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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韩秀芳）。 我在公社干了两年。一九六二年，当时的潍坊市分出了一个潍县行政区，通俗的说法是县市分家，我爱人调到潍县县政府工作。看我一个人在潍坊生活困难，我爱人说，去潍县吧。就这样，我们搬家到了潍县，老大送机关幼儿园，找了一个17岁的女孩照看老二，一早一晚爱人也能帮我做家务。我被安排到潍县百货公司业务科管票证——那时候许多生活必需品实行统购统销，一点也不能出差错，工作很忙。一九六三年二月份，我大姐来潍县看我，那时我大姐早已辞掉了青岛的工作，跟她爱人到淄博市临淄农村落了户。我从小外出干活，不会做家务，再加上工作忙，又有两个孩子，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好。看到我们家的难处，大姐就说把二女儿带回她家去养。大姐家里务农，生活并不宽裕。我们两个的月工资加起来也才60多元钱，我们就把收音机拿到潍坊卖了100元，给我姐拿着了60元，好回去买个奶羊喂孩子。那时我二女儿还不到一岁，我又怀孕了，已经没有奶喂她了。 我和大女儿。 我和二女儿。 我知道我姐也很累，她自己有三个孩子上学，可是她要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了。她带着二女儿走后，我们每月给她寄20元钱和粮票油票。过了半年，我们找了个时间去乡下看二女儿，她都不认识我们了。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儿子，工作又忙，真把我们累坏了。老三一岁半的时候，我姐来潍县又把他领走了，那时候大女儿就上学了，我们才轻松了。可我姐家就忙大了。我姐夫特别喜欢男孩，老三又跟姐夫特别投缘法，他对我的老三比对他们自己的孩子还好。所以我不能忘记我姐家的恩情。 一九六五年，我被调到潍县工商局工作，管人事；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期间，商业局、工商局、供销社合并办公，学生不学习，到处串连，单位的年轻人也去串连，就是半老的在家坐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分了两派，一派是东方红，一派是大联合，还有一派是自由派，两边的活动都不参加，可热闹了，夫妻俩观点也不一样。大概是六七年我又回到县百货公司业务办公室。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又随爱人调回潍坊市，在百货公司劳保用品商店，干现金出纳、统计、物价，因店小人少，一个人就干着好几个事。 我大姐家的三个儿女和我们家的老三老四。 一九九O年十一月份，我退休了，职称是助理经济师。退休后就在家看孙女。看了一年她上了幼儿园，七岁时她又回来上学，小学、初中、高中，上了大学才回到她自己家。 我的老伴是一九九四年底退休，他退下两个月就得了病。记得当时刚过春节，小儿子正月十六要回校。正月十五晚上12点，爱人突然叫了一声，就不省人事了。我急忙把小儿子叫起来，让他去医院找大夫。但孩子没有叫开门就回来了。没有办法，我就给我老伴按迎香穴，最后也不知道怎么着弄的，老伴终于醒过来了。去人民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老年癫痫，吃药没有用，吃药犯病会更勤。那时老伴经常犯病，有时一天犯好几次。有一天，医学院的师生在大街上义诊，有个大夫对老伴说，你要锻炼，你吃点肠溶阿司匹林吧，每天一片。我们回家去买的。出了这个情况后，我每天提心吊胆。 一九九五年，我孙女来我这里上学，我就给她做衣服穿，单的棉的。我二女儿也有了个女儿，比孙女大一岁；大女儿家的儿子在厂里的托儿所。我这两个女儿都很善解人意，孩子都是自己带大的。但是我很知有孩子没人帮忙的滋味，虽然不用帮她们带孩子，可是我一有空就去商店买布，男孩的，女孩的，一买一堆，看着裁剪书，也到商店看童装，照着时髦的做给三个孩子穿。我本来很笨（娘可不笨，那叫认真），可是我很好学，有耐心给第三代做衣服，做各种花样。说实在的，我自己孩子的衣服没做得这么用心。结婚时我什么也不会，不会做饭也不会做衣服。自己想，什么不是学的？一九六三年，我们那时在潍县，传溪去潍坊买了一台缝纫机，每天下班后，我们俩就看着裁剪书学习，他学裁剪，我学做，给孩子做的衣服又肥又大，穿三年都行，就这样慢慢学会了。一直忙到孙辈们长大了，知道要好了，各家都给孩子买着穿。我从十几岁就忙着顾家，成了习惯了，不好闲着，来到过年更忙，孩子他姑家、姨家的孩子的单衣找不到人做，他们只要不嫌不好看我都做。我表妹不会做家务，我就连她孙女的衣服一块做着。那时忙着很有劲，就觉得孩子大了就好了。 孙女在我家住着上学的时候，我老伴正是犯病最勤的阶段，一病八年，是脑部一过性缺血，一犯病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知，过一会儿才会缓过来。孙女七岁，一个人单独睡害怕，我又担心老伴夜里犯病，没人照顾。没办法，我们三人就住一间屋。有一天晚上老伴犯病了，把孙女吓坏了，才开始自己单独睡觉。有时孙女感冒了，我晚上要起来给她吃药喝水。两头忙活。那时候大儿子经常出发在外地，媳妇在工厂上班很紧张。孩子小，想妈妈。她妈来看她，她叫妈住下，她妈不住下，她妈说，光你就够你奶奶忙的了，我说不要紧，我能顾过来，你住下吧。孙女上了高中，我老伴的病也渐渐好了，我才轻松了。 我外甥女的两个儿子和我的小儿子。 说到这里想起我的孩子们。因为我们俩在家都是老小，出来干活又早，不会干家务。所以有了孩子后，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从小学着干。老大一直在我们身边，老二老三都是上学后才回到我们身边，仨孩子放学后，我们早给他们安排好了，老大不爱出门，就在家烧火做饭，老二不喜欢做饭，就到大院里扫树叶当柴火，老三有劲儿就管着挑水。那时候有一些已经工作的妇女，孩子多了顾不过来，就被拉回家了；我这个饭碗保住，有孩子们一半的功劳。我的孩子们，童年都没大捞着玩儿，但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都比我上学多。我大女儿跟我受了些累。那时孩子多收入少，生活困难。在潍县的时候，县招待所冬季前需要做被子做褥子，我就拿回家一些，一早一晚地做点，大女儿也帮着我做，她那时还是个孩子，有时累得直不起腰。回潍坊后，我在劳保用品商店工作，卖劳保被，店里找人做两元钱一床，职工有愿做的就拿，我也拿了一些。有一天，我和大女儿都休班，我俩一天就做了七床，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元，一天的收入就顶半个月工资了。做被子确实很累，但那时干得很有劲儿，累大了休息一晚就好了。这样的活儿并不多，能增加一点收入，过年每个孩子都能做套新衣服，还能省出点帮助亲戚。有一年我们去临淄我姐家看孩子，村里的人说，你看他姨和他姨夫，自己这些年什么时候来也穿着这身衣服。我说，只要孩子长大了就好了。孩子们上学后我们轻松了，光早上起来做饭，别误了孩子们上学，吃好吃赖，都是热乎乎地，没吃出什么毛病。（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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