。
《郊祀歌》共19章，是由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共同完成的祭祀组曲，风格并不统一。有的源于《颂》体，如《维泰元》，通章四言，淳质古雅。更多的是源于楚骚，如《练时日》，整章三言为句，若缀以“兮”字，则与骚无别。诗的前半部分写请神、降神，神灵联袂而下，飘飘洒洒，壮丽辉煌，纯是《离骚》、《九歌》笔意；诗的后半部分写祭神、娱神，神灵坐瑶台、享祭品、悦五音、观女乐，铺陈设色，极似《上林赋》末段写天子游乐。这类诗大抵祖述楚骚，又兼采赋法，用词古奥，意旨幽深，流丽宏博，当时人已经难以读懂。
二、楚歌诗
汉代帝王是楚人，好楚歌，故楚歌盛行，诗人抒情，多用楚歌，楚歌流行之初，与音乐关系颇密切，后来逐渐与音乐脱离，不待吟唱而体近楚骚。今存楚歌诗不多，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刘安的《八王操》、刘旦的《归空城歌》、刘胥的《欲久生歌》、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等。这些诗歌大都感情真挚，慷慨悲怆。其中《垓下歌》、《大风歌》和《秋风辞》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三、四言诗
汉代崇儒，《诗经》备受青睐，其四言体式，颇为文人宗范。汉人四言诗大体有两类：一类体近《大雅》、《颂》，属颂美功德的庙堂诗歌；一类体近《小雅》，是刺时怨伤之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傅毅的《迪志诗》等皆属后者。这类诗虽有新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的情感体验，然艺术上缺乏创新，又多训诫说教，算不上优秀作品。其中韦孟的《讽谏诗》长达109句，被称为“四言长篇之祖”（谢榛《四溟诗话》），但篇幅冗长，缺少兴寄。迄至东汉后期，儒学衰微，四言诗方得换新颜。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朱穆的《绝交诗》和仲长统的《见志诗》。朱作是他与势利故交刘伯宗绝交之作。诗中他把刘伯宗比作“填肠满嗉，嗜欲无极”的鸱枭，口诛笔伐，义愤满膺，已近魏晋风情。仲长统之作颇有庄子的境界，崇尚至人、达人，主张“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启魏晋旷达、玄虚之风。
四、五言诗
五言诗是社会生活和语言不断丰富发展的产物。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人们思维的日渐精密，语汇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审美水平也越来越高。面对新的变化，四言诗因不便于单音词与双音词的灵活配合，节奏又单调、呆板，而变得难以适应。于是五言诗渐渐萌生。
五言诗的产生经历了从杂言到民间五言，再到文人五言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早在秦代，民间歌谣中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长城之歌》。西汉前、中期的乐府民歌中，也杂用了一些五言。最迟西汉成帝时，民间完整的五言歌谣已经形成。至于文人五言诗，传为汉初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所作的五言诗确不可信。不过，西汉前期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歌，如高祖戚夫人作的《戚夫人歌》，全诗六句，五言占四句，武帝时李延年作的《李延年歌》，六句中五言占五句。
最早出现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歌咏的是缇萦救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这是他有意模仿乐府民歌之作，“质木无文”（《诗品》）。稍后有张衡的《同声歌》，东汉末有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刺世疾邪诗》、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等。这些作品都热衷于表达个人的内心体验，多数有作用之迹，用意稍切。其中《羽林郎》和《董娇娆》是较优秀的作品，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很明显。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又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从此成了专称。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大体创作于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时。其时正值儒学衰微之时，旧有的道德原则失落，主体意识觉醒，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来。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文治武功、畋猎游乐、宗庙祭祀等文学题材，现在逐步让位于与文士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和生命感受等。因而《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其内容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及时建功立业的壮志。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修齐治平建功立业，本是儒家强调的积极入世之道，而在这里，它染上了文士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悲伤色彩。他们意识到了物有盛衰，感叹人生短促，于是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甚至露骨地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第二，表现追求幻灭后心灵的迷惘与痛苦。有《青青陵上柏》和《明月皎夜光》二首。前者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那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世界，并不属于他。“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他感到失去了人生的归宿，前途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愤懑。后诗则写对友情炎凉、人心不古的愤慨，隐含着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在共同利益的争斗中，一些文士标榜气节、忠义，而当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展开竞争时，旧谊便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诗人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在复杂变态的人际关系中顿显虚妄。
第三，表现对个体生命的唯物认识和新的人生选择。有《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三首。现实政治的黑暗，世风的浇薄，旧道德原则的崩溃，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建功立业传统价值观破灭之后，诗人转向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新思索。《驱车上东门》将个体生命放在永恒的宇宙中对比思考，作者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弥足珍贵与短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不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从一介草莽到贤哲圣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短促有限的，这种认识是唯物的、正确的。由此诗人又超越旧有价值观念，对人生作出了新的抉择：“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也有同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代来兹？”及时行乐、追求现世享受，这种价值选择虽然有些消极，不够健康，但是它是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的生命冲动，是人的主体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无外在功利性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有着积极意义。
第四，表现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苦。除上举八首外，其余的十一首都属此类。这类诗歌的产生，大体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一些中下层文人为寻求出路，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游学或宦游，长期漂泊在外；一是汉末的黑暗政治和党锢之祸，迫使大量文士亡命江湖。这些文士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他乡逃避政治迫害，生活坎坷辛苦，心灵孤独屈辱，十分渴望家庭、爱情的慰籍。于是抒写羁旅相思之苦，便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这些作品中除《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少量是从羁旅男子的角度落笔外，绝大多数则是从女性角度着墨的，情感表达深婉细腻，意蕴丰厚，更具艺术魅力，《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是其中最佳者。前首诗借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表现了夫妻相爱而受压抑不能团聚的苦闷。表面上字字都是写天上的情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暗示人间情事。《行行重行行》亦托为思妇之词，先写“生别离”远隔天涯的不幸，次写路远难会的怅惘，再写相思过度而消瘦的痛苦，最后以勉强的自我宽慰作结。其中“浮云蔽白日”的猜疑和“努力加餐饭”的宽慰，深婉曲折，十分贴近人物思妇心理。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所有的其他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很高。首先表现在它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上。其作者都是下层文人，他们从《诗》、《骚》和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又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其创作大都有感而发，不虚情，不矫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自然而然，由此铸就了其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的又一重要艺术特点是长于抒情。其抒情的方法灵活多变，或用比兴手法；或融情于景；或寓景于情；或以事传情，总是自然高超，曲尽其妙。用比兴手法，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有味，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等即是。融情于景，寓景于情，则使情、景密切结合，达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景语变成情语。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以生意盎然的春色美景反衬“荡子妇”孤独、寂寞的伤情，其情愈见其哀。以事传情即选择最能表现主人公情感的事件进行渲染，从而达到抒情的效果。如《西北有高楼》写一个具有建功立业之志的文士的复杂心情，就是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进行的。
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厚，是《古诗十九首》的又一特色。务求平淡，如话家常，《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如此。无须举例，读之即晓。这是诗人借鉴民歌的结果。这些诗虽然浅近，但含义丰富，耐人寻味。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使其成为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我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王世懋尊之为“五言之《诗经》”（《艺圃撷余》），可见它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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