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飘逝的记忆

飘 逝 的 记 忆　　

作者：汪 葆 明   北京老知青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you love me……”，这是一首流行于40年代的英文歌曲，邻居于奶奶80多岁了，还喜欢唱它。她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有很好的英文基础。我喜欢这支歌的旋律，如泣如诉，歌曲的名字也好——《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勾起我对青春岁月的感怀。

　　1969年2月，一辆辆满载着北京知青的军用卡车从陕西铜川出发，开往革命圣地一一延安。陕北高原瓦蓝的天空映衬着巍巍宝塔，皑皑白雪覆盖着黄土高坡。我们这些北京娃第一次看见如此壮美的景色，禁不住欢呼起来。有人高声朗诵起贺敬之的长诗《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每个人心中都激情澎湃，发愿要像父辈们一样，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作者（左）与同学马奉在延安大桥留影

　　面朝黄土

　　生产队的架子车把知青们的行李拉到一个山坳里，几孔新挖的窑洞就是我们未来的家。老乡们憨憨地笑着，围住窑前的空地，年轻人忙着把行李扛进窑里，婆姨女子们忙着抱来自家的干柴把新窑的灶火烧得旺旺的，老人们拉着女知青的手嘘寒问暖，娃娃们在场院里奔跑、欢叫，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延河水就从山前流过，进山要先过河，走七八里山路才能进村。放眼望去，蜿蜒起伏的山麓，一座座窑洞迤逦而上，错落有序。沟底有一个水窖，水从石缝里渗出积存在里面，供全村人饮用。住在山腰的人要从沟底挑水上山，十分辛苦。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常常是挑到半山腰，脚底一滑，满满一桶水全流光了。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只好铲些雪放在水缸里化开用，一盆水不得不反复用。

　　冬天没什么活干，主要是熟悉周围的环境，上老乡家串门、聊天。转眼就到了开春，土地化了冻，知青们每天跟着社员上山刨地。天还没亮，队长就蹲在脑坂墚上呐喊：“动弹了！”声似洪钟，震得山响。队长四方阔脸，脸膛黑红，人高马大，头上扎条脏兮兮的毛巾，穿件黑棉袄，腰里扎根绳，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往山墚一站像半截黑铁塔。知青们立刻诚惶诚恐地爬出被窝，胡乱穿上衣服，拖着镢头就往外跑。懵懵懂懂，睡眼惺忪，一路踉踉跄跄跑，深一脚浅一脚，总算到了干活的地方。天才麻麻亮，知青们抡起镢头学着老乡的样子刨地，刚解冻的土地硬梆梆的，一刨一个白印。有个男知青一不小心把镢头抡在脚脖子上，立刻冒出血来，旁边干活的老乡麻利地扯开自己的棉袄下摆，揪出一团棉花，用火柴点着，迅速压在伤口处，过一会儿，血止住了，受伤的知青很英雄地拒绝休息，继续干活。

　　这时，送早饭的挑子到了。领队一声休息，大家呼啦啦冲下山坡，一路爆土狼烟，把送饭的担子团团围住，寻到自家的饭罐子，抓起饼子就啃。那年月粮食紧，农民们都不够吃，经常将瘪谷子碾碎了做成麸子饼充饥。后来，知青们口粮不够了也学他们的做法，吃得时间长了都拉不出屎来。吃完早饭继续干活，一直干到中午，送午饭的挑子到了，再歇工吃饭。饭后休息一会儿继续干活，直到天擦黑才收工回家。

　　作者（前排中）与在一个生产队插队的同学

　　知青们分属于三个生产小队，一队的知青三男二女，二队的知青四男二女，三队是三个女知青。三个队的知青分灶吃饭，每天留一个人在家做饭。城里人不会用灶火，常常弄得狼烟四起，火还点不着。好不容易把锅烧热了，蒸窝头又忘了放水，于是手忙脚乱地重新做。往地里送饭的人已经等不及，赶紧起锅把半生不熟的窝头扔到饭筐里，再装一碗咸菜，就送到地里去了。最困难的是往缸里挑水，挑着空桶下山还凑合，等你把水倒满，几十斤重的担子挑上肩，就寸步难行了，更别说挑着担子走山路。女知青只能挑半桶水，歪歪扭扭蹭到家人已累得半死，眼看送午饭的时间又要到了，赶快做下一顿饭。这样一天忙下来比下地干活的人都累。

　　夏天，在山顶上种的红薯苗需要浇水，队里就派知青往山上挑水，炎炎烈日，土地干得冒烟，上山的路又不好走，知青们索性脱了鞋，光着脚挑水上山，那真是个苦差事。一天下来人都瘫在炕上，连饭都没力气吃。麦收季节，大家手拿镰刀一字排开站在坡地里，领头的一声喊“开始！”，只听唰、唰、唰，一垅麦子就割到头了，这叫“走镰”。知青们手生割得慢，很快被甩在后面。堆在地头的麦子被打成捆，需要人用背绳背下山。知青们在老乡的帮助下，每人背了一大捆往山下走，男的背200斤，女的背100斤，压得人透不过气，双腿直打颤。几天下来，有的女生开始双腿浮肿，一按一个坑。

　　古老习俗

　　我们插队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知青中的激进分子天天咋呼着“取消自留地”，就连农民自家种的几分菜地也被充公，害得村民们只能顿顿吃辣椒拌盐，也有人到地里拔些野葱拌盐当菜吃。但是，逢年过节还是想办法吃顿饺子，当地叫“扁食”。不用擀出一张张独立的饺子皮，而是擀一张很大的面皮，用小碗扣出一张张小面皮，再包上馅。

　　冬天家家都腌酸菜。把队里分的白菜去帮洗净，用刀在上面划几个口放在开水里烫，然后捞出来一棵棵码进缸里，撒上粗盐、压实，再用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捞出来吃了。

　　陕北人喜吃饸烙，一种用养麦面轧成的面条。有专门轧面的饸烙床子，将揉好的面团塞进一个底部有许多小孔的圆木槽里，配套使用的是一个带长把的木桩子，对准面团压下去，就见木槽下面的小孔中有几十根蚯蚓一样的浅褐色面条蠕动而下。然后用葱花煸锅做成热乎乎的热汤面，嚼起来特别筋道，好吃。

　　插队前作者（前排左）与同学在天安门留影

　　山里人尽管穷，但是婚丧嫁娶仍要办得热热闹闹。新娘穿上红衣，头顶红盖头，骑着毛驴，吹鼓手在前面吹吹打打，全村的老乡都来吃酒席。说是酒席，其实没什么东西。鱼是木头刻的，表面上像真鱼一样浇了汁，里面各种作料都有，大家也假模假式吆五喝六地吃。那一年，老队长生病去世了，他住的窑洞就在我们上面，什么动静都能听见。他婆姨在上房哭，高一声低一声，身子前仰后合，哭得昏天黑地，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干嚎：“周根他大呀，喜娃他爹，你丢下我们可咋活呀！”整整闹腾了一宿。第二天出殡，村里人排成送葬的队伍，前面的人举着招魂幡抬着棺材，孝子贤孙披麻戴孝紧随其后，有撒纸钱的、有摔瓦盆的。沿路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点上一盆火，传统的送葬习俗一个都不能少。

　　高昂代价

　　这里的老乡很穷，没见过马，仅有的运输工具是驴拉架子车，但也是稀罕物。大多是人背肩扛，一个木架子、一条背绳，把上百斤重的高梁、谷子用背绳捆住，左右各挽一环形套，人半蹲着胳臂伸进去，使重物紧扣在背上，然后使劲发力将重物背起。后来，就是这种非常原始的运输方法毁坏了我的膝盖。

　　那年冬天，我们二队的知青和老乡上山里背柴，也是男生背200斤、女生背100斤，从山里出来要走40里山路。我身体弱，走得慢，很快就被落下了。勉强走了20多里，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山坡上休息。那捆干柴还不能卸肩，否则就站不起来了。等气喘匀了，再想站起来，已经不行了，因为没有人帮你往起托，死活站不起来。我攒足浑身的力气双腿玩命往起一撑，只听左腿嘎巴一声，我就趴在地上动不了了，腿疼得厉害，根本不能动。眼看天就要黑了，前后没有一个人影，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直等到天完全黑了，生产队长发现我没回去，才找上山来，把我背回住地。

　　当天夜里我的腿就肿了，粗得像大象腿，连棉裤都穿不上。第二天，队长派人赶上驴车送我去县医院看急诊。照过片子，说可能是韧带撕裂，开了些活血化淤的中药，就打发回去了。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伤腿仍然肿着不见好转。队长慌了，怕我的腿会残，就派人送我回北京。临行时，队长特意砍了一截枯树，用刀削成拐棍让我拄着。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经著名骨科专家诊断，我的左腿半月板撞碎了，需要手术治疗。当时正值动乱后期，我姨妈担心手术做坏，没让我做，就找了京城颇有名气的中医正骨医生手法治疗。每次都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坚持治疗了一段时间，已经关节强直的左腿总算能打弯了。但是，大腿的肌肉已萎缩了两指（约4厘米），又去求助中医针灸。中医将一尺多长的细针从大腿根扎进去，直扎到膝盖处，然后用手指使劲捻针头，腿部的肌肉立刻剧烈抽动，感觉就像上刑，每次治疗下来都是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在北京呆了大半年，伤腿的功能基本恢复，该回生产队了。大夫给我开了诊断证明，说明我的腿暂时不能爬山。这样，我就留在县里参加编辑《知识青年在延安》专集，一直没有回去。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到延安招收配音演员，选中了我和另外6个北京知青，我才正式结束了插队生活。

　　几十年过去，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当年在延安的生活经历仍刻骨铭心。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淳朴敦厚，使我们浮躁的心归于平静；他们那种虽身处清贫却常怀感恩之心的宽容，使我们明白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道理，赋予了我们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权势低头、宠辱不惊、永远乐观向上的心态。正所谓“大千世界，有容乃大”，这种中国式的哲学够我受用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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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北京丰盛中学《丰盛千千树》（中）

　　主编：樊爱国 副主编：汪葆明 吴安

　　　作者简介　汪葆明，北京丰盛学校初66届毕业生，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6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影视编导、主任编辑、报社总编、中国红十字会筹资宣传处长等职。所编导的电视片《历史在这里沉思》在央视和联合国禁毒署国际会议播放，《飘扬的红十字》由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题写片名，《中国人的生育观》入选夏威夷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