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诗歌从上古歌谣、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逐渐发展到《诗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四言诗歌形式。然而《诗经》所确立的四言诗体，到了汉代逐渐被五言体所取代。再往后，自魏至晋，虽然有诗人创作四言诗且颇有成就，如曹操、嵇康、陶潜等，但终究不是主流。晋之后，四言诗就更加少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呢？ 首先，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规律来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那么，诗歌的发展也不例外。从四言诗到五言诗，正是体现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更具体地说，四言诗主要由两字一拍，四字一句构成。这种诗体句式短小，但也拍节单调，两字一顿，节奏无变化，也便于单音词与双音词的灵活搭配。这样既缺乏抑扬顿挫之美，又影响内容的充分表达。在《诗经》中的不少四言句，上下两句构成整齐的四言对应关系，又一定要有重复的词汇或者虚字加入，这样的两句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加上《诗经》的重章叠句的写作手法，所以不少诗看起来很长，但是内容其实并没有很多，如《蒹葭》《芣苢》等篇。 而五言诗，由五个字构成，既可以方便地容纳双音节词，也可以容纳单音节词，甚至是三音节词，构句形式是“二三结构”，即“上二下三”。不要小看五言诗仅仅比四言诗每一句多了一个字，实词与虚词搭配，在表达上就能容纳更多内容。这种“二三结构”，即二字头，三字尾，在一句诗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诵读节奏是按“二、一、二”、“二、二、一”或“二、三”停顿的，顺应了语言发展过程中单音节词逐渐变为双音节词的趋势，这样的诗句更符合人们的口语表达习惯。  其次，汉代乐府的设立与古乐的消亡。我们知道，诗歌的产生和音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本就是可以唱出来的。而到了汉代，乐府中所用声调有雅声、楚声、秦声、新声（北狄西域之声）。雅声是周代之遗声，在汉代已经极少使用，到西汉末已经全然无存。古乐消亡，民间不复有四言歌曲。 而文人诗呢？“四言盛于周，汉一变而为五言。”（胡应麟《诗薮》）可以说，汉代是五言诗取代四言诗的一个关键时期。特别是汉代《诗三百》被“经学化”以后，（《诗经》原名《诗》《诗三百》，汉代被尊为《经》），要写四言诗的话，必须要崇拜正统，表达功能更受限制，因此四言诗创作再难出现辉煌。而汉代文人诗受乐府诗歌的影响，五言诗逐步兴起，成为流行趋势。汉末及魏初，五言诗在文坛上已经处于主流地位。正如《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说“暨建安之初，五 言腾踊。” 文学大潮不可避免。  再者，钟嵘的《诗品》促进了五言诗的健康发展。朱自清说：“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所论之诗主要是五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影响很大。 钟嵘对于诗歌发展变化比较敏锐，他已经意识到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进步的需要了。在《诗品序》的开头他就明确肯定五言诗的形式具有四言诗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四言诗“文繁意少”，表现力有限，而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这个看法显然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言诗的“滋味”在哪里呢？举个例子，代表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被胡应麟在《诗薮》中推崇到“泣鬼神、动天地”的高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赞美它“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王世贞甚至把它誉为“千古五言之祖”。主要是因为《古诗十九首》采用了被正统诗教文人不屑一顾的俳谐倡乐手法，多用韵语、隐语，幽默诙谐，达到了“深衷浅貌，语短情长”的艺术效果。诗歌所写，无非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具有普遍性，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更好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钟嵘认为五言诗起源于秦汉以前的歌谣，作为我国诗歌发展两大源头的《诗经》和《楚辞》中就有少量的五言句式。“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秦汉以前就有五言诗的雏形，诸如这样的观点是没错的。 到西汉时，五言诗依旧还未成熟，但是已经在酝酿了。如李延年《李夫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又如成帝时民谣“邪径败良田，馋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古人为所羡，今为人所怜。” 东汉时期，纯粹的五言诗出现了。目前公认的现存文人最早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但是从艺术上和《古诗十九首》相去甚远，钟荣评其“质木无文”。班固之后，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蔡文姬的《悲愤诗》等，以及《古诗十九首》大约也都在此时期相继出现。 建安前后，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钟嵘认为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代的诗作是诗歌史上的清流，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正宗。《诗品序》说：“陈思（陈思王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幹（刘桢）、仲宣（王粲）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年（颜延之）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即建安时期的曹植、刘桢、王粲，太康时期的陆机、潘岳、张协，元嘉时期的谢灵运、颜延之这八位作家都是文冠于世的诗人，代表了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再交代两个概念：唐代以后，出现了五言绝句和无言律诗，后人把这两种诗体归于“近体诗”，而把唐代以前出现的诗体归于“古体诗”，为了更好区分，唐以前的五言诗叫做“五言古体诗”，或简称“五古”。当然“五古”在后代还有诗人写作，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月下独酌》等。） 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不可能是在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在诗坛上同样是曲折发展、变化前进的。孙悟空可以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文学绝对是有前辈的借鉴的。五言诗的成熟虽然是适合了时代的发展，但也一样是站在四言诗的肩膀上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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