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在此相遇——敦煌艺术的滥觞及敦煌学的诞生

▲ 丝绸之路通往敦煌的三条线路真实位置索引图制图：paprika

敦煌，一个位于中国西北的边陲重镇，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关隘。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作军事要地的地方，因为藏经洞的发现，一举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惊。让藏经洞或者敦煌这个地方进入世人的视线里的，正是一批批的盗宝人，他们是让敦煌扬名的功臣亦是藏经洞浩劫的千古罪人。

王道士

公元1900年的一天，守护敦煌的道士王圆籙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洞内一侧的墙壁有些异常。当他敲开墙壁之后，发现了一个堆满经文的洞窟，即今天的第17窟，整个洞窟像是一个图书馆一样，到处堆满了书籍，因为洞窟里面主要以经文为主，所以后人将这其称为“藏经洞”。藏经洞的原始面貌，我们可以通过斯坦因在烛光下翻阅堆积如山的敦煌遗书场面而窥见一斑。

藏经洞里的伯希和

敦煌从来不是一座孤城，历史因逝去而神秘，因神秘而诱人。随着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远在西方的探险家耳朵里，就像是吸血鬼闻到了血腥味一样，藏经洞可能被演绎成“藏金洞”，这似映证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东方的描述。

藏经洞真的是“藏金洞”吗？今天我们毫不迟疑地会说，藏经洞每一件遗书都是文物，文物岂是黄金钻石可以媲美的！可是，当年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国产生了轩然大波吗？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一书对，对敦煌文献的流失做了一个统计：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这些被掠走的经卷，可以建一个国家博物馆，可以建一个国家研究院，比起很多自诩为典藏丰富的国家的典藏总和还要多无数倍！

对于这些敦煌之殇，中国人每人一口唾沫便可以将这些盗宝者淹死，可是在他们所在的国家，这些盗宝者被视作英雄。客观说，敦煌遗书如果没有被发掘，没有经历浩劫，迟早会被发现，但是在掠夺与运输的过程中对文物的毁坏，则必定要将这些所谓的探险者抑或考古学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连文物都没有保护好，而一个邻国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产生了如此的兴趣并孜孜不倦的研究，不禁让我们感到汗颜！

藏经洞究竟是怎么而来的，里面储藏的大量的敦煌遗书尘封了600年之久，其最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一些千古之谜，正是藏经洞的魅力，也是敦煌学的磁力所在。关于藏经洞的由来，学者说法不一，有持废弃说的，有持书库改造说的，有持避难说的等。

废弃说，即洞中的文书是被敦煌各寺集中在一起的废弃物，最早的主张者是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来敦煌藏经洞盗取经书的人。斯坦因是匈牙利人，当他通过假借玄奘之命骗得了王道士而走进藏经洞时，在烛光下，面对着卷帙浩繁的文献，翻阅了两个礼拜之后，并以廉价的价格盗取了大量的藏经洞文献，满满的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就这样丢了。由于斯坦因是继王道士后第一个踏入藏经洞的人，他所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正如垃圾一般的原始洞窟，历经岁月的沧桑，600多年不见天日，加上他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深，所以带走的并非藏经洞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给他的感觉宛如在垃圾堆中里淘宝，所以他主张废弃说。

后来，日本学者藤枝晃受斯坦因的影响，他认为废弃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的佛经取代了卷轴装的佛经，图书馆的重新布置导致了原来的卷轴佛典遭到废弃。

藏经洞

然而，在继斯坦因之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了藏经洞。伯希和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精通其他几个国家的语言，通过他对藏经洞中文献的研究，认为洞中的文献是为了避免战乱而由僧侣专门藏起来的，这一观点被称为“避难说”。

因为伯希和是一位汉学家，后人对其也评价甚高，“如果没有伯希和，汉学就像是一个孤儿”，所以他掠取的文物虽然数量上没有斯坦因多，但质量远远高出斯坦因所洗劫的文物。

斯坦因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道理，年代越久则文献越破旧，年代越近则文献保存越完整。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后，当他进入洞内时，虽然洞内的宝物已被斯坦因洗劫了一部分，但剩下的东西也足以让这位法国的汉学家大饱眼福，他决心把全部藏品翻看一遍，再挑选自已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伯希和根据他所掠取的文书，认为这些文物是为了避免当时的战乱而被封起来的。

根据伯希和的分析与研究，他认为公元1036年党项攻占敦煌以后，虽然很快被沙州回鹘赶走，但在公元1068年还是被党项建立的西夏占领。藏经洞中的藏品中没有西夏文书，而且藏品的堆放也没有一定的顺序和分类，所以伯希和认为在第一次党项攻打敦煌时，为避免兵灾，当时的僧人匆忙将这些东西堆入洞中，封了起来。

修缮前的敦煌莫高窟

由于伯希和的观点结合了中国的历史，尤其分析了政局的动荡与事件的变迁，历史的研究必然逃不出其大的时代背景，如此推演，合乎情理，因而也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支持。至于后来的曹氏封闭说、元初说、元明之际说等，都可以归属于“废弃说”。

通过斯坦因的描述以及那张斯坦因在藏经洞翻阅经书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出藏经洞宛如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据伯希和的研究，这些书籍摆放有着一定的规律，虽然经过斯坦因的闹腾，但是伯希和还是发现了藏经洞文献的摆放规律，这显然不是一堆废弃的垃圾。鉴于伯希和的这样一种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藏经洞是“书库改造”而留下来的，他们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并且因为阅读与携带的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以上这三种说法，争论一直喋喋不休，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正是因为神秘，藏经洞的起因与藏经洞文书内容所反映的内容成为敦煌学耐人寻味的地方之一。

二、丝绸之路长篇地图（制图内容引自地图会说话公众号）

在藏经洞被劫以后的1909秋，伯希和来到中国，无意间随身携带的几本正在研究的四本敦煌写本、古老写卷被罗振玉发现，罗振玉可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一眼便辨认出这些写本是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他的心情一时之间可喜、可恨、可悲。

当罗振玉从伯希和口中得知“石室”尚有存者，但仍没有得到重视，中国的学者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直到20世纪30年代，陈垣在《敦煌劫余录》系统地将敦煌遗书精心编辑，将藏经洞劫余经书的内容分门别类，作了较为完整的编纂。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对敦煌学进行了定义，在他的号召下，中国学者才对敦煌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那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更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冶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着，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以这么说，敦煌遗书是敦煌学研究的原始内容。敦煌遗书指清代以来，在古敦煌境内多次出土的古代文献和在外地发现的敦煌古文献。敦煌遗书主要有卷轴装、经折装和册子装3种。从内部字迹看，可分手抄和印本两种，其中以抄本居多。大量的经卷系由专职抄经手手写而成，字迹端庄工美。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

随着敦煌学进一步的发展，敦煌学在敦煌遗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开枝散叶，延伸出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兼及敦煌史为研究物件的一门学科，与甲骨学、红学并称为20世纪的显学，同时与徽州学和藏学成为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

对中国学者来说，敦煌学一般以陈寅恪先生于1930在《敦煌劫余录》序里首先提出为标志。就“敦煌学”这一词而言，其实是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最早使用的，敦煌学从此便部分地使用，但日本学者并不反对中国学者的观点。至于敦煌学这一词是由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最早提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陈寅恪先生的振臂一呼，敦煌学才受到学界的重视并流传开来，从罗振玉、陈垣、陈寅恪老一辈的先贤一直到现在，经过常书鸿、段文杰、季羡林、樊锦诗、荣新江等几代人孜孜不倦地研究，敦煌学的研究中心逐渐由国外转向国内。

常书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常书鸿在梁思成、徐悲鸿、于右任等人的鼓励与帮助下，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中国第一所“敦煌艺术研究所”，致力于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初具规模。建国以后，因为政治原因，敦煌的大部分学者离他而去，作为所长的他不单始终如一的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如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

段文杰，在敦煌壁画面临绝迹的时候，他看到了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之后，下定决心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敦煌，不能再让敦煌壁画支离破碎、毁坏失损。在敦煌过着极为艰辛的生活，把临摹敦煌壁画作为终生的使命，临摹了340多幅敦煌壁画，极为关键地捍卫了敦煌艺术的烟消云散，如今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他最伟大之处在于穷其一生，将敦煌壁画的艺术临摹下来，展示给全世界，《敦煌学大辞典》的出版是他们这代人对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的答卷，在他们这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他说：“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共同努力的成绩，但是敦煌学是国际的学问，欢迎各国学者进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季羡林，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由于懂得十几种语言，尤其是精通吐火罗文，对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语言有所掌握，是研究敦煌学罕见的语言通才，是研究敦煌学的泰斗，也是中华民族的国宝。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不仅是佛教、吐火罗语、印度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佼佼者，而且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而且对于中国集大成的文献有重要贡献，如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儒藏》、《敦煌学大辞典》等。

樊锦诗，一个将自己青春年华献给敦煌学的人。有人的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有的人因爱一首歌而跟着轻轻和，也有的人只因一眼，就把自己的一生扎根在敦煌这片荒凉的大漠里，整整五十年。一个北大刚刚毕业的高材生，远离繁华大都市，千里迢迢来到大漠深处与敦煌莫高窟长相“厮守”。在樊锦诗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负罪感，她来敦煌好像是在替王道士在赎罪。期间，因为地域的关系樊锦诗与她的丈夫发生过纠葛，婚姻几乎破裂，在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努力下，敦煌实现了文物的数字化保护，一方面对于文物进行了产效的保护，另一方面让全世界都对敦煌进行了重新的认识。

敦煌虽然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却在日本、法国、英国这样一种说法，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对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揶揄嘲讽。研究敦煌学的第一手资料被盗往不同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国内学者研究资料的缺失，落后是必然的，敦煌学的研究不在中国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敦煌，世界的敦煌。敦煌艺术见证了使用多种语言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的文化交流，敦煌壁画艺术生动形象地绘制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敦煌石窟也是多元化文明擦出的火花。透过敦煌，可以窥见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斑，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自己先祖在这里留下的遗迹，这正是敦煌的魅力。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这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为西方探险家所知，接二连三的盗墓者从藏经洞骗走了珍贵的文书，敦煌莫高窟里残破不堪的壁画便是他们的罪证。

当掌握第一手文献的学者对敦煌研究的成果公之于众后，整个世界都被惊动了。然而作为中国的敦煌学者却只能眼馋，忍受着自己国度的东西被外人研究，自己却毫无发言权。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努力地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这样一种说法。

敦煌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最早见于季羡林先生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在季羡林先生提出此观点之前，盛行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某某国的看法，由于中国想要将这些被盗走的敦煌遗书收归国家的想法难于上青天，中国学者只能放宽自己的胸怀，接受外国人的研究成果。

季先生撰写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明确提出敦煌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后来经过修改，此文成为《敦煌学大辞典》中“敦煌学”一词的词条。现在，敦煌学是一门学科的看法已为多数敦煌学研究者接受。季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准确概括，同时，也充分显示中国学者应有的宽广胸怀，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者的一致赞赏。季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理论贡献，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学在日本”，有中国学者说要“夺回敦煌学中心”，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学在世界”。如今，经过三代四人以及一系列敦煌学研究机构，中国学者也意识到敦煌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敦煌遗书也不属于盗墓者，而属于整个世界。

20世纪以来，从藏经洞的被发现，到所谓的探险家或考古学家对藏经洞的盗取，敦煌遗书的流失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伤心史，拥有第一手资料的学者通过将盗取的文书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样一种说法随之而起，中国学者深感民族之耻，通过斥巨资买来敦煌遗书的影印照片进行研究，通过80多年的研究，历经三代人的努力，正在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样一种尴尬境地，敦煌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敦煌学，是国际性学术研究的一次尝试与实践，是未来国际性学术研究的一个良好范例。不过，从民族性的研究到国际性的研究，由于受到语言的障碍、研究资料的民族偏见、科技手段运用的政治性偏见等因素，导致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未来依然磕磕绊绊。

语言的障碍，不同民族的语言不尽相同，因此不同语言的的翻译创作则显得十分重要。翻译的工作就象是嚼饭喂人，好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原创工作，糟糕的翻译则不然，便是一种“以共昏昏，使人昭昭”的行为，不仅误己，而且害人。

敦煌学的研究，所面临的语言的障碍尤为显著。一是语言种类繁多，仅从已发现的古代文献中知道的文字就有17种之多，用于书写的语言有24种之多，如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等多种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另外还有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境外民族的古文字；二是面临难以破解的死文字，如果各国学者不能精诚团结起来，破译这些死文字，关于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奥妙将永远无法破解。从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文字之间的关联之处，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破解死文字，另一方面为我们研究历史上敦煌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活动、社会经济状况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我们可以珍重地说，敦煌遗书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在将愤怒的矛头对向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直接的盗贼，但是发展到今天，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人有权力对其研究。况且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这些敦煌遗书原则上应为世界所共享，而非以高价购买照片的形式进行来进行研究。为缓解各方利益纠纷，敦煌学应该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敦煌博物馆，将这些有关敦煌的现有的遗失的资料收集在一起共世界学者享有，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把盗走的别的国家的文物作为自己的文物封锁起来，并奉为圭臬。这严重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果敦煌遗书流失的国家不能将这些文物共享给世界，那么一直被认为是盗贼的那批敦煌侵略者将永远被视为敦煌学研究的千古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弗兰西斯·培根有一种“洞穴的假象”的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因为性格、爱好、教育、环境而产生的认识中会存在片面性的错误。这里，笔者认为敦煌学研究资料的民族性偏见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样，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也会因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而各不相同，并会局限于这些因素之中，无法进一步拓展认识。对敦煌学来说，这就显得非常重要。

民族性的偏见，导致敦煌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残缺不全，不同的国家研究敦煌学就象是在盲人摸象，它们只能局限于自己所能掌控的资料之中，无法获得全新的认识。民族性偏见的危害，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的否认上，藏经洞的被盗，敦煌遗书的流失，似乎在那个年代合情合理；其次，以自己国家所珍藏的珍贵写本为依据，做秘密研究，严格控制文书信息的外流，被当作国家机密一样来看待，把别人的文物当作自己的国宝，既没有分享文物的照片内容，也没有主动归还文物，甚至以此为牟取暴利的手段。

历史已经过去，将永远回不来，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历史的罪人，而是要坦然接受历史现实，积极磋商，寻找消除民族性偏见的办法，探寻互利互惠之道。

高科技被一个国家视作捍卫国家主权的武力保障，除了将最先进的科技手段用于军事国防以外，也应该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对于国际的学术研究，不能把研究技术当作制约不同国家研究的手段。比如拥有第一手资料的某个国家和掌握研究技术的某个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面互相制约，我不给你提供第一手资料，你也不给我提供研究的科学技术，如此僵持，自然也就制约了学术研究。

综合来说，敦煌学研究的障碍主要有三，第一是第一手资料的散落，分布于不同国家的博物馆之中，而国家之间因为历史的积怨、民族的情节则各自为营，进行坐井观天式的研究；第二是对敦煌遗书资料的破解，宥于语言的限制，对死文字尚未破解，而各个国家、民族却又没有形成合力，所以难度较大；第三是对于研究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尚未达成一致，这都缓解了研究的进度。

【原】众神在此相遇——敦煌艺术的滥觞及敦煌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