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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栋 李 英 张耀崑 编辑：赵志忠
中华印刷史典故之五十 最早出现的套版印刷及其初期套印品 编者按:征得旅居北京的献县淮镇籍老乡张树栋老先生的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起，全文刊发老先生的《中华印刷史典故》（又称《中国印刷之最》)一书。本书荣获五项殊荣：1、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2、国家科技部：2015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3、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4、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5、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项目。此书是在1992年初出版的《中国印刷之最》和《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增补近年印刷史研究上的新成果，将这些堪称印刷之最的史实与典故，连同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当代印刷新出现的典型事例汇集起来，择其要者，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列起源、古代、近代、当代四篇，作简要与通俗地记述。以期扬我中华文化，鼓我民族士气，还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于世界民族之林，张树栋先生如是说。这本书将故事性与科学普及融为一体，向国外人士宣传中华的印刷文化。这也是诗眼看世界为老先生刊发的第二本书，张老先生少年求学离乡，在中国印刷史学多有建树，著作等身，令人钦佩！作为乡贤，他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数次献书于家乡献县。从本期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淮镇人眼中的中国印刷史史学中，走进淮镇人的印刷世界。同时，也诚邀旅外的、本土的淮镇人及在淮镇工作过、学习过的社会各届人士为构建中国·淮镇贡献一位力量，诗眼看世界，现以种下梧桐树，诚待凤凰来。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李英：研究馆员，中国印刷博物馆社会服务部主任，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作为展览策展人，其策划的“中华印刷之光”展览足迹已踏至亚、非、欧、美四大洲20个国家。作为科普作家，参与编写《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印刷史词条。其专著《中国彩印二千年》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参评项目，于201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立项，版权输出，由设计媒体出版（英国）有限公司出版英文版。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中华印刷史典故之五十 最早出现的套版印刷及其初期套印品 套版印刷，隶属于雕版印刷，是雕版印刷从单色向彩色发展、技艺益发成熟的产物。因此，有人把套版印刷称作彩色雕版印刷，以区别于最先发明的（单色）雕版印刷。从工艺技术角度讲，彩色雕版印刷要比单色雕版印刷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彩色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才伴随或略迟于单色雕版印刷。从历史渊源上看，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拍印要晚于单色陶器图案的拍印；秦汉时期的套印花布要晚于单色花布的印制；隋唐以降的版印佛像、书籍插图中的图像，多色要远迟于单色。由此不难看出，彩色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是在单色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既有社会文化对“美”的需求的促使，又受印刷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
古往今来，印刷术的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名称各异。其中：有的因印刷术所用印版的不同而异，即采用什么印版，就叫什么印刷，凸版印刷、平版印刷、蜡版印刷、活字版印刷……等皆属之；有的因承印物的不同而异，即采用什么承印物，就叫什么印刷，织物印刷、塑料印刷、铁皮印刷、软管印刷……等皆属之；也有的因印刷方式的不同而异，即采用什么印刷方式，就叫什么印刷，喷墨印刷、套版印刷、间接印刷、机械印刷……等皆属之。套版印刷，通常人们称其为“套印”，也有称作套色印刷、多色印刷、彩色印刷、彩色雕版印刷者。其中。“套印”是“套版印刷”的简称，而“套印术”则是“套版印刷工艺技术”的简称或总称。其它称谓的出现，多因印刷应用范围广泛所导致的、人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审视“套印术”，而又对印刷术从总体上不太了解所致。因此，探讨套版印刷的起源与发展，首要的是先把什么是“套印术”搞清楚。
顾名思义，“套印”一词由“套”和“印”组成。在这里，“套”的含义是衔接和重叠（见《现代汉语词典》“套”字条），“印”的含义是印刷。因此，广义地讲，凡以衔接或重叠方式进行印刷，皆可称之为“套印”。而“套印术”，则是以衔接或重叠方式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了。同雕版印刷一样，套版印刷的起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现有文献、文物证明，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套版印刷已广泛用于织物印花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了两种印花织物，一种是金银色印花纱，一种是印花覆彩纱。其中，前者是用凸版“套印”的（图50-1），后者则是印刷与彩绘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随后，甘肃武威汉墓又出土了“套色印花绢”，是用三块镂孔版，即“漏版、孔版”印制而成的。1983年，广东南越王墓又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印花织物，织物上的花纹图案与同墓出土的两块铜质印花凸版上的图纹相吻合，显系这些印花织物就是这两块印花凸版印制的。这些西汉印花织物的出土，尤其是这两块铜质印花凸版的发现，为西汉时期已经采用凸版和孔版（漏版）套印织物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实物证据。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先生撰文明确指出：“织物印花技术是印刷术”，“从纯技术意义上来说，（织物印花技术是印刷术）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客观上，秦汉时期的织物印花——不论是凸版印花还是孔版印花——尚处在印刷术起源史上的雏形阶段，雏形时期的印刷术与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还是有区别的，不可等同视之。
雏形时期的套版印刷，有填色印刷、涂色印刷、漏版套印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出古代人们为获得“美”的享受而探索套版印刷的艰难历程。其中：“填色印刷”是版印与彩绘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方法是：先将花纹图案刻成印版（凸版或漏版），再在印版上施墨印出图案花纹的线条轮廓，然后根据设色要求手工填色制成彩色印刷品。这种方法应用很久，现存西汉墓出土的印花覆彩纱、隋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印制的《隋木刻加彩佛像》、辽代刻印的《炽盛光佛降九曜星官房宿相》等皆属之。2、涂版印刷“涂版印刷”是先将图案花纹雕刻在板材之上制成印版，再根据画面设色要求，在印版表面相应位置涂刷所需要的颜色，譬如树叶涂绿色，花朵涂红色或黄色等，然后用涂有不同颜色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一般认为，元代至元六年 （公元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无聞和尚的《金刚经注》（图50-2）就是用这种方法印制的。该图系经书扉画，扉画中央坐着一位正在注经的和尚，和尚旁边站着一个书童，图的右下角站立一人，连同前边的书案、方桌、灵芝、身边的云朵，均为红色。图上方的松树为黑色。正文经注也用红黑两种颜色印成。这是现存最早的图书套印本，弥足珍贵。漏版套印，是将图案花纹，按照设色要求，分别雕刻在特制、较薄的板材之上，雕刻时要刻透、挖空，制成镂孔印版，再将镂孔印版与承印物紧密贴合，逐版逐色套合、印刷的工艺技术。这种工艺技术与其他印刷方法不同的是，印版上的图文是正像，印刷时可以在一块版上刷上几种不同的颜色一次施印，也可制成多块色版逐色套印。其中多色套印因有逐版定位问题，在技术上要相对复杂一些。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套印术”。套版印刷经过漫长的雏形发展，到了宋朝出现了分版套印工艺。这种工艺，是将图文按照原稿设色的不同，分别制成不同的色版，然后再逐版逐色依次进行套印的工艺技术。分版套印工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种色版的大小不一，譬如现存宋代的“关子”印版，总共八块，大小各不相同；另一种是按照版面设色要求，一色一版，各版大小一致，印刷时按照统一的规矩，依次逐版套印。除色版大小相同或不同之外，后者为一色一版，版面有几种颜色就制作几块印版，而前者则不然。以宋代“关子”印版为例，关子的八块印版中有四块是图章，其中三块为红色。为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称后者为“整版套印”。整版套印工艺，比填色印刷、涂版印刷、漏版套印和早期的分版套印工艺要复杂的多。以多色图书的整版套印为例：首先，它要按设色要求，以不同色墨写出原稿，再象今之木版水印那样在原稿上覆以透明书写纸，写或勾画出分色版样，然后将各分色版样分别反贴在预先制作好的木板上进行雕刻，制成分色印版，最后才能按规矩要求进行固版、逐版套印。这样的工艺技术，套印准确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始于宋代的纸币印刷，盛于明、清的多色书籍印刷。
套版印刷的起始时间，过去一直以元、明时期的说法较多。近年在印刷史研究上，随着“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众多从业印刷的学者的参加，认为套版印刷始于西汉初期多色型版印花者逐渐增多。由于这种观点既有套印品实物——譬如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等——为证，又有当时印刷套印品的印版出土，有理有据，让人信服。但仍有学者坚持旧说，认为印刷术只有印在纸上，而且印刷品必须是“读物”，印出来的产品才能算是印刷品。秦汉时期的型版印花，既不是印在纸上，印刷的又不是读物，自然就不能算是印刷品了。对于毕生从业印刷而又研究印刷历史的印刷工作者，最了解什么是印刷，因此，对用同一块印版，印在纸上是印刷，印在织物或其它材料上就不算印刷；对用同样的工艺技术，印的是“读物”算印刷，印的不是“读物”——譬如花布、壁纸等——就不算是印刷的观点，不仅不敢苟同，而且还难以理解。客观上，处在雏形阶段上的套版印刷，远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已在应用，此后续有发展。物美、价廉，又具有较好印刷适性的“纸”的发明和发展，为包括套印术在内的印刷术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纸”为承印物的套版印刷也随之发展、普及开来。隋代的印线填色、唐代的夹缬印染、宋代的纸币套印、辽代的彩印佛画、元代的朱墨套印本《金刚经注》、明代用多色套印的《程氏墨苑》和《风流艳畅图》，都以不同材质、不同方式，采用了套印术。这其中，有以织物为承印物的填色印刷，有在同一块印版上分别涂以不同颜色的涂版印刷，也有一色一版的分版套印和整版套印。到底哪一种算是套版印刷的雏形品，哪一种够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套版印刷，有待学术界通过深入研究来统一认识。但愿我们的学者不再拘泥于纸上印刷和读物印刷，实实在在地落脚于“印刷”立场来研究“印刷的历史”，还套版印刷以本来面目。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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