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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文坛上的著名诗人王珪，又是政坛上的“三旨相公”。 以诗人而能长期为相，以宰相而能终生写诗，应是才高八斗，堪称文坛一杰了。何况，这位宰相写的是词藻华丽，珠玉连璧，人称“至宝丹”的诗；这位诗人的官宦途也不平常，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而屹立不动，带动一家子在百年之内十榜登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王珪读书早，成名也早，“弱岁奇警，出语惊人”。他勤奋攻读，博览群书，在科举考试中连场告捷，一下子便举进士甲科，顺利踏上仕途。 他在政坛上成名也很快第一任官职是扬州通判，当时扬州民风强悍，大家都瞧不起这个年轻人。但王珪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就把本州的问题都摸清了，便以令人惊骇的速度妥善处理了许多积案，把一批污吏绳之于法，扬州很快便风纪肃然，他也很快调升入京城。 在京城，玊珪以文才得宠于皇帝，因而步步高升，甚至被皇帝召入宫中谈论诗文。王珪为此写下了“曾陪蕊珠殿，独赐紫花墩”的诗句，可见皇帝对他是何等宠信和亲近。 由此，王珪就进入了“因闻名得皇恩，因皇恩而升官，因升官而助闻名”的螺旋式上升程序。越上升他的胆量就越小，花在治理政事的功夫就越软。 他支持王安石新政的见解，但行动上没有什么建树。他反对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却不敢明着来。当宋神宗晚年提出“欲新旧人两用之”的想法时，王珪的人生哲学来了一次大曝光。 当时，皇帝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执掌朝政的王珪与蔡确“相顾失色”，王珪甚至“忧甚不知所出”。他不敢光明磊落地发表与皇帝不同的见解，反而与蔡确一起揣测皇帝的欲望，为了阻止司马光卷土重来，不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战争。 他们唆使人提出讨伐西夏国的计划，神宗果然上当，转移了注意力，把心思放到征西夏收复失地的战争上去，不再提起司马光复出的问题。结果，虽然事情发展正如他们计划的那样：“相位可保也！”却导致了永乐之败，死了十多万人。这个责任，贪恋相位的王珪是难辞其咎的。 此时的王珪，文才虽在，早年治理扬州的胆识却荡然无存。作为宰相，他执政毫无魄力，毫无建树，16年为相生涯，史书留下的是这样的评价：“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 百姓期望于宰相的东西，他完全没有做到。士大夫们期待他留下好的道德典范，他却留下了“三旨相公”的笑柄。 “三旨相公”的绰号，准确地表达了这个宰相的执政方式：上朝时，恭恭敬敬上殿去，叫做“取圣旨”；听完皇帝的指示和表态，便老老实实地退出，叫做“领圣旨”；然后回到百官行列，传达皇帝意见，像传声筒一般，不加个人解释，不作具体指导，说一声“已得圣旨”。 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任凭新旧党争，风起云涌而“好官我自为之”，明哲保身，四朝元老，生前被封“岐国公”，死后，皇帝还“特辍朝五目，赙金帛五千，赠太师，谥曰文恭，赐寿昌甲第。” 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宰相，统率百官，治理宋朝江山16年，既无富国强兵之举，又无匡君救弊之论，人们竟不会说他“王郎才尽”，只因他有个人诗集，只因他没得罪人。 这与政绩显著，无暇再写新诗，因而被人贬作“江郎才尽”的江淹相比，同是文人从政，但舆论的不公平和误导实在太明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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