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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医看安庆近代中医脉络 1980年11月，我参加了安庆市第五期西医学习中医训练班，有幸从名老中医殷子正、杨槐森、马绍卿、张国范等临证实习，受益匪浅。至今，几位名老中医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眼前，他们对祖国医学的挚爱和为医做人则深深地影响了我。从医临证，也使我了解到安庆近代中医发展的脉络。 中医代代有人出 龙山皖水育杏林 殷子正（1906—1983年），祖籍江苏南京，1906年生于安庆，幼年患天花，致一眼一腿残疾，立志学医，从安庆名医潘箬泉门下，勤奋自勉，饱读医典，凡《内经》、《难经》、《本草》、《伤寒》、《温病论》等医籍，无不谙熟通晓。通过师承传授，殷子正不仅继承了潘箬泉丰富的临证经验，而且结合中医基础医学理论“六腑以通为顺”的学说和自己临床实践，晚年，他潜心儿科研究。殷老认为，儿科疾病多病于内而形于外，只要辩证明确，宜泻邪以存元气，此法在临证中常显奇效，尤其是对小儿暑季热的治疗，西医往往感到很棘手，殷老则每每手到病除。 在我跟殷老临证抄方时，他早已是享誉四方的中医名家了。每天上班，慕名挂号的病人很多，都要排上很长的队，常常看不完，下不了班。可是病人再多，殷老都是一副“菩萨心肠”，慈眉善目，细心诊疗，尤其处方用药，总是斟酌再三。他带教我们时，也一丝不苟。哪怕抄写处方错了一个偏旁，他都要认真纠正。临诊切脉，人多音杂，初学者一难，殷老总是悉心传授，让学者用心体会“浮、沉、迟、数……”；对证下药，审方配药，初学者二难，殷老总是耐心讲解，从“辩证施治”着眼，以药合证，“君臣佐使”，配合恰当……。我记得殷老曾自撰一联：“小心辩证，大胆处方”，就是他一生行医施治的座右铭。他说：“盖以小心辩证，庶可期毋失；大胆处方，始可责其必效耳！以历年之经验言之，殊觉经方之效能，常具神妙之功绩。方既精纯，药亦锐利。倘果投之得宜，无不有绝大之收获。” 殷老看病处方，喜用攻下药——大黄，可每次处方，他都要告诫我们，一定要从病人舌脉变化入手，再决定是用大黄，还是用元明粉、番泻叶，同时还要向病人交待清楚药物煎法、服法，以及可能出现副作用的应对方法，这些叮嘱，看似琐碎，实是严谨，也是临证用药的精髓。大黄，苦寒，具有泻热、去瘀、行水、下肠胃积滞的功效；酒炙，可清上焦之火；生药后下煎服，主泻，可清下焦之火；若久煎，则主消炎而泻下轻微。现代医学也证实，大黄所含的泻素具有一定抗生作用，少量服用则有收敛作用，若少量长期服用则有明显保健作用。从中可见殷老诊疗用药的精道。 殷老时任安庆中医院内科主任，擅长中医内科、儿科疑难杂病，在用旋夏代赭汤合良附丸治疗胃脘疼痛、三拗汤和三子养亲汤合大黄甘草汤治疗咳喘、桂枝芍药知母合桃红四物汤治疗痹症等方面也都有独到之处。 大医精诚，殷老不但业精学勤，而且德高望重。他教导我们的是：“无恒德不可为医。”而他自己总是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对病人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他的病人很多，他总是依序排队，依号看病，从不怕得罪所谓的“权贵”；他身残志坚，直到晚年还坚持出诊和参加巡回医疗。有些农村病人来看病，抓药时钱不够，他还经常自掏腰包帮助病人垫付。 像殷老这样一代名医，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叶，清末民初安庆近代医坛第一高手柯春桥（1870—1930年），传至潘箬泉（1880—1950年），再传至殷子正、宋瑞卿、江健辅。与潘箬泉同时代的金灌芝、张左军等中医名家，百年来，通过师承传授，使安庆中医界薪火不断，代代相传。他们在用祖国医学防治疾病中，既学有师承，又能结合实践，从病机理论，到临床实践，学有所长，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成就了安庆近代中医一批名家学派。陶文乾，出身于中医世家，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对风湿痹症、崩漏、不孕等病较有研究，其研制的“豨桐丸”治疗筋骨疼痛、四肢麻痹和风湿关节炎疗效显著。赵松年，号莲舫居士，为人和蔼，施诊精慎，功内儿，善用凉药轻清之法治疗温病，曾创“鲜肺露”治肺痨，“豨龙丸”治高血压，无不精妙，对风湿病的治验也有独到之处。查季璞，出自四代中医之家，中医基础理论功底深厚，善内科，尤重脾胃，推崇“治病必求于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主张以提升胃气为本，善于化裁四君子汤、平胃散等用之，其处方严谨，用药平淡，常能轻巧取胜。江健辅，擅长中医内、妇、儿科，喜用“归脾汤”、“下焦逐瘀汤”等方剂，在用半边莲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中疗效显著。杨槐森，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善治外感和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辩证准确，处方灵活，用药精当……。 中医一向重视医学传承，带徒授业是中医传统的教育方法。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正规大学堂式的中医教育也在上海等地兴起。我市就有两位建国前从中医高等院校走出来的名医陈可望和杨慧麟。 陈可望（1908—1993年），安庆人，中医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兼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家导师。青少年时代受著名道教学者、医家陈撄宁等先人指点，步入医门。1929年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建国后，历任安庆市中医院副院长、安徽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安徽中医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著有“论攻补法则在虚实辩证中的运用”、“补法在老年冠心病中的运用”等数十篇论文。其主持研究的“陈可望诊治冠心病电脑系统”这一重点课题，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他调任省城合肥工作之前，一直在安庆为父老乡亲看病。几十年来，他力倡中西医结合，素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为宗旨，临证注重扶植正气，多用补气消瘀、行气活血之药，用药极具平和。他在治疗虚损诸证时偏重温补，但他从不排斥攻下等治法。他说，一切都得根据临证时患者阴阳虚实的变化，仔细斟酌，“亢害承制”，通过“纠偏求平”，“阴平阳秘”，就把病治好了。在家乡行医期间，屡起沉疴，早已蜚声皖江两岸。因我自幼多病，家人常请他看病，进入医门后，又多得他教诲，深感他医品如人品，戴着眼镜，始终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医模样。 杨慧麟，曾师从我市名医金灌芝，1948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是我市首批中医主任医师。精内、妇、儿科，主张“土常以生”之脾胃学说，力倡“人以元气为本”，常用补脾法，尤善用“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方，用药轻灵专一，不喜堆砌，曾依据中医辩证原理，对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分型和治疗作出贡献。 建国后，随着我国中医院校的发展，我市受过正规中医教育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就在行业中无形中有了学徒派和学院派之分，这不是学术之分，其实并无多大差别，因为无论是师带徒，还是学院式教育，所学所用都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是将来中医人才的培养，还是离不开这两条途径。 正如中医内、妇、儿科一样，我市近代中医外科、骨伤科、针炙科等学科也多有名医大家，在师承传授中，绵延不断。 马绍卿，1915年生于安庆，回族，出身中医世家，与五弟马峻卿（擅长针炙治疗神经痛）同师其父，精研《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建国前，其中医外科就小有名气。建国后曾任市中医院外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每当我走进马绍卿的诊室，就跟走进西医的换药室差不多，除了西医有的酒精、依克度、黄纱条，多是他自己配制的“消炎灵”等几十种中药散剂和药膏。实习时，我常帮病人换药。让我感到神秘的是，每当遇到慢性外科顽疾，他总要写上有数字代号的小白条，嘱病人到大南门他家中取药，据复诊病人讲，用了他家的秘方，往往收效显著。马绍卿行医五十多年，善治痈肿、皮肤病，尤在治疗骨结核、骨髓炎上成绩卓著，是我市中医外科的名家。我们学生笑他精于中医外科，而疏于中医养生。他第一次中风时，我们去看他，劝他少食肥腻之物，他笑着说：“我就喜欢吃肥肉。” 张国范，1900年生，安徽涡阳人，身体比较魁梧，先从李同春学国术，后随父张继贤习医，曾任市中医院伤科副主任，从医五十载，擅长伤科，集手法、药疗、体疗于一炉，对软组织损伤、脱臼、骨折、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增生症和慢性腰腿痛等证治疗有独到之处，而享誉安庆。像张国范这样先学国术，继而习医，诊疗中集手法、药疗、体疗于一体的名老伤科中医还有王季农、刘辅臣等。 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安庆四乡八镇中医名家倍出，如怀宁有查楚材，宿松有石叔寅，桐城有金咏甫，枞阳有李晴衢等，他们耕耘在岐黄治病救人的战线上，共同构建了安庆近代中医这幅绚丽的画卷。 中西结合求发展 推陈出新谱新篇 自清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基督教圣公会在我市兴办西医——同仁医院始，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就共同存在于安庆这片土地上。由于上世纪前五十年，战争、灾荒接连不断，国穷民弱，我市虽为省会，得“西学东渐”风气之先，但医疗卫生事业始终没有长足进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西医有限，医疗水平也不高，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中医则承担了我市防治疾病的重任，无形中也推动了我市近代中医的发展，形成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局面。当时连安庆同仁医院的美国医生戴世煌都惊叹我市中医潘箬泉的医术高明，他赞叹道：“我看病要靠X光，靠仪器，你靠三个指头切脉，真是妙极了。”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在我国随着“西学”风起，在医疗卫生界还出现了一股“扬西抑中”的现象。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对中医都采取排斥和扼杀的态度。民国18年（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准备对中医施行废医存药的法令。民国22年（1933年），汪精卫再次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虽然这些图谋由于受到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强烈反对而未得逞，但政府歧视和限制中医的政策并未改变，也极大地制约了中医的发展。 我市中医前辈金灌芝、殷子正就曾联络同仁通电过，反对过，拚搏过，虽求得一席生存之地，但中医的发展和学术的提高只能靠中医同仁们自己努力了。继河北盐城名医张锡纯最早提出中西结合，推出《衷中参西录》一书后，我市中医老前辈潘箬泉等就身体力行学习西医解剖等有用知识，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探索中西结合之路。“衷中参西”的思想就这样贯穿在我市近代中医的发展脉络之中。 学习西医，发展中医，也只有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能变成现实。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中医，新中国一成立，毛主席就作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指示，我市所有中医都得到政府妥善安置。 1959年12月，我市开办了中医院，许多名老中医都安排到中医院和市、县各家医院，成为我市中医学界的骨干力量。为了发展中医事业，市政府一方面选派中医骨干（如查季璞、杨槐森等）到中医院校进修提高，一方面举办“中医士训练班”和“中医学徒提高班”培养人才。从1975年开始又先后举办了五届西医骨干学习中医班。随着安徽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的学生一批批分配到我市工作，一时间我市中医界老、中、青共济一堂，中医事业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中西医同起源于防治疾病，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防治疾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诊疗理念和手段。 中医的精髓是辩证论治，证候是病人身体在整体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生理和病理反应，是动态的、客观的，这种证候必须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的眼光去审视把握，对症下药。也就是说，必须用中医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去甄别，去判断，去治疗，而绝不能“废医存药”，走进“伪中医”的死胡同。 现代医学则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的方法是现代的分析还原法，可重复验证，这点正是中医所缺少的手段。中成药为什么占领不了国际市场？正是缺少这种方法，没有建立客观的质量标准。要发展我市现代中医药事业，不但要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医药学，还要与时俱进，引进并应用现代的一切先进的诊疗手段为临床服务。但是，中医辩证思维不能丢，辩证论治不能丢，道地药材和传统加工炮制也不能丢，中医的一切好的有效的东西都不能丢。 记得我的老师殷子正说过：“学无止境，技要求精”。我们应像我们的老前辈那样，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传承文化，大胆创新，中西结合，推陈出新，我想我市现代中医药就一定能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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