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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从《诗经》《尔雅》到屈原的《离骚》，再从诸子百家到二十五史，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中国的文史哲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哲学也适用。为什么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提法历来被许多人所接受？又为什么对西方哲学也适用呢？ 为什么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提法历来被许多人所接受？从总体上来说，“文史哲不分家”这一命题包涵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语言性，然后才是文学性，即通过文学性的语言来表述或传达人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史”则指的是过去，凡是事物的产生必然有其一定的历史，这里更侧重的是符合论述的史料，是论证所需的理论与素材来源。“哲”就是对事物的观点与看法，是个人思想的精华，时代精神的精髓。 三者之间并无强烈的必然关系，但是如果能把三者结合起来的人，必然是哲学大家、时代翘楚。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他就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人，在同时代，无人可与之相媲美。如若单论某一方面的成就，静安先生却仍可以和诸多英才齐名。论文学，静安先生诗词造诣非常高，《人间词话》评点字字珠玑；论史学，他是通过甲骨学研究殷商史的先驱；论哲学，他提出了人生三境界说。他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这三大学科之间，又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而其为人，则又可以和上古先贤爱国大诗人屈原相提并论。至今难忘静安先生自沉昆明湖时的遗嘱：
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个人认为冯友兰的见解比较中肯，与梁漱溟关于世界的三对关系相比，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里，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看待的：
在谈论中国哲学的时候，难免要拿西方哲学作一个对比，关于中西方哲学的差异，这让我想起一位研究哲学的泰斗级人物——苗力田先生。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苗力田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苗力田先生 他的这段话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一言以蔽之，中西哲学的差异在于：学以致“用”和学以致“知”。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其主要特点，莫要吹毛求疵，以点概面。他一辈子都在研究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的领悟深有功夫，到他晚年的时候，又回过头来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可以说，在驾驭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功力，提出来的观点还是颇具道理的。 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特点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要想全部表现出来恐怕很难，但是老子说的好“道生一，一二生，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文史哲不分家”。 首先、中国的哲学著作大多是文学经典，以诸子百家为代表。先秦诸子百家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哲学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调。最为典型的哲学著作《道德经》、《论语》、《大学》、《中庸》、《南华经》等既是文学经典又是哲学经典，几乎没有强烈的分界线，而且后人在理解的时候也没有很明确的界定。 中国哲学的特性使其语言富具文学色彩，大凡文学成就很高的作品，总有一些流传千古的名言隽语，而这些名言隽语正是因为其深刻的哲理而让人耳熟能详。例如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老子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庄子的“吾生有涯而知无涯”，朱熹的“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其次、中国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富具哲理的名言隽语非常之多，以《红楼梦》为例。 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的精神》（收录于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一文里作了详细的论述：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红楼梦》为什么难懂，因为作者在前几回里用名言隽语的方式表达了小说所要表达的哲学思想。而研究红学的专家，不是历史学家就是考古学家，抑或文学家，鲜有中国式的哲学家来研究，而研究红学的胡适只算得上半个哲学家。《红楼梦》前几回是整部小说的基调，非常难懂，而且有些诗词如果没有专业破解，是很难读懂的。如“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像这样如名言隽语的一些话，本来就包涵着深奥的哲学道理在里面。 再次、史学是中国文学与哲学的表现方式，以二十四中的《史记》与《资治通鉴》为例。《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功用。《资治通鉴》直接开宗明义地讲道“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可谓史学观在哲学上的体现。二者之中一个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强调历史的存在价值。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中国的史学著作代表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与精华。 对于西方哲学，“文史哲不分家”怎么来理解呢？如果说理解中国的文史哲不分家要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上来理解，那么理解西方哲学的文史哲不分家则要从逻辑上来理解。 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讲逻辑、讲思辨，从最早的“逻各斯”（“logos”），到现代西方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其逻辑学的终极目的是在探究人的理性思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是人通过理性思维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艺术。这一点上，中西方之间有莫大的关联，但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很难考据了。例如文言文的语法与目前西方盛行的英语语法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反而到了白话文以后却是背道而驰的。 我曾在讨论中国哲学自我洞见的一篇文章里，论述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这一问题存在的根源，在我看来：概念是产生问题的根源，范畴是产生差异的原因，标准是产生争论的缘由。 纵观西方哲学史，从巴门尼德所认为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主要讨论“be”与“being”之间的区别），再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将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到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集大成并正式创立逻辑学。遭遇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以后，先后经历工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两次彻底的洗礼，西方哲学到了康德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康德认为大家争来争去，都是“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到了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分析学派那里，历经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逻辑分析等阶段，数理逻辑成为了上个世纪西方哲学的巅峰，同时哲学危机的出现促使其进行语言学的转向，而语言学的转向则又回到了巴门尼德的路子。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我们如何来通过语言的艺术来表述这样的事实命题，则是西方哲学史中“文”的一方面。 西方哲学“文史哲不分家”中“史哲”的表现甚至要高于中国哲学。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从此以后，“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命题被广为传诵，甚至被视为哲学史研究的圭臬。 个人认为，黑格尔这个最初的命题并不存在问题，“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哲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没有产生大的变化，只是因时代不同、因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才造就了浩如烟海的哲学史。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黑格尔最初命题并没有问题。但是，后人却把这一命题偷换概念、颠倒黑白，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俨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从逻辑上来说，Ａ是Ｂ与Ｂ是Ａ根本就不存在全同关系，真是以讹传讹，我们可以说“哲学史是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并不能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说苹果是水果的范畴，但是并不能说“水果的范畴就是苹果”，那香蕉、西瓜岂不大有意见？同样的道理，不知道举的这个例子有没有将问题复杂化，逻辑是思维的产物，语言是思维的表现方式，所以弄清楚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生过“言尽意”与“言不尽意”的争论，也产生过“声无哀乐论”的思想精华，要知道这要比西方哲学早一千多年。 依我看，西方哲学史是不同时代各个哲学家思想家们思辨的精华，了解他们的思想非常重要，这才导致了“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荒诞论调。 如今，随着学科的细分，每个科目不断地被分解，文史哲被人为地强行割裂开来，这对于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文化来说，其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这种人为地划分使得各个学科之间虽然在表面上看似被分割开来了，但是在实际地运用中却是丝毫断不可分开的。这种学科细分的表现首先是在学科的设置上，主要在大学所设专业上可看出这一点，另外一个是就是自媒体领域的板块划分上，硬生生地划分出一个板块来，简直是传统文化破坏的罪魁祸首。 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该往何处去？需要慎思啊！ 2020年11月24日19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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