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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浅谈

2011-03-20  昵称5TWpU
《古诗十九首》浅谈

要谈《古诗十九首》,首先应简单谈一谈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全是五言诗。五言诗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何意义?而最终经过怎样的发展才产生了《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巅峰之作呢?

一、五言诗的兴起与发展
1、五言诗的起源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从民间产生的。五言诗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远在四言诗盛行的时代,五言诗即已萌芽。例如《诗经》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这不过是四言诗中偶然杂有一些无言诗句而已,当然不能算五言诗。到了春秋末期,楚国民歌出现了《孺子歌》那样的形式,(《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现秦始皇时的《长城歌》的形式,虽然都是连句用韵,韵密而调促,而前者还带有语助词,但已经是独立成篇的五言诗雏形。及至西汉,五言的歌谣谚语越来越多,其中如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音节比较舒缓协调,是五言歌谣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以后,这种形式的五言歌谣,大量地被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它们有不少的新颖故事,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逐渐吸引文人们的注意和爱好。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诗。这便是五言诗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适应于新的内容的。汉初的四言诗本是继承《诗经》三百篇的形式,后来四言诗不能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旧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来代替它。所以东汉初年便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的大动荡,一些接近民间的文士忧生念乱,愈来愈感觉四言诗的旧形式不能适应,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就产生,而且艺术技巧日益成熟。锺嵘在《诗品序》里说过,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具体地说,五言句所包含的词和音节可以比四言句多,运用起来伸缩性也较大,所以在表达上确实更灵活更方便些。明白这一点,不仅可以了解五言诗所以兴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为作家所乐用和五言诗为什么发达的原因。
2、东汉文人的五言诗
文人的五言诗是东汉才有的,相传为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等人的五言诗都不可信,这只是前人的传闻。《玉台新咏》把《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诗“兰若生春阳”题为枚乘所作,是没有根据的。所以锺嵘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五言诗发展的趋势看来,枚乘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优美的文人五言诗。《文选》又载苏武诗四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中抒写朋友夫妻离别之情,行役战场之苦,与苏李赠别的事无关;诗中所写“江汉” 、“河梁” 、“山海” 、“中州”等语,更与苏李二人当日的情事和行踪不合。显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众多的无名氏古诗的一部分,被讹传为苏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诸书所载的苏李诗,那就更不必说了。古乐府《白头吟》的“皑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为卓文君作,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龙?明诗》)可见齐梁时人已经不相信西汉时有文人五言诗了。
由于汉代乐府民歌中大量成熟的五言诗的出现,以及五言诗表现力强、艺术造诣高等方面的原因,五言诗在东汉以后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人开始模仿乐府诗歌,并开始创作五言诗。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按流传的作者来分,可分为有主名文人五言诗和无主名文人五言诗两大类。
现存有主名的东汉文人五言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东汉时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写的一首《咏史》诗,内容是咏缇萦救父,汉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阳狱中所作。现在人们一般认为这就是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最早作品。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 锺嵘《诗品?总论》),缺乏形象性。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其后张衡所作《同声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语气,可能有所寄托。这首诗感情真挚,词采绮丽,表达技巧已有一定的进步。如“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数句,颇有乐府民歌情调,后来陶渊明《闲情赋》中“愿在衣而为领”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启发。东汉末,桓、灵之际,五言诗作者有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诗,又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五言诗,说明诗人已不满于四言的旧形式,而在试探五言新体诗的创作。《赠妇诗》叙述作者奉役离家,不得与其妻面别的惆怅情绪,如云:“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陆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以整齐排偶的语言,写真挚深厚的感情,朴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学习五言诗的技巧已渐趋熟练。蔡邕的《翠鸟》以鸟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脱世网的心情。郦炎的《见志诗》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迈绝尘的雄心壮志和贤才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别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篇末二诗,揭露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黑暗,充满愤激情绪,其第一首有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使人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万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时的共同命运。
东汉的文人五言诗之所以日趋成熟,是和学习乐府民歌分不开的。上述几首诗,无论语言风格、比兴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乐府民歌的影响。但其影响最显著、艺术成就最出色的则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娆》二篇。前者写胡姬的抗拒豪强,后者假设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捐弃的不幸命运。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乐府民歌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是乐府中的“杂曲歌辞”。它反映汉末官僚贵族、豪强恶霸对人民横加欺压的不法行为,歌颂了我国古代妇女“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的传统美德,故事情节、描写手段都颇与《陌上桑》相似。诗中极力描写胡姬服饰的豪华,有模拟《陌上桑》迹象。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显示了她的坚贞不屈的品格,这也和罗敷一样,都是民间女性中的光辉形象。诗中的故事、对话、结构和夸张的描写手法都具有乐府民歌的特色。
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主要有冒为苏武、李陵唱和的“苏李诗”和被收在《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此外,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其中《古诗十九首》代表了那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并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无法估量的艺术财富。
二、《古诗十九首》
历代文史学家,都给予《古诗十九首》很高的评价,称它为“一字千金” 、“五言之冠冕”,或更推之为“风余诗母”,视作《诗经》以后影响我国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萧统编纂的《文选》,本来只是该书汇录多篇诗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很早就脱离母体而独立,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而《古诗十九首》也就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称一组“十九首”的五言古诗。这些《古诗》大多数是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许多是入乐的歌辞。现存的汉代诗歌,“古诗”和“乐府”往往很难加以划分,就以《古诗十九首》为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把其中的“驱车上东门”和“冉冉孤生竹”列入“杂曲歌辞”;朱乾的《乐府正义》更干脆地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
1、《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历来有许多推测。梁朝的萧统已经弄不清《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故著录在《文选》里,仅称为“古诗”,归入“杂诗说”,而在齐、梁时代曾有一些传闻臆测之词。《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上:“《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 …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或谓枚乘、傅毅,故不可靠;即曹植、王粲也是揣度之词。因为从诗歌发展上看,不但枚乘,即与班固同时,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对五言诗取得这样的成就。至汉末建安中,洛阳被董卓焚毁,早已化为灰烬。曹植《送应氏》诗就描写过它的萧条景象。(“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巍然无恙,冠带往来游宴如故。(见《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除此之外,《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恭称“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见“回车驾言迈”)为《古诗》佳句。王恭是晋代人,如果此诗属曹、王之作,他不该不知道而称其为“古诗”。再者,曹植的诗受到《古诗》的一些影响,如《怨诗行》、《浮萍篇》、《游仙》和《门有万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诗》或仿《古诗》词句的地方。显然《古诗》应在曹、王之前。后人又有据“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断定这首诗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作品。(《文选》李善注谓,太初以前,仍用秦历,以建亥月(夏历十月,即孟冬)为岁首,故诗写秋景而仍说孟冬。)其实这是误解。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节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时刻,不能作为西汉时已有五言诗之证。
讨论《十九首》作者问题的大不乏人,但他们说来说去,总离不了枚乘、傅毅、张衡、蔡邕、曹植、王粲诸人,同时也没有拿出确实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所以,近代学者大都同意沈德潜《古诗源》的意见:“《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这批古诗虽不是一人所作,但风格内容大体相同。其产生的时代,先后距离必不甚远。再从文人五言诗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有关历史事实综合考察,估计《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大概不出于东汉后期数十年之间,即至早当在顺帝末年,至晚亦在献帝以前(约公元140-190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建安时代,紧相衔接,现存的建安诗和《古诗》相似的也不少,《古诗》中杂有少数建安时代的作品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古诗》中既然有许多曾经入乐的歌辞,它们在传唱中也许屡经润饰。郑振铎先生怀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时才润饰到如此完好,这也是可能的。
2、《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们反映的思想内容是很复杂的。大体说来,其中有写热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会” 、“西北有高楼” 、“回车驾言迈”三首。有写游子思妇的,如“去者日以疏” 、“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冉冉孤生竹” 、“凛凛岁云暮” 、“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八首。有写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如“青青陵上柏” 、“东城高且长” 、“驱车上东门” 、“生年不满百”四首。有写朋友交情的凉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还有主题不明确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二首,可能是指夫妇,也可能别有寄托。“迢迢牵牛星”一首,表面上是咏物的诗,实际上也是借牛女双星比男女离别之情。这是由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交相执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文人不仅得不到重用,而且随时可能罹祸,因此对现实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作品内容总是闪烁其词,或是避重就轻,因而其真实内容较难猜测。《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及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如“今日良宴会”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云:“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所有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当社会大动乱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苦闷的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他们和乐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属于中小地主阶级的文人,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或游京师,或谒州郡,以博一官半职。这些人就是诗中所谓“游子”和“荡子”。他们长期出外,家属不能同往,彼此之间就不能没有伤离怨别的情绪。这对思妇来说,就会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叹息;对游子自己来说,就会发生“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和“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赠妇诗》,正好说明这种情况。徐干《中论?谴交》篇叙述汉末游宦风气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送往迎来,亭传常满”。于是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对这一社会病态提出批评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 …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见,那时候为什么“游子” 、“荡子”会这样多;《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伤感,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荡子”或出身于太学,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较好的文学素养之士。他们的遭际是不同的,其中有遇时得意的,有不遇时不得意的,失意的人羡慕得意的人。当他们游宦四方,想着策高足,据要津,却得不到帮助时,就不免愤愤不平地感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失意者的牢骚就是这样来的。试看那时陈重、雷义互相推荐的友谊被人称为比胶漆还坚固,就可以了解诗人的心情了。他们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闷,所以一当听到动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调随风传出楼外时,不禁触物兴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而由此出发的消极情绪也会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 、“人生忽如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等想法都来了。加以东汉末年已是大乱将临的时候,到处农民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剥削阶级的每一个人。在次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环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没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华,又不禁发生一连串的纵情享乐思想:“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甚至秉烛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齐来了。
总括来说,《十九首》不论正面提出,还是托物寄意,都明显地绘写当日社会的状况——生离死别、男女怨思、友情浅薄、乘时窃位,刻画时人的心态——慨叹人生短促、纵情及时行乐、祈望服食成仙、追求传世荣名、逃避社会现实。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内容,也就是东汉末年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镜头。它们的思想情趣虽不高,却也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他的见解是对的。可惜历代不少笺注家多以君臣关系、讽谕美刺、比兴寄托来解说《十九首》,陷入穿凿附会、繁琐援引、芜杂寡要的毛病。陈祚明《采菽堂诗话》说:“《十九首》所以成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呼?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极致。”这说明了《十九首》所以能够深刻地、广泛地感动读者,是由于它能够真实的、确切地写出一个时代人们共有的情感!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点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具有时代性,真实性,写出人人“同有之情”,故能感染动人;它的写作技巧更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替后来的诗歌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1、 融情入景,借物抒情
《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达到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境界。如“迢迢牵牛星”通篇写长空寂寥、河汉皎洁的秋夜景色,牵牛、织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这是借景抒情,表现了男女离別相思之苦。又如“驱车上东门”用洛阳北邙山墓地的凄凉景色,烘托出一种悲涼死寂的气氛,从而更适宜于表现诗人失望于现实的颓废感情。又如“青青河畔草”用河边青草和园中绿柳构成的融融春色,寄托了“荡子妇”对久行不归的丈夫的思念和烦闷。这些都是把人物置于特定的环境气氛之中,用特定的景色以烘托人物的情感。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画离愁、别恨、哀伤、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连串的形容词也不会引起读者共鸣,《十九首》却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事物表达出来。如“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涉江采芙蓉”)“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从身体的消瘦(“衣带日已缓”)、容颜的衰老(“岁月忽已晚”)和实际的行动(“采芙蓉”、“引领”、“徙倚”、“垂泪”、“出户”、“入房”、“泪沾衣”)来显示久别愁思的痛苦。又如:“回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由看见的景物烘托出内心的悲伤。
2、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
《古诗十九首》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內心活动,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突出。如“西北有高楼”写士子失意。它并不抽象地写他如何怀才不遇,失路彷徨,却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的描绘,无意中流露了对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从而表明了主人公对那个闻声而未见面的人是一个旷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时的寂寥;最后希望化为双鸿鹄同她一起奋翅高飞,更表明了主人公是个如何奋发有为,而又四顾无侣的形象。又如“凛凛岁云暮”一首描写一个思妇怀念良人,梦醒后惆怅伤感的情绪。这是一个蝼蛄悲鸣、凉风凄厉的冬夜,诗中的女主人思念着她的丈夫睡不着觉。她想到天气已寒,而游子还没有寒衣,想到寄锦衾,路途又是如此遥远。想来想去,忽然笃念旧好的良人枉驾来迎,她喜出望外地想,从此携手同归,长相亲爱,这是多么快乐啊!岂料那良人“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竟自无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恼,原来却是一梦。她当时恨不得飞到良人那边。引领遥望,好像良人还走的不远。此时这位女主人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只觉得凉风拂面,蝼蛄满耳,潮水般的眼泪直涌出来,沾湿了双扉。写道这里,一个孤独无聊的思妇形象就如在目前。这样抒情叙事双管齐下的写法还很多,“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等篇都是如此。
3、善用比兴,言近旨远,语短情长
比兴是写作诗文常用的修辞手法。比,可以加深文意;兴,可以掀起联想,同样增广原文的涵义,撇除了穿凿附会的解说。《古诗十九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风》、《骚》的比兴手法,衬映烘托,著墨不多,言近旨远,语短情长,用得意境深远、贴切自然。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李善的《文选》注引用了《韩诗外传》:“诗曰:‘胡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胡马、飞鸟皆不忘本,人更应当不忘本,由此衬托出“游子不顾返”的不是。同时,“北”、“南”相对,加强了下文“各在天一涯”的观念。又如“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斗都是星名。《诗经?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又“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借以比喻有名无实的友谊。所以,虽然是“昔我同门友”,现在却“弃我如遗迹”。证明“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又如:“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冉冉孤生竹”)用柔弱、孤单、生长在泰山山坳的竹兴起下文顾影自怜、闺中寂寞的新婚少妇——“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抒发了青春不长,红颜易老,自伤迟暮的感慨。

4、语言生动简洁
《古诗十九首》描写简练生动。不论抒情还是写景,都着墨不多而含义丰富。锺嵘称它“一字千金”(《诗品》),揭示其简练处;孙櫎说它“宏壮、婉细、和平、险急,各极其至”(《文选论注》),道出其生动处。如:“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浮雕出一幅京城的繁华、热闹景象:冠带往来,衢巷纵横,华宅众多,宫阙壮丽。《十九首》造句精审,写来自然朴雅,绝无斧凿雕饰痕迹,只用极简练的文字表达含义渺邈的情感和景象。陆时雍《古诗镜》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长情”可说是诗的内容丰富;“浅貌”、“短语”可说是诗的文字精简。《十九首》的文字,外貌看似平淡,但经过仔细咀嚼,就知道这些好像陈年醇酒,其味无穷。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十九首》“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以“不迫之词”,表达“独至之意”,可见造句遣辞之妙。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行行重行行”)简单的文字,平浅的句子,表面看来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细心分析,就觉得写作技巧不凡。首句“行”字重复四次,一般诗作视为毛病,这里却是特点。“行”表示走路、旅游。“行行”暗示路途漫长,“行行”、“行行”更表示路途漫长而遥远,有走不尽的意思。走不尽的遥远道路,仅是从空间上说,加一“重”字,又从时间上说。一句中只是由一个动词(行)和一个副词(重)组成,就能表达复杂的意思,真是貌浅而意深了。次句“生别离”则通过典故的暗示把丰富的内涵纳入最简约的语言里。《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生而分离,人之所悲,但环境所迫,又不能不分离;无可奈何,只有“行行重行行”,直至不得不分离。此情此景,两句描写殆尽!
5、文字清新自然
《古诗十九首》不管是文人创作,还是文人改自民间歌谣的作品,都无疑地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语言特色,呈现出一种生动、流畅、自然的风格。谢榛《四溟诗话》说:“《古诗十九首》,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胡应麟《诗薮》说:“《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汉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质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几位诗论家都认为“自然”是《十九首》的语言特色。自然的语言,给予人们亲切、明朗、纯朴的感觉。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这些句子,简直是口语化,好像诗人跟读者面对面谈话。而且,诗人的感情表露的那么坦率、单纯、明朗,完全没有装模作样,藏头露尾的形貌。
6、善用叠词,音调和谐,节奏鲜明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叠词的运用。顾炎武說“诗用叠字最难”,但《古诗十九首》中有十三首用叠字三十一处,共用了二十一個叠字。特別是“青青河畔草”十句中连用了六个叠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生动地描绘了欣欣向荣的环境,刻画了少妇的风姿神态。“迢迢牵牛星”也是十句中用了六个叠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叠字的运用使感情表达得更真切、深刻。而且叠词富有音乐美,可使作品音调和谐、节奏鲜明。四、后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
千百年来,多少人对《古诗十九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太多溢美之词和精辟的评点。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锺嵘《诗品》:“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
胡应麟《诗薮》:“诗之难,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
方东树《昭昧詹言》:“用笔之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百尺游丝宛转;如落花回风,将飞更舞,终不遽落;如庆云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汉、魏诸贤最妙于此。
王国维《人间词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老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二版
3、黄岳洲 茅宗祥:《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先秦秦汉文学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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