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内心干净的闲人” ——写给山鸿或诗歌的22则便条  1 如果一个人，在青春岁月走近，与你相识，相知，相交，有着情趣的契合，灵魂的呼应，有过最美好的时光，最艰难的时刻；尽管后来，彼此走散，在浩阔人世沉浮、起落，却仍能偶有联络，有激情的碰撞，有思想的交流，有精神的共振——这，或许应是美好的际遇吧？这个叫山鸿的男人，与我，就有着这样的际遇。而这际遇，萌启于青春的方向，经历了岁月颠簸，世事磨折，延续了整整22年——22年的夫妻，或许都会审美疲劳，麻木、冷漠，彼此疏离，而我们，每每见到，或想起，仍多亲切之意，略无厌倦之感，该是多么难得。 2 但是，这些文字，写出的，和即将写出的，并非纯粹为了友情，更多的，是由于青春和诗歌——诗歌，是我和他生命交汇的媒介，心灵沟通的桥梁，也是我们22年漫长岁月的承递和延续。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微微发福的中年，从热情洋溢的成长，到老气横秋的衰败——写下是因为经历，阅读便仿佛重温：每一首，每一节，甚至每一句，每个词。而当这些文字，放进山鸿的诗集，它既见证着我们的友情，也必将纪念着我们的青春——那些与诗歌相关的激情时光。 3 作为一种季节性植物，诗歌与生命发生关系，勾连或牵扯，多在青春时期——就像爱情的花朵，总盛开在青春的大地上。成长和萌动，遐想和激情，歌赞与吟叹。奇思妙想，热血善感——那样的时节，适宜歌唱、抒情、赞美，适宜彰显、奔涌、澎湃。欣逢其会，体内那些蛰伏着、潜藏着的诗性成分，自然而然地被阳光和生活点燃，诗情奔涌，诗思蹁跹——所以，我将要说到的诗歌，其实也就是曾经的青春，久违的青春。 4 其实，在青春之前，诗的因子，便蕴蓄在我们的生命中。孩提时代，我们在母亲或外婆的童谣中入梦。进学堂启蒙，就熟诵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些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词。再往后，成长岁月中，风霜雨雪里，沉也好，浮也罢，喜也好，悲也罢，诗歌，一直都像风和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安抚或激励着我们——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古旧、沧桑的国度，我们的生命和灵魂，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诗歌滋育的。或者说，诗歌早像粮食和盐粒一样，融入血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背景，指引着我们的生活走向，建构着我们的精神路径。 5 和山鸿相遇，正是在青春方向。我们同在川师大中文系87级，他1班，我3班。班不同，但我们同在一幢楼，同住第3层。楼道里可以照面，偶尔上大课，也在同一间教室里呼吸，冥想，或走神——事隔多年，我已不能确切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照面，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但我愿意相信，是在1987年秋天：军训后回到学校，年级要办一张小报，便召集了几个所谓的积极分子。有没有他，不记得了。但我记得，由我命名和承办的那份《立交桥》，很快就有了他的诗歌。那时，他还叫着他的本名：张述鸿——可能我们尚未面见，但神交早已开始：喜欢文字的人，往往是从对彼此文字的认识和关注开始的。 6 相遇和相识，早已注定。当我在三台，填下高考志愿，而他在万源，也已填好——经过七月那三天黑色的考验和剔选，我们带着各自的行囊和感觉，走向同一个地方。时至今日，他不熟悉我的三台，我也不曾到过他的万源，对那个叫石窝的乡，那个叫小尖山的村，那个叫丝灶岭的角落，更是一无所知。但他经过漫长的中波和穿越，走到我面前：微胖的娃娃脸，微黑，个不高，但敦独，眯缝的眼里，有农村孩子的智慧与狡黠，也有泥土一般的质朴与仁厚——跟我一样，他带着乡村的面孔和背景。廖亦武说：种族就是命运，我无法换掉我的血。这些年来，我也越发确信：人与人的因缘，很大程度上，源自彼此的背景和心性。而往往，共同的背景，会滋孕出类似的心性和命运。 7 因为诗歌，我们走得很近。青春勃发，意绪张狂的岁月，唯一能让我们虔敬、顶礼的，是诗歌。茶园里的清谈，酒桌上的高歌，路灯下的吟咏，甚至夜半时分的胡乱走笔。读到一首好诗，会迷醉沉吟，反复咏颂。写出一个好句，会热血嚣涌，奔走相告。凡与诗歌沾边的活动，讲座、朗诵、比赛、联谊，怎么也不愿拉下。什么叫热爱，什么叫痴迷？我想，这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两句诗，我转送过两次，一次给爱情，另一次，就是给诗歌。尽管现在，早不复有那样的热爱，痴迷，但对那时的迷醉，痴狂，没有一丝后悔。始终觉得，生命中能有那样一段与诗为伴、以诗为生的时光，美好而幸福。 8 在我们共同的经历中，“东方诗社”无疑是最重要的精神事件：10多个爱诗的人，以青春和激情的名义，集结在一起。虽然，从1989年3月成立，到当年秋天被迫解散，其间只有一两次活动，只有薄薄几页纸的一期刊物。而在后来的动荡里，诗社成员流散各地，一些人还在坚持，更多人早与诗绝缘。但在当时，那一批人，应算精英：思想前卫，热爱自由，信奉民主——其时，我并非东方同仁。但因为爱诗，常在一起厮混。当然，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厮混在一起。鼓噪，呐喊，为民主，为民生，在黯暗的路灯下，在五月的长街上…… 9 那时，我和山鸿，血型和呼吸，似乎更近——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的喜好，对风格的感觉。不同的是，他追求更执着，步伐更坚定：大三时，他便时常背着小军挎――那是军训的遗物——游走在一些报刊编辑部里。那军挎里，除一盒半盒索玛或红梅，便是纸笔，是大把的诗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诗作，以山鸿的名义，陆续刊登出来。而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的《想起民歌》、《初爱的歌谣》、《乘一艘歌谣航行时间的河流》等现在看来仍非常漂亮的诗歌，便先后走进《星星》等重要刊物，在圈子里荡出阵阵涟漪。 10 时至今日，我仍然以为，山鸿那时的诗作，已经透露出了作为诗人最可贵的元素：善良、温情、真诚——对诗人而言，善良的本性比天生的才华重要，温柔的情怀比坚硬的批判重要，坦率的真诚比眩目的技巧重要。一句话：诗人的人格比才学、语言、形式更为重要——诗人应当具有一种谦卑和悲悯，以及从谦卑和悲悯出发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自觉担当。而在山鸿那里，你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的叹息也就是人类的痛苦，你也可以读到《国风》、《娘》这样震撼的诗歌——不是华丽，而是质朴，不是深刻，而是真情——简单而深切的温情。 11 那时我也写诗。散漫，随意，无主题，东一鎯头，西一棍子。虽则偶尔也能三两首地发，但始终不成气候——直到他已弃文下海的1994年，我才终于发出了到现在为止，自己比较满意的《老区》，并引发小小的骚动：300多行的长诗，刊在当时的《中流》杂志，《新华文摘》很快全文转载，本地的报刊也赓即转载，并配发评论——那是新时期以来，本地第二篇走进《新华文摘》的作品，那也是多年沉寂中，青春热血仅有的一次勃发和喷涌。 12 但，从好些年前开始，我便以“前诗人”自居了。或者，套一句话：我不干诗歌很多年了。偶有所作，多是命题，或应约。苦思冥想后，虽也还能挤出些感觉，凑出些像诗的句子，但发自内心的冲动，自觉写诗的激情，似乎早已不再。而山鸿不一样。在商海里浮沉了十数载后，他依然能不断写出诗来。一首，一首，又一首。那么漂亮，美好，那样激情、张力，就像间歇多年的树，居然能再次开花，结果，让人不得不佩服其生命力常在。  2011年，与山鸿、南江（左）相聚于狮山，时大学毕业20年矣 13 在我们之间，那一年的事情，怎么也没法回避——从5月到10月，从激情喧嚣到满心灰凉。那样宏大的事件里，从开始，到最后，一个人的投入，表现，言语，行动，心思，作派，最能体现其本质——我和他，说得好听些，心心相印，肝胆相照；说得通俗点，鸭脚板，一连连——我们几乎同进退，在街头，在广场，在厂矿，在会场；我们几乎共生死：最后的时刻，相抱而别，然后四散逃亡。那是最艰难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却也是最能见出底气和本性的时刻。我们的友谊，因为那样的时刻更加深笃；我们的灵魂，因为那样的时刻，维系得更加紧密——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每次通话或见面，我们都禁不住一次次回顾，怀想，感叹或牢骚，慷慨或惆怅。 14 大学毕业，我被发配到边地小城平武，他则带着女友，到了著名的茶乡，蒙山下的小县城，先是乡镇干部，很快到文体局机关，用我们的戏说：前途无可限量地灿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却在那灿烂中抽身而逃，辞职，下海，打工。那是1994年。我也从那一年开始，更多地操动散文之笔，走副刊文学之路，以期换些烟酒茶钱，补贴生活。在各自的生活里行走，挣扎，有很长时间，我们不常联系。偶尔的通话里，也不再有诗歌——伊沙说过“饿死诗人”。真被饿死的诗人，也许不多。但在饥饿的困窘里，恐怕谁也难有诗歌的雅兴。 15 次年夏天，我和老婆去看他。他在街头请我们吃面条。他说：“几乎天天吃，看到面都想发吐，但还是只有吃。”他说话时的语气，情形，眼底的亢奋和哀叹，至今仍在眼前。我们也到过他寄居的地方，合租的套房，晚上睡觉，男男女女，只见人头攒动。之前他曾劝我，我也曾动心，见到那样的情形，心里的波澜，便倏地平静了。所以又回到边城，继续教书——这一教，就到今天。很多人问我近况，我总说“老样子”，又说“再过十年，仍是老样子”，《围城》里说的：一个人要是很久没有消息，不是死了就是去教书去了。 16 但是现在，山鸿不一样了。他的变化，越来越大——日趋富态的身体，一如他的财富，越来越扩张，也越来越夸张。他发达了，但是仍不忘本，仍念旧，仍时常与故交联络——上次他来绵阳，正好我一个好友在，他也认识，于是一同喝酒，然后一同到我家里，畅谈到凌晨两点。故友，久别，重逢，兴奋是自然的，但还能纵论清谈，深度交流，不易。其间，自然有青春的怀想，有诗歌的发酵——让人再次匪夷的是，他的诗兴，非但没被磨灭，反倒在下海十多年后，再次激发出来：除保留着当年的激情和质朴外，他的新作，更多了生活的厚重。 17 最近的几次通话，几乎每次，他都要在电话那端，读刚刚写下的诗。不是朗诵，而只是读，说话一般的读，用四川话，略带着顿挫。隔着遥遥的距离，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心跳，他的气脉，他情绪的激昂与低迴——想象着那个历尽沧桑、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在那些词语和句子里敞开的心扉，那样柔软，真切，不乏善良和温情，是美好的感觉。某些个瞬间，我甚至觉得，诗歌，在胸怀里涌动，激切而温柔——20多年，风吹走了声音，岁月带走了激情，但是最根本的，“硬硬的”，或软软的，还在，想到这，心里就觉得踏实。 18 现在才知道，即便是刚下海那几年，他也一直没有离开诗歌。“做一个真实的人，写一些真实的诗，实为人生一大享受。”这是他的感叹。而曾经，我们写得很苦，活得更苦，仿佛恪守着“文章憎命达”的公理，“愁苦而终穷”。但他觉得：“诗人有义务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所以，他当年的下海，其实并非要远离诗歌，而是期望，离得更近。远远地走开，再从另外的角度和层面回来，这是他所选择的路径。他重新回来了，自豪地坦言：“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即使是在商场上浸淫了长达十数年之后，我仍然还在坚持写诗、并且越写越好。”“诗穷而后工”，但是，也许更多的时候，诗歌，不在乎穷达，而在乎本性。 19 东方诗社20年时，旧友们都想着应该有一次集结和纪念，山鸿便积极筹划，张罗此事——5月16日黄昏，他在电话那端，诉说着有关事宜，不小心，牵惹出当年旧事。原本落寞的两个“暴蔫子老汉儿”，就在这样的怀想里，渐渐激切起来——从东方的聚散，到当年的大街，从诗意的时刻，到激情的时光，那一张张熟悉的脸，或模糊或清晰地随那些名字，再次出现在眼前。茶馆里的散漫时光，酒馆里的张狂激情，浸泡着我们的心。然后，他读了刚写的《在名山胸怀天下》，读到结末一句“天下已经忘了他/而他偶尔还会想起天下”，那些热血的日子和记忆，在黄昏的夕光里，再次被唤醒。 20 或者正是因为那样的记忆，经历岁月沧桑，我们都还能葆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坚守，持恒，忠贞，像信念，像宗教，像血液里的歌唱——有时沉浊，有时清澈，有时暗漫，有时明亮，有时脆弱，有时坚韧，但它始终在。即使深夜，它也会睁着眼，醒在黑暗里。就像山鸿诗中，那些柔弱而美好的意象：鸟儿，花朵，雨滴，春天，流水，温馨的场景，舒缓的歌谣，柔软的情怀——诗人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以我的理解，良心，首先就是心灵的善良和柔软，以及，由善良和柔软生发的博大悲悯。 21 而岁月的变动，人体内拳头大的那处所在，是最容易变得紧硬的。尤其是浮华繁嚣的今天，尤其是像山鸿那样，在商海里浸染、扑腾。但是，他依然怀揣着善良、纯真、柔情和暖意，他依然觉得“生活还真没有亏待我们”。而在近作《真的庆幸，我还有一颗柔软的心》中，他写道：“多少年了/岁月拿走了多少人的稚朴单纯/又拿走了多少人的强壮和年轻//谢天谢地，时至今日/上帝还给我留下了一颗柔软的心”——我愿意相信，这种柔软，不只保留在他的诗歌中，更保留在他的生活里，保留在他被诗歌喂养的心灵深处。 22 在这些便条里，我有意地回避了山鸿的诗歌，尤其是关于手法、技巧、艺术特色之类的东西。也许，对诗歌而言，这些更为本质，但是对一个人来说，这些都是外在的。我愿意相信，对山鸿而言，质朴、柔软的本性，善良、仁厚的本心，更值得坚守。有这样的本心和本性，无论置身怎样艰苦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加本真，自如，可以使自己更趋近美好的诗意。如他所说，尽管“世界很脏”，但我们可以做个“内心干净的闲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