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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于牛虻公众号 什么是启蒙运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作过一个解释。他认为：
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呐喊》，通过呼喊唤醒沉睡的民众，尤其是被困在“铁屋子”里的人。抑或可以理解为打破蒙昧状态的人，使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避免“温水煮青蛙”。 在中国近代史，有三次比较著名的思想运动，而这几次思想运动的功效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如果单独从效果上来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第一次思想较为彻底的启蒙运动，它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之天下”，凡是想当皇帝的人都会被群起而攻之，以袁世凯、张勋复辟为例。第二次社会思想运动，则正是以《新青年》为宣言书，即新文化运动，从哲学、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发起了启蒙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它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沃土。第三次则正是集思想启蒙与运动实践于一身的五四运动，不仅反帝反封建，而且还迎来了马克思主义。 启蒙的精神是什么呢？ 首先是自由。诚如启蒙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那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人的主人，反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而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是无法得到任何补偿的。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并且取消了意志的自由，也就相当于是取消了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为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无条件地服从，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且自相矛盾的约定。思想自由成为了一个人活着的存在价值。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思想阵营，脱颖而出的有胡适与鲁迅，他们二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思想双擘”。他们以笔御剑，启蒙新知，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雄师”。 在蔡元培治理下的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直接影响了梅贻琦管理下的西南联大，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悼词中总结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学风，才使得五四运动得以在北大滥觞并席卷全国，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西南联大才得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其次是怀疑与批判。在文化领域，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新学，反对旧学，提升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实用主义。钱玄同主张把“线装书扔进垃圾堆”。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反对愚昧，反对旧道德，打倒孔家店，提倡“拿来主义”。在社会领域，李大钊引进马克思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 再次是斗争精神。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在社会领域的一次实践，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由是争取才能得到的，民族独立也是争取才能得到的。因为没有人会给你拱
《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初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主要以月刊形式发行。《新青年》从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共出版月刊9卷54期（1915至1922年）、季刊4期（1923至1924年）、不定期刊5期（1925至1926年）。 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
今天，再当我们回首他们的思想主张时，有利有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中华民族得以绵延不绝的灵魂所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辩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科玄论战的争鸣呢？ 正如南北朝时期惠琳的《白黑论》中论述儒释道三种思想一样，“儒家”在当时是“白学先生”，“释道”在当时是“黑学先生”，无论是“白学先生”还是“黑学先生”，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如何更好地维护统治。 近代，“儒家”沦为“黑学”（它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科学、民主”则上升为“白学”（它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无非是又一次“白黑论”。这与历史上的论战根本不同之处是围绕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不是为了维护阶级的统治秩序。 科学与玄学并不是矛和盾的关系，而是弓和箭的关系，二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科学的弊病正是玄学的长处，玄学的弊端正是科学的长处，二者不是水和火的关系，科学与玄学论战有一些把二者当成水火不相容的味道，这是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 新青年相关文献资料 《新青年》更名后的第二卷第一号 《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陈独秀（1879-1942）（照片选自《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安徽怀宁人。革命家、思想家、学者。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文科学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论著编为《独秀文存》等。 蔡元培（1868-1940）（照片选自《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浙江绍兴人。1916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为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创造了条件。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在北京大学师生校友的支持下，《新青年》第四至六卷（1918年1月15日至1919年11月1日）的编辑形式，由陈独秀一人“主撰”转变为“编辑部同人”轮流编辑。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发的编辑部启事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新青年》第四至六卷的部分要目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 在北京期间，《新青年》仍以月刊形式刊发，每卷6期，编辑部同人每人负责一期，《新青年》“六大主编”由此而来。 由于编辑部成员变化，“六大主编”实不止6人。综合《新青年》编辑及作者的书信、日记、回忆等文献资料，除陈独秀外，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皆在“六大主编”之列。他们不仅共同承担编辑组稿工作，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1917年起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哲学门主任、英文系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等。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中国系统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领导者。1918至1927年受聘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史学、政治学等系教授。
陶孟和（1887-1960）原名陶履恭。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社会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14至1927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中国社会学近代研究体系的奠基人之一。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墨，字秋明。祖籍浙江湖州，生于陕西安康。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1913年起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会长。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文学家、语言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1917至1920、1925至1934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研究院文史部主任等。
钱玄同（1887-1939）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语言学家。1915年起受聘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等。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安徽六安人。政治学家。1917年起受聘北京大学，曾任政治系教授、北大丛书编译委员会委员等。
发表在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的《实验主义》
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玄学的伟大之处正是科学所不能的，甚至是能够解决科学所带来的异化影响。比如说，道德便是科学所不能进行科学解释的，黑格尔说：“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法哲学原理》），“法是主观意志的定在”（同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道德必然要牺牲科学的原则，所以，科学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主宰万物的一切。 回首那些玄学所面对的问题，形如信仰、诚信、道德、宗教、伦理、礼仪等，没有哪一个是科学所能完全解决的，用科学的方法也未必。休谟所提出的“休谟问题”中的“如何由‘一定'转变为‘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所面临的形而上学的最大挑战，尽管休谟本人痛斥形而上学并且对之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却没有预料到他的这一问题成为科学与玄学对话的桥梁。（关于休谟问题，我将会有专题讨论） 注：《新青年》图片史料来自北京大学校史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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