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 4000 字,阅读大约需要 3 分钟 最近,世界媒体流传着一个消息,由于疫情,威尼斯的花神咖啡馆濒临倒闭。咖啡馆经理Marco Paolini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活下去。我们正在可以做到的范围内努力保持开门。” 这家咖啡馆世界闻名,旅游手册都有。据说,拜伦、雪莱、歌德、狄更斯、毕加索等都曾在那里喝过几杯。在西方,咖啡馆通常是闲人、精神贵族的大本营。许多咖啡馆,过了一百年你再去,那杯咖啡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柜台后面的伙计换了。 苏黎世有家叫奥狄翁的咖啡馆,列宁、乔伊斯都来过;百年前,达达主义就是在这里侃出来。几年前,我在那里喝过一杯,伙计说,1915年这里就是这样拥挤。2015年,还是找不到座位,我只好在吧台前面站着,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家伙,密谋无边无际。好像在这里面沉默不语,没有一个话题相当丢人现眼。通过我的朋友翻译,与旁边的那位胖子交谈,三分钟后,我们谈到了保罗·策兰,他说,这是个二流诗人,德国还有更好的诗人,他说了名字,我从未听说。他是个厨子,自己开着个餐厅。 中国思想的传统与西方不同,道法自然,生生之谓易,一切皆不言自明,无需问为什么。莫若以明(庄子)。中国在“如何”上思。中国思想往往来自书斋里的慎独,吾日三省吾身而不是咖啡馆里的争论、激辩、讨论、臧否、定义。茶馆本来有可能成为咖啡馆,但到街谈巷议、小道消息为止。孔子早就注意到思辨、爱智的重要,他告诫,“学而不思则罔”。“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中国历史上的每次进步,无不是思的结果:春秋战国之思、汉初之思(独尊儒术)、唐思(古文运动)、宋之沉思(《近思录》)、明思(王阳明,王船山)、五四之思,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但是,思终究没有在中国成为主流,学是主流。 咖啡馆在中国,只是多愁善感的小资的做作之地,而茶馆早已绝迹。不知道人们如今在哪里思,这个国家又没有几处书斋。西方自柏拉图时代就有思辨讨论的传统,那些谈话者、爱智的人发明了哲学,哲学无论如何玄妙,在我看来,不外乎都是在讨论存在,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如何做这些。从柏拉图的学园到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常去的教堂,到奥狄翁咖啡馆、威尼斯的花神咖啡馆……都是西方之思的地址,就像汉字的“思”这个字,一个心和一块田,思要有个地址,就像上帝要有个房间来完成祷告的仪式一样。 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咖啡馆几乎取代了教堂。教堂也是沉思之所,但那种思是单向度的,思只指向上帝,比如《奥古斯丁沉思录》。讨论“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需要能够高谈阔论的场所,从柏拉图学园、教堂、大学、沙龙、咖啡馆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悠久传统,在大学校园里,咖啡馆永远人满为患,真正的话题在那里才开始,毕竟,生命不能只是在那些彬彬有礼的学术会议上讨论。 咖啡馆在西方无所不在,思也是无所不在。尼采之后,咖啡馆大有取代教堂之势,威尼斯花神的倒闭犹如一家大教堂(巴黎圣母院这种级别)的倒闭,必令知识分子如丧考妣。暗中,论文答辩会与咖啡馆已经形成寸土必争之势,而后者节节败退。瘟疫肯定是咖啡馆的敌人,在咖啡馆,人们面对面,伸出舌头,不戴口罩,你得喝上一杯,而且随时准备将思想的唾液喷在一张愤世嫉俗的脸上,令它潮湿。开会则无须面对面,干燥沉闷的网络会议的时兴,难道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肤浅、学而不思(只管答A或B)乃是我们时代的普遍现象,近义词是浮躁、调侃、难得糊涂。瘟疫确实带来了必须要想想的问题,不想就等死。随着死亡数字的扩大,死亡包围圈也越来越小,与其惶惶不可终日,得过且过,不如想想:“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死到临头,都还不明白为何而活,枉来人世一场。赤条条地(阿甘本),与动物无异。我记得前苏联在解冻时期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你到底要什么》。 为什么一家咖啡馆即将倒闭,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末日的讯号之一。 我没有去过威尼斯的花神咖啡馆,我去过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下面的文字出自我最近出版的《巴黎记》,有关这家咖啡馆: 站在街道上望去,正在闲逛的要么是狗,要么是老者,要么是外地来的游客,还有些看上去正在人生的沼泽里塌陷的家伙。许多出现在街头的人都是重任在身、积极进取的样子,一边奔走一边打手机;一边奔走一边啃麦当劳;目标明确,动作果断、目光炯炯。就像是圈养多时,一朝放出的猎犬。直奔电梯,抢一步在金属门刚刚合上之前挤进钢板缝去。直奔过街心花园,对那些正在春天的阳光中胁肩谄笑,搔首弄姿,为自己的脂粉洋洋得意的花朵不屑一顾。闲逛倒显得更自然而不做作。就像一种对巴黎式的存在主义的行动认同。在巴黎,存在主义不是观念,而是行动。挺身而出,你不是要去奥林匹克运动会较劲,不是去登山渡海,更不是要回到雅典街头去雄辩…… 在咖啡店门口拖过一把椅子坐下来。隔着玻璃窗,悄悄地挥手请伙计来上一杯。你因此成为身体上的波德莱尔或者乔伊斯。诺,不要去想那些令他们著作等身的大部头,他们是这样喝咖啡的,只是加糖的块数不同,或者不加,越南土糖纵入到咖啡海的姿势也不同,波德莱尔或许喜欢溅起些水花,乔伊斯或许是慢吞吞地滑下去,像一只磨磨蹭蹭在游泳池边上不敢下水的旱鸭子。寄生在巴黎的这个咖啡小精灵可是从来没失灵过。 在巴黎森林漫游,背着一只水壶,一个照相机。巴黎之光,令人以为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布列松或者维利·罗尼,他们眯着眼拍呵拍,对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幅窗帘终于找到了那个梦中的窗子、多情的黄色之船。这种漫游仿佛梦游,仿佛不断发生的转世。仿佛已经被一部费里尼或者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聘为演员,扮演着一个寻找时间的角色。是的,寻找时间,没有比这个角色更无用更容易的角色,只需要到处闲逛。许多野心勃勃的家伙在这里失去了野心,他们藏好信用卡闲逛起来,在一个小公园里挨着一家教堂发黑的岩石墙根发呆。 在世界的大多数都市,你必须成为某种百折不饶的角色,为在人生舞台上谋个好位置而疲于奔命。我记得纽约的清晨,5点钟,通往曼哈顿的高速公路已经热流滚滚,车灯一个个爆炸般地打开,黎明被人类视死如归的拼搏劲头吓得落荒而逃,一万辆奔驰都是一个目标——新的奋斗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记得某年夏天,在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出现了一个当代艺术家用玻璃钢做的雕塑,一根笔直地通向天空的红色大梁,上面行进着一个个背着旅行包、走向星空的玻璃钢年轻人。没有老者,纽约不欢迎老者。站在那个呆板生硬一条直线的雕塑下,每个人都会害怕,害怕被抛弃,落后,掉队。 没有谁会在巴黎掉队,巴黎到处可见耄耋之徒,这儿充斥着昔日的殿堂、后院、仓库、花园、杂物间、小巷、厕所、下水道,羁绊物、坑洼、砖头、石头、油画、雕塑、涂鸦、锁、阳台、酒吧、挡板、栅栏……它们容忍你折回头,转个弯去成为一位鞋带散掉的诗人、庄子、阮籍、堂吉诃德……巴黎使诗意公开化、合法化了,在这里写诗无需自惭形秽,绝不做作。巴黎也没有像唐朝的长安那样,将写诗变成一条仕途。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公开地去寻找诗意,就像古代的猎人抬着长枪走遍森林。找个小咖啡馆坐下来,在吧台上丢下五欧元铜板,买杯咖啡,那杯子的容积只是比戒指稍大,小口小口地抿,足够喝上一个时辰。再将笔记本往小圆桌上一拍,你就是一位巴黎风景中的诗人,哪怕你一行诗都没写。 巴黎使得那些传统印象中的诗人,不食人间烟火,隐居在某处,自号风清月白的家伙们显得相当做作,写诗是多么自然的事,这不再是精神祭司们发号施令的语言特权,而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就藏在一只被酒渍打湿的火柴盒后面。就像拖着一只轮子半转不转的破箱子走去地铁车站一样自然,就像躺在一个老花园的木质长椅上看树叶一样自然。诗人是巴黎的家具之一。更别提那些流浪汉、闲人、酒鬼、艺术家、小提琴手、风琴手、哲学家、助教、大学生了,到处充斥这些想入非非的家伙,每个人都梦想着扮演一个世俗的指点文明的上帝。无数的人到巴黎去,只是为了成为一位诗人,海明威到巴黎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巴黎去,毕加索到巴黎去,阿多尼斯到巴黎去,艾青到巴黎去……最后他们都如愿以偿。 “首先,不管是行政方面,还是学制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替代不了产生伟人所需的那种奇迹般的机缘。在生命延续的种种奥秘中,唯此机缘是我们那雄心勃勃的现代分析科学最难以企及的谜。其次,据说埃及人发明了孵小鸡的烘炉,可要是孵出了小鸡,却又不马上给它们喂食,那你会对此作何感想呢?可是,法国人的情形恰恰如此,她想方设法用这只大暖炉制造艺术家……”(巴尔扎克:《邦斯舅舅》) 一百五十年后,巴黎已经成为一个文人之城。是的,那座桥已经被阿波里奈尔写过,但也被阿波里奈尔无意间遗漏,还可以再写,再写,有的是时间,塞纳河波涛滚滚,时间矿室的页岩层叠累积,魅力永在。河岸那些苍老的建筑,那些发亮的乌云,那些前仆后继的情侣,那些神秘船只里面的家具,总是在暗示你,还有什么可以写,巴黎藏着一打普鲁斯特,这些伟大的语言精灵就藏在小酒店那些用硬纸做成的圆形啤酒杯垫下面,你甚至可以在一张餐巾纸上记下它们,真的有许多巴黎诗人在餐巾纸上写诗。我也这么干,比如在花神咖啡馆,我就用那里厚而耐用的餐巾纸写了一首,是这首: 在库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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