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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从建造伊始，就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哲学内涵，也成为皇权至上和神权至尊的体现。即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至此也要走下玉辇，脱去龙袍，换上祭服，虔诚跪拜，敬畏上苍。走入天坛，只觉一片空旷，仿佛能听见天的呼吸。  “天”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人从来没有孤立地停留在天文学领域之中，他们利用天文观测的成果，把宇宙的运行规律，引申到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的领域里，创立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宇宙观。 天坛是现存最“年轻”的祭天建筑群，从它修建至今，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真正古老的祭天建筑，当属圆丘。圆丘祭天，始于远古时期。相传，“有虞氏”的远古部落领袖舜，“冬至大祭天于圆丘”。 古籍中有黄帝祭天的记载，据说黄帝祭天的祭坛就在今河南济源市王屋山的主峰上，山顶有天坛，是黄帝祭天的地方，因此被称为“天坛山”。现今天坛山还留有轩辕祠、轩辕松、黃帝祭天遗物等。周代礼制则明确规定：“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圆丘”。 秦始皇统一中国，祭天采用了基于五行思想的“五德终始说”，祭祀五方帝或称五天帝，延续了自己祖先“時祭”形式，以“時”为祭坛。其实“時”原为峙立之义，民间于田中立石以祭杂神，后来统治者也将其所立的祭祀之处称为“时”。 汉初祭天坛制基本上继承自秦。自汉平帝时恢复周礼建圆丘以祭天的规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天坛并不是北京最早的祭坛，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北京已经修建过两座祭天的祭坛了。 第一座祭坛建于金代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代的祭坛在南城外，丰宜门是金代的南门，而丰台即拜郊台，所以有了丰台这个地名。第二座祭坛则是元代大德元年(1297年)元成宗下诏修建的，八年以后建成。祭天郊坛位于大都城南门]丽正广门东南七里，南郊祭祀合祭皇天、上帝、皇帝衹和五方帝君。 第三座就是明代天坛，它建成于1420年(永乐十八年)，那个时候它准确名称应该叫“天地坛”，是仿南京天地坛修建的。为什么叫天地坛呢？因为朱元璋要求“天地合祀”，其实这种祭祀方式是有悖于周礼圆丘祭天的古制，是朱元璋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是按照天地分祀的制度，在都城南京的南面“钟山之阳”修建了祭天的圆丘。但是在洪武十年“因风雨不时，灾异时见”，朱元璋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读了汉代人京房所撰写的《灾异对》，心有不安，认为天地是父母，如果把父母分别放置，则犯了不孝的大忌，于是决定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在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朱元璋命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等改建圆丘于南郊，而之前的圆丘旧址则建了大祀殿。有趣的是，大祀殿不是圆形的，而是方形的。朱元璋把天地合祀的时间改在春时，永为定制。  朱棣迁都北京，仿南京规制建大祀殿，依旧是一座长方形大殿，因合祀天地，因此坛名为“天地坛”。天地坛建成后，明代嘉靖朝之前虽有修缮之役，但无大的格局变化。嘉靖九年(1530年)大祀改制，改变了天地坛原有的建筑格局，这其实与一场政治风波有关。 正德十六年武宗死后无子，其堂弟朱厚熄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是为世宗。因为世宗是以同辈庶兄弟身份登基的，按皇统继承规制，世宗要认孝宗是自己的父亲，但世宗的生父是孝宗之弟兴献王，孝宗只是他的伯父。 对此，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主张世宗应以孝宗为皇考，而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还有一派，以进士张德为首，投嘉靖帝所好，就主张应以兴献王为皇考，并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加进兴献帝一代，号为睿宗。此即所谓“大礼议”之争。 今人可能觉得此争论不可思议，但以当时的正统观念，这却是关乎国体的头等大事。“大礼议”之争，是明世宗十四岁登帝位后扫除异己、确立权威的试金石。嘉靖和反对派僵持交锋三年半，最终他全面获胜。 之后，为了独掌权柄，嘉靖帝又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就包括祭祀礼制的改造。嘉靖帝推翻了自洪武年以来160余年不变的天地合祀制度，分别建造圆丘祭天，方泽祭地，朝日坛，夕月坛祭祀日月，形成了今天的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 嘉靖年间改建天坛时，当时的设计者巧妙地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圆丘坛建在原天地坛的南面，两坛相距360米，设计者没有让它们孤立相对，而是设计了一条宽阔的海墁大道，使相距甚远的两组建筑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尤其是从南端向北遥望，祈谷坛犹如巍峨壮丽的天宫，脚下的海墁大道恰似一条通往天庭的神路。 再一个巧妙解决的是相隔两坛之间的坛墙。为了体现天圆地方的寓意，这段墙东西两端与东西坛墙垂直相交，保持为方角，只在其与两坛主体建筑相对形成的南北中轴线相交的位置，将这段坛墙建成向北凸出的圆弧状，成贞门即位于圆弧的弧顶。 这一巧妙的处理手法，既体现了圆丘坛的“天圆”，又保留了祈谷坛的“地方”。嘉靖在天地坛新建圆丘坛还带来一个问题，原来坛内的斋宫是为天地坛修建的，位于大祀殿西南，这个位置是符合礼制的。 而新建的圆丘坛在斋宫的东南，对圆丘而言斋宫的位置就成了问题，斋宫跑到了祭坛的北面，对此嘉靖皇帝认为“旧存斋宫在圈丘北，是距视圆丘也”，于是他提出要在圆丘的南面重建一座斋宫。 这时有一位大臣站出来婉言劝阻了皇帝，身为礼部尚书的夏言对皇帝讲：在圆丘旁修建斋宫是不符合古人祭天意义的，本来古礼规定祭天“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连坛都不要建，扫块干净地就可以了，祭天崇尚的是质朴，只要诚心诚意表示对天的谦恭肃敬就可以了。陛下对祭天礼仪不是精心地考证过吗，所以请陛下打消建斋宫的想法以仰承天意。夏言的一番话还真起了作用，嘉靖皇帝果然打消了建斋宫的念头。 事实上祭天场所历代都称为“圆丘”，没有“天坛”这一名称。“天坛”得名始于明嘉靖十三年。据《明实录》载：“(嘉靖九年十一月)丙申，上谕礼部日：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衹坛，著载会典，勿得混称。”  在天坛大兴土木的另一个皇帝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他一登上皇位就颁下旨意，对天坛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建及修缮。 说起天坛的修缮和改建，不得不提起中国清代皇室建筑工程师雷氏家族。天坛的祈年殿就是由样式雷家族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主持重建的，他在建殿之前，要与钦派风水官员同赴实地相度风水，还要绘制专门的风水地势画样。因此他的建筑和设计中，处处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在设计中满足了帝王的需求。 “象天法地”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普遍遵循的一个设计原则。天坛作为祭天的建筑更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这座祭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修建天坛的古代建筑师和工匠发挥了他们全部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建筑之中。 公元前514年，吴大夫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为吴王建造阖闾大城(今苏州市城厢区)，楚国之时的建筑就普遍存在“天人感应之说”、“四神之说”、“阴阳之说”、“五行之说”等建筑意识。这些建筑意识形成了中国古老的风水理论的基础。 天坛，作为与天最近的神坛，从建筑伊始就包含了浓郁的风水意识。天坛建在国都郊外之东南位，它的选址就是极符合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的。首先，圆丘祭天古称“郊祀”，因此必须建在都城之外。北京天坛现在位于城内，是因明代修建外城，把天坛圈在外城墙内。 圆丘建在城南，是因为古人以南为阳，北为阴，天为阳性而居南，地为阴性而居北，地坛就建在城北。天坛不建在城南正中，在道左东南位，是与古代方位说有关，伏羲的先天八卦以东南方为阳阳位(重阳位)，与天为阳性相符，二是与古人以左为上，东南方居城南道路之左，与天为上的地位相符，三是因为坛位若设在城南正中，势必影响皇城正面道路通畅，就是皇帝到天坛祭天也须绕道而行，此为古人一大忌讳。 圆丘坛四门的名称“泰元”、“昭亨”、“广利”、“成贞”源自《易经》的“乾”卦，在八卦中“乾”是代表天的。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表示天的功能，天的法则，“元”有大与始的含义，“亨”是通，“利”是祥和，“贞”是正与固的意思。 意思是说“天的功能，是万物创始的伟大根源，通行无阻，祥和有益，无所不正，而且执着”。天是生成万物的本元，同时也保证宇宙的大和谐，超然于万物之上，使天下万国都得到安宁。 走进天坛，仿佛告别了尘世间纷繁的喧嚣，一下子就进入到庄严肃穆的圣殿中，环顾四周，古柏苍翠，枝繁叶茂，条条大路笔直通透，格局清晰明朗，与天的距离也在不经意中被拉近了。能体味到一种凝重而又深沉的生命的“力”的内涵，默默地渐入一种物我相通的意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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