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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4代帝王,为保相位造成永乐大败,留下“三旨相公”的笑柄

2021-01-25  人之意

宋朝文坛上的著名诗人王珪,又是政坛上的“三旨相公”。

以诗人而能长期为相,以宰相而能终生写诗,应是才高八斗,堪称文坛一杰了。何况,这位宰相写的是词藻华丽,珠玉连璧,人称“至宝丹”的诗;这位诗人的官宦途也不平常,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而屹立不动,带动一家子在百年之内十榜登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王珪读书早,成名也早,“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他勤奋攻读,博览群书,在科举考试中连场告捷,一下子便举进士甲科,顺利踏上仕途。

他在政坛上成名也很快第一任官职是扬州通判,当时扬州民风强悍,大家都瞧不起这个年轻人。但王珪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就把本州的问题都摸清了,便以令人惊骇的速度妥善处理了许多积案,把一批污吏绳之于法,扬州很快便风纪肃然,他也很快调升入京城。

在京城,玊珪以文才得宠于皇帝,因而步步高升,甚至被皇帝召入宫中谈论诗文。王珪为此写下了“曾陪蕊珠殿,独赐紫花墩”的诗句,可见皇帝对他是何等宠信和亲近。

由此,王珪就进入了“因闻名得皇恩,因皇恩而升官,因升官而助闻名”的螺旋式上升程序。越上升他的胆量就越小,花在治理政事的功夫就越软。

他支持王安石新政的见解,但行动上没有什么建树。他反对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却不敢明着来。当宋神宗晚年提出“欲新旧人两用之”的想法时,王珪的人生哲学来了一次大曝光。

当时,皇帝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执掌朝政的王珪与蔡确“相顾失色”,王珪甚至“忧甚不知所出”。他不敢光明磊落地发表与皇帝不同的见解,反而与蔡确一起揣测皇帝的欲望,为了阻止司马光卷土重来,不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他们唆使人提出讨伐西夏国的计划,神宗果然上当,转移了注意力,把心思放到征西夏收复失地的战争上去,不再提起司马光复出的问题。结果,虽然事情发展正如他们计划的那样:“相位可保也!”却导致了永乐之败,死了十多万人。这个责任,贪恋相位的王珪是难辞其咎的。

此时的王珪,文才虽在,早年治理扬州的胆识却荡然无存。作为宰相,他执政毫无魄力,毫无建树,16年为相生涯,史书留下的是这样的评价:“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

百姓期望于宰相的东西,他完全没有做到。士大夫们期待他留下好的道德典范,他却留下了“三旨相公”的笑柄。

“三旨相公”的绰号,准确地表达了这个宰相的执政方式:上朝时,恭恭敬敬上殿去,叫做“取圣旨”;听完皇帝的指示和表态,便老老实实地退出,叫做“领圣旨”;然后回到百官行列,传达皇帝意见,像传声筒一般,不加个人解释,不作具体指导,说一声“已得圣旨”。

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任凭新旧党争,风起云涌而“好官我自为之”,明哲保身,四朝元老,生前被封“岐国公”,死后,皇帝还“特辍朝五目,赙金帛五千,赠太师,谥曰文恭,赐寿昌甲第。”

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宰相,统率百官,治理宋朝江山16年,既无富国强兵之举,又无匡君救弊之论,人们竟不会说他“王郎才尽”,只因他有个人诗集,只因他没得罪人。

这与政绩显著,无暇再写新诗,因而被人贬作“江郎才尽”的江淹相比,同是文人从政,但舆论的不公平和误导实在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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