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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孟宸 1938 年秋季，冀中青纱帐里的八路军游击队反击日寇围攻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惊恐地发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隐蔽地在敌后根据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力量。时任日本侵略军北支方面军第一军参谋长的田中隆吉在8月底制定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的计划，并专门提出要“降低敌人将来生存的可能性”，“毁灭扫荡”成为日军“治安战”的主要战术，并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军的各种计划和命令中。而所谓“毁灭作战”实际上就是日后我们熟悉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战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在他的《日军治安战与三光作战》中认为，以百团大战为转折点，日军在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由建立伪政权的政治化“治安工作”变为以“三光战术”为主的“治安作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迫切感到总体战对国力和资源的迅速消耗，于是希望尽快从华北掠夺粮食、资源和人力，建立所谓“总兵站基地”。随着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四处出击，华北日军为了进一步安定占领区，方便进行资源掠夺，遂全力投入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之中。 1941年7月北支方面军制定所谓“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将1942年定为“肃正建设开花期”，提出要在华北全面建立伪政权，保证日军分队级（10人左右）部队能够在华北日军控制区城乡横行无忌，甚至叫嚣要在1943年完成华北全境70%区域变为日军控制区，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游击区压缩到20%，根据地缩减至华北全境面积的约10%，最终在华北实现“第二次满洲国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军决定对活跃在游击区的抗日武装进行全面“扫荡”，对根据地进行纵深突破并予以全面破坏，以阻止我军民进行建设。并且要在游击区与根据地之间建立日军以“遮断壕为主的封锁线”，以达到绞杀根据地，阻止抗日武装进入游击区的图谋。 当然此时日军的编制体制并不完全适应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反游击作战。日本学者岩谷将在其《华北反游击战与日本军的治安战》中指出日军有三大弱点： 首先，日军情报系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了解有限。日军甚至不惜出动无线电技侦部队，试图通过破译和测向方式来对付八路军的电台，屡次扑空后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武装的通信联络技术比国民党系统要进步得多。无线电技术颇为优秀”。 其次，日军的装备和编成方面也不适合进行“扫荡”作战。至1942年中国战场的日军始终是按照与正规军进行作战编组的，各部队的重装比例较高，面对主要依靠轻武器进行高机动作战的八路军和其他敌后抗日武装，日军总会面临大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时任北支方面军第一军参谋的神田八雄少佐认为，“治安战的最主要目标就是'面的压制’”，而日军普遍缺乏采用小股兵力进行面压制所需的强大机动力和先进通信装备，而且对于面压制极为重要的军纪教育明显不足。 最后，日军从上到下都不得不承认，几十年来日本的军事系统就没有考虑过进行反游击作战，更没有想过要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这样在民众支持下如鱼得水的军队作战。 日军在根据地周围修成的碉堡 但是，日军有一个优势就是拥有可怕的执行力。针对以上三个劣势，日军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强化训练和准备。在情报战方面，日军开始动用汉奸和谍报队等手段试图对根据地进行渗透，当然效果始终相当糟糕，时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寒川吉溢大佐后来回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拥有强大的情报能力，根据地的妇女儿童都被动员起来，虽然传递情报的方式十分原始，但效果尤其是保密程度却出人意料的高。在无线电技侦方面，日本情报部门尤其是技侦部队，不断使用日军所谓“方向探知机”也就是无线电测向手段试图定位八路军的指挥机关，但八路军的电台却很少在同一地点连续出现3天。倒是无线电密码破译方面，日军借助叛徒的帮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编制和装备方面，日军开始有意识建立专门应对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特化部队，这些部队拥有极强的机动性，以轻装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作为主体，大量配属调查班、特侦队、无线电测向部队、化学侦谍班等特殊部队。 为了限制敌后抗日武装的行动，1941年起，日军在所谓“治安肃正”下能够在冀中沦陷区各重要村镇设立据点，修建公路网，在交通线两侧建立了3900千米的隔断壕，建起1300座碉堡工事。为了切断冀中与冀西山区的联系，加强对八路军北岳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军在平汉路西侧修建了由两米高、一米厚的石墙和炮楼作为主体的数百千米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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